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31)

三十一

　　我家五口人分了五个地方

　　1969年4月份时，我收到家里来信，说爸爸要到江西进贤县“五七干校”下乡劳动了。我爸是去打前站选址建校的，5月就要下乡。我向农场领导申请回家探亲，送我父亲下乡，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了，恰好同学林力也申请回家探亲，我们就结伴同行。

　　从大勐龙到昆明，要坐三天半的汽车，一路上山路很险，汽车穿过原始森林，林中的公路有无数的急转弯，而且基本上都是沙石路，路滑，沙尘又大。长途汽车司机一般都很小心，一天只能走一二百公里，哪怕天不黑也要住店休息。我记得我们在景洪、思茅、墨黑、扬武和昆明都住了店。一路上，经常可以见到胸前缝着挺大的白布标牌的人，标牌上写着“炮派”、“反革命”等字样。这些人都低着头，做着繁重的或者“卑贱”的体力劳动。从昆明坐火车到北京还要走三天。车上很挤，我们是在半路上，有人下车了才找到了座位。车到武汉时，我们已经坐得腿都肿了。趁火车停站，林力机灵地钻到卧铺车厢找到两个铺位。她占好了铺位，然后把身子探出车窗向我招手，我立刻背上行李从站台跑过去，趁列车员不注意，一纵身就从窗口爬了上去。哥哥不是吹牛皮，想当年我的身手比现在还要矫健，和如今的打工仔有得比。上车以后，我睡上铺，她睡中铺。睡了一晚，到了北京，我们腿都消了肿。每逢说到这里，我的小朋友都并不关心我们的腿会不会肿，而是问我们男女青年在这十天里有没有“情况”。没有，真的没有，我们可都是男女分校的中学毕业的，很规矩的。而且我们都已经22岁了，思想很成熟了，西双版纳的环境又那么艰苦，真的不敢考虑“个人问题”。即使后来我向女同学“表示态度”，人家也是回答：“还没考虑。”

　　回到北京没几天，我的两个弟弟也都从各自工作的地方赶回了北京。我们一家人到天安门照了相，然后我爸就去了江西。那是1969年“五一”劳动节之后的一天，中国共产党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天安门广场上风沙很大。

　　从此，我们家五口人，从南到北分了五个地方，相去几千公里。

　　那时我小弟安末已自告奋勇地和几个同学到吉林省扶余县插队落户去了。虽然才去了一个多月，但见面时他讲了很多见闻，尤其是讲到用他在北京学的针灸之类的知识，给老乡们看好了病。讲起来特兴奋。一年没见，他已经长到将近一米八的大个儿了，脸上胖嘟嘟的越来越像蒙古大汉了。我也讲了到西双版纳一年多的很多故事。

　　那时安弟已经被分配到北京郊区的粮库工作，他所在的粮库靠近怀柔水库，工作十分安闲，等安末回吉林以后，我跟着安弟去怀柔水库玩。晚上，住在他们粮库的宿舍，哥儿俩有说不完的话，安弟告诉我他们粮库有个老头，解放前是县里几代世袭的刽子手，他有很多传奇故事。安弟听我讲到在西双版纳的日子和那么多友好的同学，觉得他在粮库的日子太无聊，也没有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他也想去西双版纳。于是，我们就一起分析了去留的利弊。

　　我的母校25中知道我回来探亲了，就请我回去讲知青下乡的生活和工作。正好那时西双版纳农垦局也到北京招工，也让我到金鱼胡同的东城人武部的礼堂去讲了一次。那一次，来的有好几百人。

　　我讲在疆锋五队的生活，讲同学如何在一起劳动，老工人对我们如何好，同时也没忘讲西双版纳的自然条件，讲那里什么草都扎人，什么虫子都叮人。我把西双版纳的生活渲染得挺丰富的，就是没讲派性斗争。后来，听我们农场来北京招工的干部说，有成百上千的人受了我的影响来到西双版纳。

　　我从西双版纳回北京探亲之前，曾到各分场去向同学们告别，他们纷纷把自己家的地址写给我，并托我带了家信。所以我在北京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到各家去探访。每家的家长见了我就像见到了自己的子女一样，热情款待，嘘寒问暖。当时，我就像是吃百家饭的孩子，真有些受宠若惊了。那些家长们的眼神我至今难忘。

　　安弟去西双版纳农垦局到北京招工的地方报了名，我认识东风农场来招工的人，顺利地把安弟招去了。临走，我妈还埋怨我没有把安末也带去，哥儿仨在一起也好相互照应。可是，那时安末已经回东北了。

　　安弟本来是个初三刚毕业的愣小子，没想到我离京才一年，他已经长得很帅了，身材也高了、壮了。我妈说：“你看安弟这一年长的，眉棱子和鼻梁子都鼓起来了，肩膀也宽了，像个大人了。”那时，他跟我站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对双胞胎。到前哨六队后的第二天早上，安弟先起床，他站在门口刷牙洗脸时，有个婆娘对着他看了又看，说：“彭振戈你怎么变样子了？”安弟说：“我不是彭振戈，我是他弟弟——彭安弟。”一群婆娘围着我们边看边笑。

　　安弟“文革”中曾在北京学过拳击，他经常在下工后教队里几个跟他一批来的北京知青练拳击。

　　队长缴了我的枪

　　在我探亲的这个月里，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队里的人告诉我，“九大”不仅把刘少奇定为头号走资派，还批判了刘少奇制定的“礼貌边防”的政策。于是在金三角的中缅边境线上，边防部队全线出击20公里，突袭国民党“残匪”——王宝军。这“残匪”在境外骚扰得很厉害，据说我们55个北京知青刚到西双版纳时，他们已经有了我们的名单，要绑架我们。这次的全线出击，端了“残匪”的许多老窝，我们大勐龙的边防部队还打死了一个团长级的“残匪”，大获全胜。庆功会上老百姓杀猪宰羊，边境的爱尼村寨还把“残匪”头头的首级给挂在竹竿上，农场的人都去看了。但是我们大勐龙边防部队也牺牲了两个司务长，其中一个还是以前我们在疆锋五队时去大勐龙参加军民联欢会时认识的。

　　不久，农场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我们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大会小会，领导讲话的时候，都不点名地批判我们“路线觉悟不高”。有一个女同学叫李小素，她家和云南省的第一把手——省革委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谭辅仁家是老朋友。于是，她在回家探亲路过昆明时，就住在谭辅仁家里向他告状。讲下面基层搞“站队划线”，搞武斗、打“落水狗”的情况。可是，李小素没过多久就被调去当兵了，而云南派性斗争的情况仍然愈演愈烈。后来，谭辅仁夫妇在军区大院他们住的小楼里被一位手持双枪的军区的保卫干事暗杀了。那个保卫干事在逃跑过程中又打死了两名战士，然后开枪自杀了。

　　有一天，生产队长把我的枪收走了，说是上面的意思。我当时很激动，当即给总场革委会副主任李秀奇写了一封信，说我来边疆是来建设、保卫边疆的，把枪收走我不服气。后来李秀奇在全分场大会上说：“有的人被收了枪还不服气。像你这样的人，路线觉悟不高，将来枪口对准谁也不知道……”这让我精神变得更紧张，压力更大了。此后。我们队里以前经常打闹嬉戏的氛围没有了，老工人和我们互相串门的也很少了。

　　大概在六月雨季来了之后，我们在山上挖梯田种橡胶，劳动强度很大。有一天中午，我又打摆子了，发烧到41至42度。打摆子这病，一旦打了一次以后，就年年都会打。

　　那天下午，我躺在床上，汗水把棉被棉褥都湿透了。安弟就上山向队长请假，要送我去分场医务所，队长不批，他就气呼呼地跑回来。熬到下工后，才由王惠民给我扎针，吃退烧药。

　　晚上，我披着大棉袄就去开会。会场在生产队中间的篮球场上，场边的房檐下只点着一盏昏暗的电灯，大家稀稀拉拉地分散坐着，队长像每天一样地站在灯下训话。他婆婆妈妈地讲了一通，从生产到政治运动的形势。然后话锋一转，不点名地批评说：北京来的知青路线觉悟不高，要改造思想……我越听越气，等他讲完了，就披着大棉袄站起来，往灯下走去，我说：“我也讲两句。”这时，不论是老退伍兵、老婆娘，还是知青，大家“呼”地一下都欠身拎着小凳子向我围过来，然后安静地听我讲。我说：“凭什么说我路线不高？连我的枪也要收？打摆子也不许去医院？……”我讲完就走回去，坐下了。这下队长可气坏了，他语无伦次地对着大家说：“你们怎么这样？我讲话的时候，你们就散得满篮球场到处是，彭振戈讲的时候你们就都坐过来了。这是什么立场！……”那晚上的会不欢而散了，但我在昏暗的灯光里感觉到，有好多人在背转身回屋的时候，忍不住地在偷笑呢。

　　晚上王惠民给我吃了药，我就睡了。第二天我起得晚，等我起来刷牙时，只见队长蹲在我们屋对面的墙角，几个退伍兵的婆娘们围在一旁指手画脚地笑话他。听说是队长他老婆不让他进门，不给他吃饭。看他那样子怪可怜的。

　　那天上午，队长安排安弟和王惠民送我去分场医院住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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