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41)

四十一

　　我们的舞蹈编导雷高谋、陈古群等也常去景洪的西双版纳州文工团学舞，我记得有个舞蹈老师姓马，是回族人，舞跳得特好。

　　有一次，我们重演一个老节目，余志刚翻来翻去找不到总谱。大家正着急的时候，范大成走过来，嗫嚅着向我们承认，是他为了考上海的一个文艺团体，把余志刚写的总谱当作自己的作品寄走了。我正要向他发脾气，余志刚却过来为他说情，说他再去把总谱写出来。要知道，那总谱可有两寸厚呀。

　　团宣传队不仅在大勐龙周围演出，还经常去景洪和思茅地区演出，也到过当地部队慰问演出。那时候，整个一师只有一团宣传队和我们二团宣传队最棒，人才也多，大部分都是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和昆明的知青。1974年，我们两个宣传队都有不少骨干演员被省上的专业剧团或军区的文工团抽调走，留下的人都有些心灰意冷。于是，一师师部把我们两个团宣传队调集在一起，成立了一师宣传队。任务是编排一台节目去省会昆明去演出。领导让我当师宣传队的代理队长。那一年的“八一”建军节，我们和州文工团在景洪的广场上同台演出，我们还共同排演了一个军民联欢的舞蹈节目。在这个群舞中，编导把我和杨丽萍配对。那时候，杨丽萍好像才15岁，是州文工团的学员，没想到她20年后成了全国最棒的舞蹈家之一。

　　那时候，陈凯歌和我的同学张承代都是师里篮球队的队员，他们的个头都在一米八以上。我们演出结束吃夜宵的时候，张承代拉着陈凯歌他们来我们这儿蹭饭吃。我们的夜宵是摆在露天舞台后边的一块平地上的，大家蹲着围成三圈，每圈中间摆着两三盆菜，有肉，有豆腐，还有花生。我把他们几个篮球队的安排在各个圈里，给女生的圈里多安排两个。他们篮球队的人食量比我们大两三倍，胳膊又长，伸手到盆里夹菜的频率也快。所以，他们一来，我们吃的速度也快了很多……大约10年后的一天，张承代从北京往广州我家里打电话，他说：“鸽子，你还记得陈凯歌吗？”我想了想，说：“不记得了。”“嗨！就是我们篮球队的……一团的……我还带他来你们宣传队蹭夜宵吃的那个……”“嗷，我想起来了，是斯文点的那个吗？”“是啊！他现在当导演啦！出名啦……”谁想到，陈凯歌现在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大导演了。

　　我们一师的宣传队因为是两个团宣传队合并的，所以阵容庞大，好像有六七十人，可谓是人才济济。无论是身材、相貌、歌喉还是台风，那真叫漂亮。乐队有三十多人，华天礽是第一小提琴手，指挥当然是余志刚。这么大的乐队，谁错了半个音他都能听出来。有一次，有人和他争辩，结果一查总谱，是那人抄错了半个音。我们的节目主要以两个队原有的保留节目为主，新创的节目不多，但我们把这些节目都重新抠了一遍，服装道具配齐，演员也合在一起，那气派就大多了。这台节目在春节前后到昆明等地巡回演出非常成功，省电视台还直播了，但是我没有参加。

　　那年的元旦前夕，我们的节目已经排练好了的同时，我回城到广州的商调函几经周折也批下来了，我一分钟都不敢多待，把摊子交代给仲永和他们之后，打起行装就走了。我的商调函是按照中央关于“父母身边没有子女的，可以调一个子女回城”的政策去办的。当时，我父亲已经从江西“五七干校”调到广东工作一年了。此前我的商调函已经被师部退回过一次。这一次，曾塞外给我介绍了一个在师部档案室工作的知青，让我亲自拿着商调函回团部找到领导，当面批的。

　　我到团部车队，找到了老朋友——北京知青“方块儿”（他的大名叫袁景玉，只因为他的脸长得方，体形也方，所以外号叫方块儿）。他把我让到火塘边，吃着他煮的东西，突然他开口说：“x！我们都是被你们骗到这鬼地方来的，你们北京55个回城，我不拉你们！”说归说，我走的时候还是搭的“方块儿”的车。

　　搭他车的人很多，他把我安排在他开的解放牌卡车的车头后面，坐在一堆木料上。迎着西双版纳湿润的山风，躲闪着路旁树梢的抽打，经过三天晓行夜宿的风尘来到了昆明。在昆明，我找在省里当了官的同学帮助开了介绍信，用农场给的路费加上行李托运费买了一张飞广州的机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飞机。

　　转眼间我离开农场回城到广州已经32年了。想当年离开西双版纳的时候，我一分钟也不敢多待，生怕领导又把我扣下来。但回城以后，这些年却常常跟人谈起西双版纳，那里可是埋藏着我们数十万知青的青春年华的地方啊。岁月无情，如今我们这拨人都陆续退休下岗了。

　　这些年里，我利用去云南采访之便，又绕道回西双版纳东风农场6次了。

　　1990年，我在景洪街头拍照的时候，碰见原西双版纳州文工团的舞蹈老师，马老师正为游人拍照。我上前热情地叫他：“马老师！”他回头面带惊慌地看着我。我对他说：“我原来是二团宣传队的，当年曾经到州文工团里跟你学过舞蹈。我这次是从广州来的……”我还没说完，他已经警惕地看着我，返身收起他的三脚架，慌忙把相机和相版等东西塞进挎包，扭头走了。我惊呆地望着他那棱角分明的远去背影……我敢肯定，我没有认错人。

　　2003年春天，云南新闻图片社的摄影记者徐晋燕参与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庆祝建州50周年举办的摄影节策展。他的外号叫“冬瓜”，是我的老朋友了，他邀请我带着我在西双版纳拍的照片去参展。现在去西双版纳的交通已经很方便了，坐飞机当天就能到。在昆明转机的时候，我刚好和杨丽萍乘同一架飞机，她是参加州庆活动晚会的演出的。在景洪出机场的时候，见到来接机的“冬瓜”，他和杨丽萍也是老朋友，于是他把我和杨丽萍叫到一起，“不怀好意”地要验证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和杨丽萍同台跳过舞。我向杨丽萍自我介绍一番，并讲了当年的情况。她笑着点头认同了我说的情况，但是她说她已经认不出我的样子了，我说：“三十年前，那时你才十五六岁，我那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

　　过了两天，冬瓜约我们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界朋友聚会，聚会的地点在一个邻街的楼上，楼下是一个摄影冲晒店。在店里我又见到了马老师，他正举着刚冲好的一条彩色胶卷，对着天光仔细地看着，嘴里嘟囔着对旁边的发烧友说：“我的镜头太短了，舞台上的杨丽萍显得太小了……”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一阵发酸。要知道，他当年曾经是杨丽萍的老师呀！

　　我没有再去打扰马老师。我从当地的摄影师那儿了解到，马老师是个回民，他虽然舞跳得好，但在政治运动中却因男女关系问题被批判，开除了公职。“文革”后，他也没有向原单位提出申诉，因为他没有什么文化，不会写申诉信。他就靠在景洪街头给游客拍照为生。现在，绝大部分游客都有了相机，而且还是数码相机。他的生意越来越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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