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34)

三十四

　　第一个在西双版纳丧生的同学

　　凌瑜是我同年级但不同班的同学。他的父母是右派，1958年就被遣送去劳改了，他是靠姐姐供他读完高中的。凌瑜性格内向，平时总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容；但他心地善良而正直，身体很壮，工作很刻苦。印象里，白天他总是打着赤膊挥着锄头，那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肌肉丰满的背影不时在山间显现。晚上，他总是在蚊帐里就着马灯的光看书。我总觉得，在他的身上有雨果的《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影子。在那场政治运动中，他和我们大多数同学一样，没有“投靠”造反派，只是默默地但更坚韧地劳动、工作。

　　1969年中，他报名去了一个偏远的新建生产队。听说每天他总是最后一个下山，还要扛一棵干树送到伙房当木柴；饭凉了就用开水泡一泡吃。平时，他总是默默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1970年的3月15日，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我从分场场部走10多里路到他所在的连队办事。一进他的屋子，见他上吐下泻，吐的都是绿色的胆汁，已经病得很重了。当时，他的同班同学王惠民正在他们生产队当卫生员，给他吃了药，似乎稳定了一些，我们和队里的老工人们都说要抬他去医院，但他坚决不肯。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凌瑜已经病得昏昏沉沉。我和王惠民还有一个老工人一起用担架把凌瑜抬到了五分场卫生院，医生一看，立刻派拖拉机把他送去小街的总场医院。

　　两天以后，凌瑜病逝了。死因是中毒性痢疾。那天，我们55个北京知青几乎都聚集到前哨分场场部，围在凌瑜的遗体旁。老工人把他安放在一个大的黑色棺材里。女同学们围坐在周围，手里不停地扎着白花。我已记不清，那一夜我们是怎么过的，只记得第二天一早，全分场的男女老少几乎都来了。开完追悼会，男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把凌瑜的棺材扛上肩，向墓地走去。墓地在三队的小山上，上山时，有同学把我换下来，我回头一看，送葬的队伍约有上千人，有的老工人、老大娘不时地在抹眼泪。

　　掩埋了凌瑜，举行完仪式以后，已是中午时分。人们散去的时候，军代表宋天明叫我们北京知青留下。他讲了许多话，我只记得他说：“过去的事谁也不要再提了，谁提谁负责……”

　　时隔30多年了，我只能粗粗地把过去的事写出来，已没有什么责任好负了。

　　“瘦是瘦，有肌肉，虚是虚，有干筋儿”

　　1969年下半年，陆续从北京、上海和昆明来了大批知青。昆明的知青相对来说像他们的方言语调一样，比较憨厚淳朴。北京来的知青“老初一”、“老初二”的比较多，还有小学“老六年级”（即1966年他们所上的年级）的。这些小孩特能侃，一来就跟我们吹：说他们的父母下“五七干校”了，哥哥、姐姐都上山下乡了，他们这些小孩便没人管了，经常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或者是一身“军绿”，骑着带转铃的自行车，结帮打架，动刀子，或者去“拍婆子”，就是去搭讪女孩子。就像后来姜文拍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表现的那种生活。上海知青个子比较高大，皮肤比较白净，对生活很讲究。在集体宿舍里，他们往往可以各自用塑料布隔出一个两平方米的小天地：竹笆床旁是一个木的行李箱，这种木箱北京和上海知青几乎每人都有一个，约90公分宽，60公分高，他们用土坯把它垫高，再用花的塑料布铺上去，布置成一个床头柜或梳妆台，然后在上面弄一些小摆设，有些还洒上花露水，显得很雅致，用现在的话说叫很“小资”。他们一般就比北京和昆明的知青要显得娇气一些，所以刚来的时候，他们生病的或者皮肤被蚊虫叮咬后长疮的比较多。在农场，各地来的人不论老工人还是知青，大家都是讲各自的方言。别的方言大家都还能听得懂，而上海方言外地人就听不懂了，像听外国话似的。但那时候，大部分上海知青虽然会说普通话，可即使当着很多其他地方的人，他们之间还是讲上海话，让别人感到很尴尬。上海知青来了以后，生产队里就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上海女知青的门口，常常高高地挂着刚洗过的花内裤和乳罩，随风飘荡。

　　当大批知青来了之后，需要领导管的事太多了，领导就顾不上来批判我们了。因此我们“老北京”的处境相对好了一些。加上凌瑜积劳成疾去世之后，老工人和“老四川”、“老昆明”知青们就更加同情我们了。当时造反派已经掌了权，派系斗争相对少了，领导对我们也就没以前那样凶。

　　1970年的一天，领导通知我带上笛子到分场的业余宣传队报到。原来宣传队里缺少乐手，就让我去吹笛子。我是不想去的，因为我在六队跟很多人都混成了好朋友，而且我认为宣传队有很多节目是派性宣传。但上边下的是“死命令”，前哨六队已经把我除名了，好在有冯黎明也和我一起去，他是去拉手风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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