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53)

五十三

　　30岁那年，我终于有老婆了

　　1977年，我已经30岁了。自从我妈也来到广州以后，她就紧着为我到处托人找对象。我的一帮哥们儿也都出动了，可是相了好多个也谈不成。家长都坐在旁边，双方都怪紧张的。我妈说：“你看人家安弟都已经谈了一大串了，这安哥连一个也还没谈上呢。”

　　其实也不能全怪我，那时候的广州可不像现在这样满街都是靓女如云，有点姿色的姑娘都愿意嫁个有“南风窗的”。连女知青都有去偷渡的。再说，人家本地人有自己的生活圈子，我初来乍到的连广州话都不会说，当然就难点儿。何况，哥哥不是吹牛皮，咱在西双版纳可是见过世面的，我们那儿可都是来自全国几个最大城市的知青，有成千上万好姑娘。北京姑娘大方、泼辣；上海姑娘漂亮、会过日子；成都和重庆的女孩聪明、伶俐；昆明女生淳朴、贤惠。我这西双版纳的兵团宣传队队长的眼光能低了么？怎么也得按我们队里能歌善舞的女队员的模子来挑不是？不过这话可不能跟我妈说。其实，我的心里也急着呢，知青里数我们“老高三”的年龄最大，都30岁了，能不急吗！再不急，好的都被人家挑走了，拣剩儿去吧。

　　终于，王江洲他弟弟王海宁的单位来了一个刚回城的女知青，叫张小萍，28岁。她是回老家江苏宜兴插队的，在那里待了七八年，还参加过县的宣传队唱样板戏。她的父母是南下干部。通过海宁，我们交换了各自的相片。她的照片是一张大一寸的标准相，样子还行。于是，江洲、海宁的妈当媒人，我们在他们家见面。之后，我们就开始约会。记得那时候我正在电影机械厂学徒，上夜班。所以我和小萍时常相约中午在流花湖公园见面，那里离她的单位比较近。最近小萍还笑话：我们当年第一次约会，坐在公园的长凳上，相互之间还保持着那么宽的距离。我妈对小萍挺满意的，老在催我快点把我们的关系定下来，在旁边听着的“老土”趁我妈不在的时候教我：“安哥你别太老实了，老是干坐着谈。女的喜欢你动手动脚……”

　　有一天晚上10点钟左右，我骑车带着小萍送她回家。可是在农林下路经过东山区交警大队的门口时，正好碰上一个下班的交通警察。我们被抓个正着，车被扣了。后来，我们和一群骑车带人的倒霉蛋儿，被叫去那里参加了学习班，还抓着个小旗儿在农林下路的十字路口维持交通秩序。正好被上班路过的郭晓鸣见到，他停在路边笑话我。

　　小萍后来告诉我，她最喜欢我爱照相，她也特别喜欢照相。我们一起去友谊剧院听一个外国的室内乐的演出时，我照的剧照她很喜欢。当然也更喜欢我给她照的“美人照”。

　　那年夏天，我妈由于高血压突然中风了。脑血栓形成以后，半身瘫痪、失语。在工人医院抢救的三个月里，我爸和我还有我小弟轮流在医院陪床看护。小萍也经常来医院，还帮我处理我妈的大小便，换衣服。三个月以后，广州的医生已经没有什么医治我妈的办法了。在北京的我爸妈的老同事联系了北京的医院，于是我爸和我弟弟送我妈去北京医治。

　　没过多久，廖承志伯伯恢复工作了，由他主持的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正在筹备建立。他立即就调我爸去作筹备工作。我们家就又回北京了，只留下我还住在广州。我不去北京，既因为北京的户口比较难进；更因为，我不喜欢北京，那里有我的许多辛酸回忆；我喜欢广州，我在广州已经有了一帮最要好的朋友，我还有了女朋友……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了。这次不用“工农兵推荐”了。可是有规定：30岁以上的考生只能报考师范类的大学。而且当时全国的大学都没有摄影专业。所以，我没有参加高考。我还是希望找一份干摄影的工作。自从认识了张小萍以后，我的显影和定影药水都不用自己买了，因为她的工作与广州市新闻图片社有业务来往，认识了摄影记者蔡江遥，老蔡是个很热情的人，我要用药水尽管去他们单位用塑料桶去灌。那时候，“走后门”还是个挺亲切，挺人情味的词儿呢。不像现在，“走后门”是挺见不得人的事。因为那时候“正门”往往意味着和“假积极”、“造反派”、“拍马屁”、“政治工具”等等有时代特色的词儿有关系。我相信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一定能靠自学把摄影学好，我也一定能找到一份摄影的工作。不论前门还是后门。记得在西双版纳办回城手续的时候，当我几经周折后灰心丧气的时候，同学黄强祖对我说：“你想不想走？”我说：“想。”他说：“你想走，就走得了！”后来，我真的离开了西双版纳。这一次，我再一次地决定：不考大学了。

　　我不考大学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年的国庆节，我结婚了。

　　我们那时候结婚，是很简单的。1977年10月1日国庆节的上午，小萍和她弟弟用单车把她的衣物用品从她家拉来我家；晚上，我爸的老同事帮我在华侨大厦的餐厅订了一围台，我和小萍一家人在一起聚餐；后来我们又和我的小哥儿们在北园酒家撮了一顿，我记得每一顿才花了几十块钱。那时候，我们也没什么钱，我一个月的工资才四十多块钱。

　　大约就在那时候，广州的大批知青陆续通过招工、病退、考大学等各种途径回城了。珠江两岸出现了一幅奇景，每到夏日傍晚，岸边栏杆上或倚、或坐地排满一对一对的知青恋人。他们每对之间，虽挨得很近，但互不干扰。来得晚了，就没位置了。所以，我单位的老同志爱向我们开玩笑说：“喂，昨晚有没有去江边‘霸位’呀？”

　　知青恋人们面对着江水，“叹”着江风，或喁喁私语，或唏嘘嗟叹，当然也少不了男人的“丢”声（我当时从西双版纳返城来到广州不久就听懂了这粤骂），还有女人的笑声或啜泣声……甚至那些外省来广州出差的人们也会慕名到江边来一睹这“胜景”。在江边人行道上，在知青恋人的背后走过，也可感受到那一份略带苦涩的浪漫。

　　我现在非常后悔，当年没有把那江边的胜景拍摄下来。一来是因为我当年也是“身在此山中”；二来是因为我当年还没有拍摄社会纪实摄影的意识。到了1983年，我拍了一张“大龄婚礼”的照片，后来感动了全国各地的许多老知青和普通人。那张照片的成功和我的“生活积累”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因为摄影，我过去的一切生活经历才变得有意义了。当然，也因为后来我有了一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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