哥哥不是吹牛皮(12)

十二

　　大院西边是廖家

　　大院的西边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那是廖承志伯伯家。院子比篮球场还要大，北边是别墅式的小洋楼。过春节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带我们去廖家拜年，有时候星期天也会带我们去廖家做客。

　　廖家经常放电影。何香凝奶奶爱看香港电影，演的都是悲剧式的恋爱故事，说的是公司里的白领丽人如何谈恋爱，如何和家庭闹矛盾、跟老板有纠葛，到最后要跳悬崖。这样的电影我看了心里总是觉得不舒服，动不动就要死，很可怕，那电影音乐也很恐怖。当然也有快乐的，如小家碧玉骑父亲的自行车，突然遭遇车祸了，把车摔坏了……最后弄一堆笑话的喜剧。看电影时何香凝奶奶坐在大大的沙发上，沙发上面披着一领老虎皮，我坐在后面，那老虎头正好对着我。黑暗中，老虎的眼睛瞪着我，仿佛就要向我扑来，很可怕。我们家有一本何香凝奶奶的大画册，她画了许多下山的猛虎，是用工笔画的，那毛发和胡须都一根根地竖立着。她还喜欢画水墨的梅花。那时，我们家墙上还挂着一幅她老人家送给我爸的水墨梅花图。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让我们小孩子回味无穷的是，廖伯伯家有从国外带回来的各式巧克力糖和饼干。

　　廖伯伯长得胖胖的，总是笑哈哈的，显得五官小小的。在何奶奶面前，他就像个大娃娃。何奶奶叫他“肥仔”。

　　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阿姨很和气。廖家孩子比较多，廖晖最大，跟我们年纪相仿的都叫丁丁、豆豆之类的名字。

　　因为工作原因，我爸经常向廖伯伯汇报工作。我爸说，有时太忙了，他甚至把廖伯伯堵在马桶边谈工作。

　　那时我爸34岁，我妈才29岁。我妈原在铁道部工作，后来为了照顾家庭，我妈也调进我爸的单位。妈妈的字写得好，她经常做会议记录。

　　我“文革”以后才知道：那时，我爸曾当过办公厅主任和一司司长，我妈当过人事科长和侨汇科长。“文革”以后，我爸重新在廖承志主任领导下任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他经常出差到各侨乡省份去拨乱反正落实各项侨务政策，这些政策正是50年代，他参与调研、起草的那些政策，比如侨房政策、侨汇政策等。

　　11岁的我成了一家之主

　　1957年的暑假，侨委大院到处贴满了大字报。连花园、操场上也挂满了大字报，就像迷宫一样，我们小孩儿就在大字报之间玩捉迷藏。有一天，一群情绪激动的大人喊着口号，冲进我们海棠院，冲进我家隔壁的阿姨李凯惕家。他们连推带搡地把李阿姨揪走了。我们小孩都很害怕，我躲进家里，隔着窗帘的缝隙往外看。我看到李阿姨愤怒挣扎着的样子。

　　李阿姨是个画家，她曾送给我两本她画的小人书（即连环画），在封面的作者栏上印着她的名字。我问妈妈：“李阿姨怎么了？”妈妈告诉我：“她说了错话，被人家当成了右派。”我问：“右派是什么？是反动派吗？”我妈说：“你们小孩子不懂。”

　　1958年，我四年级放暑假之前，妈妈告诉我下学期要给我转学校。我一听心里特高兴，因为自从育才小学转来外校的学生，风气好像突然变了。外校来的学生总是很强悍的样子，打架特别厉害。这时我同桌也转来一个女孩，她说的是天津话，碰到不懂的字她会操着天津腔问我：“这是吗字？”他们都能讲一些外界很好玩的见闻。所以，我也很想换个环境了。

　　小时候我总是受欺负的角色，在家里，如果我妈对我好，安弟为了争宠也会来打我。经过学校的熏陶，我渐渐也变得蛮横起来。暑假里的一天晚上，我跟安弟吵架，气急时我一挥手就打了他。我妈见了很生气，就重重地说我，好像还打了我，我一赌气就跑了，也学人家离家出走了。

　　其实这时我也不敢走远，也就在大院里到处逛。我无所事事地乱逛到很晚，忽然院子里传来妈妈的声音，她到处叫我“安哥——安哥”。任她怎么叫，我就是不出声。我妈找不到我，就走出了大院，大概是去我姥爷和舅舅家找我。天很晚的时候，我躺在一个石凳上看星星。我又听到妈妈一路叫着我的名字走回来，这时，我故意坐在路边，就让我妈给带回家去了。

　　两个弟弟已经睡了，我正倔强地站在饭桌前准备挨打，没想这时候我妈却趴在饭桌上抱头痛哭起来。我正不知如何是好，我爸也跟着抱着我妈的头，发出凄厉的哭声。他们哭得特厉害，简直就是号啕大哭。

　　这下可把我吓坏了，我忙哭着说“我错了，我错了”。哭了一会儿，后来是我爸先站起来，他擦干眼泪，反而对我说：“这事和你没关系，你先睡吧。”然后，他就去安慰我妈了。我也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躺在床上，脑海里仍浮现着我爸因工作劳累，以致头发全脱落的光头，颤抖着哭泣……我怎样也想不通，平时不苟言笑的爸爸怎么也会哭得这么伤心。

　　可能是累了，我很快就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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