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21)

二十一

　　往事如烟，如今反思，我们当年那么狂热，是因为此前中国的各级当权派的权利太大了，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奉命从群众中按定额（一般是百分之五到十）揪出“反革命”、“右派”、“四不清分子”送去劳动改造甚至投进监狱。我爸和我妈被打成“右倾”和“右派”，他们的罪状之一就是“反对领导就是反党”。我爸说，那领导的手下还恶狠狠地指着他的鼻子说：“要是在战争期间，早把你枪毙了！”而“文革”一开始，当权派都纷纷被打倒了，就好像是真有报应似的。大家像过狂欢节似的。但是，没想到这“大民主”带来的是大动乱和大劫难。国家也一步步地走向“崩溃的边缘”。

　　因为我妈曾是右派，所以我申请加入红卫兵没被批准。后来社会上掀起“破四旧”运动的时候，我见到红卫兵在学校里把一些街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弄到学校里来打，我看了很不舒服。有一次我路过21中的时候，见殡仪馆的大卡车停在路口，有许多小孩蹬上车轮扒着车帮探头往车里看。我也扒上去看了一眼，车里摆满了从各中学收来的许多被打死的人的尸体。不一会儿几个殡仪馆的彪形大汉用担架抬着几具尸体从21中快步走出来，一路吆喝着驱赶看热闹的人们。他们来到车前，把后门打开，把尸体甩上车，再把后门关上，然后攀上卡车，坐在尸体堆的两侧，面无表情地扬长而去。

　　后来我们班里也开始开会批判一些同学，那时有个口号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我的好朋友王开平也被骂“狗崽子”，我很气愤，就跟骂他的红卫兵同学吵了起来。因为吵了架，有很多同学怕我吃亏，就帮我在学校开了证明，当晚我们就离开北京去“大串联”了。同学姚震的爸爸是北京火车站的主要领导干部，他带着我、侯红军、刘安阳，不买票就上了火车。

　　那时我19岁，第一次坐火车离开北京出远门。

　　我兴奋地把头探出车窗外，迎着风看那疾驰着的田野、乡村……突然，一块黏糊糊的小东西“啪”地一下糊在我的脸上。我用手一抹，见是黄黄的、臭臭的——是前边窗口的小孩儿拉的屎，他妈随手扔出窗外，风把那其中一小块儿吹到了我的脸上。我在同学们的笑声中去洗手间洗脸。

　　车到天津站，站台上有许多叫卖天津“狗不理”包子的手推车，热气腾腾，香气扑鼻。我要了两盒，售货员从车窗把包子递了上来。包子是用木片盒装着的（就是做火柴盒用的那种木片），一盒四个包子。我用刚洗过小孩儿屎的手抓起包子分给同学吃。那包子真是隔皮儿见馅儿，咬一口下去，汤汁顺嘴流。等火车开了，我们把包子也吃完了，我才后悔没有多买几盒。要知道那时候才刚经过“三年困难时期”，这包子又不要粮票、油票、肉票。如今时隔40年，无论是1991年我去天津采访时，在“狗不理”包子铺买的包子，还是在广州超市买的速冻“狗不理”包子，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包子了。

　　第一次乘火车旅行虽然以“大串联”为名，但我们也只是把同学带来的传单在火车上撒了撒，主要还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去了上海、南昌和武汉，每个城市只逛了两三天，现在还有印象的是：在南京，火车在晨曦中开上渡轮过长江；上海的早晨街边摆了许多马桶；武汉大学的风景很美丽；信阳车站卖的烧鸡真好吃……那时候，“大串联”才刚开始，火车上并不拥挤。

　　在武汉，站在长江大桥上，可以望见数十头大鱼的脊背在滔滔的江面上沉浮，当地人告诉我们，那是“江猪”。几十年后，我再去长江的时候，就再也见不到“江猪”的影子了，不知那江猪是否就是现在已经灭绝了的长江白鳍豚。我和刘安阳还跳进长江，学毛主席的样子“畅游长江”。长江的水流很急，我们只能顺流从长江大桥的两座桥墩之间游过，然后赶快奋力游回岸边。稍不小心，我们就会被江水冲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第一次串联我们去了10多天，直到把每人带的二三十元都花光了，才回北京。

　　我背上相机，吹着笛子去“大串联”

　　学校每年9月份都会组织去农村秋收，虽然这一年社会动荡，但还是有老师组织我们坐火车去北京南口的山上帮农民秋收。

　　南口在京郊北部八达岭长城的脚下，是有名的古战场。这里的山也特别漂亮，沿着盘山的石板路走上去，在山洼里出现了一个小山村，这山村之上还有一个山村，一上一下相隔两里地，村民都是一个姓的。我们住在老百姓家，先帮他们收小米、割谷子，再到山下的大田里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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