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73)

七十三

　　⒒ 住在香港看内地

　　行万里路，交天下友

　　1988年12月，我到香港中国旅游画报社上班了。走进我们在中环皇后大道中的写字楼，我受到了同事们的热情欢迎。他们中有我的许多老朋友。王苗就不用说了，她还是我在中新社的同事。陈一年是我们广州《人人影展》的人，他1984年移居香港后就来到这里当记者了。他每次到广东采访都是我陪他去的。那时候，我们单位给《中国旅游》画报供稿还算是我们的任务。那时候《中国旅游》画报还有海外版，海外版每期都要有侨乡的稿子，广东又是中国最大的侨乡，所以，他们每年都会来广东采访。老编辑杨治明、廖芘梅，年轻记者马耀俊等来广东采访都是我陪他们去的。香港同事们告诉我，老板从国内调记者之前，曾征求过大家的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地推荐我。理由是：1.我每年都有不少稿子被采用，专业技术“一流”；2. 我写的文章没有“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式的“大陆腔”；3. 能听、能说广东话。其实，我说的广东话常被他们笑话。

　　《中国旅游》画报的社长是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先生。中国开放以后，经他首先拍过的许多中国的风景区，如九寨沟、武陵源、梵净山，后来他都努力协助当地政府促使它们成为国家的自然保护区。陈社长每年都会请大家吃饭，并到他家里去做客。他常常摊出新拍的作品让我们这些晚辈提意见，我也曾经向他请教保存底片的方法和窍门。《中国旅游》画报是香港的中资机构，所以，我们的老板是从中新社调来的老编辑张毓芬。她解放前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解放后任新华社驻外记者，长期住东欧国家。“文革”以后才调来中新社驻香港分社，1980年《中国旅游》创刊时她任副社长、总编辑。她那时有六十多岁，但大家都叫她“张大姐”。张大姐对我说，她之所以调我来，就是希望我将当新闻记者的经验运用到旅游画报的采访中，以增加画报的时代感。但是她让我注意：这里是画报，不是新闻单位；而且这画报又是给香港人看的，所以，要好好向香港员工学习。

　　在我们公司的四十多位员工中，只有六名是从大陆派来的。除了我是当摄影编辑、记者以外，其他五位都是老板、经理和部门的主任。

　　香港员工中和我最要好的是编辑部副主任马耀俊。他比我小七八岁，健康、斯文而幽默，是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的。他告诉我：他从小在庙街长大，家境贫寒。他家祖籍在广东普宁县，与我家的祖籍揭西县紧邻。他大学毕业后，在政府机构工作了两年，有了一些积蓄。那时候，正是大陆刚刚开放不久的80年代初，于是他辞了工自费到大陆旅游。成为香港最早的大陆“背包客”。他在大陆走南闯北有一年多，在大陆交了许多民间的朋友，也深深地爱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他还写了几本自助旅游的导游书。

　　大约在1984年，他来到《中国旅游》杂志不久，就到广东采访珠江三角洲。我们分社的领导派我陪他一起去。在十来天里采访了顺德的水乡、珠海特区和开平的碉楼等等，一路上白天干活儿，晚上在旅馆里我们无话不谈，有时还争论到深夜……我们谈个人身世、谈中国、谈香港、谈英国和它们之间的纠葛，那是我第一次和中国大陆以外的同辈人深入的、推心置腹的交谈。

　　他回香港以后，我们仍然经常通信，讨论稿子。来年春节，我又去普宁拍摄了潮州大锣鼓、英歌舞和潮州屋等三组图片，配上文字稿之后一起寄给他。当我收到刊登着我们的稿子的杂志的时候，我特别高兴。不仅因为我看到他编的版面和他写的游记非常出色，我还佩服他无私地把我拍的好照片用得很多，放得很大。他这种编辑工作的专业精神，成为我后来做编辑工作和策展工作的榜样。

　　1986年，我们俩又一起去粤东的湛江地区去采访了二十来天。那时候，从广州到湛江要乘一个通宵的长途汽车。车里座位之间的空隙很狭窄，我坐在靠窗的位置，小马坐在我旁边靠着过道。过道上堆满了行李。半夜里，坐在我前面的小伙子往窗外弹烟灰的时候，他的烟灰带着火星被风吹到我的脸上。我请他不要这样弹烟灰。可是他过了一会儿还是这样弹。于是，我轻拍他的肩膀，再一次地提醒他。当他仍然继续这样弹烟灰的时候，我拍着他的肩膀和他吵了起来，接着就打了起来。他的同伙也站起来想帮着打，被小马拦住，并且也和他扭打起来。在扭打中我噌地一下跳上了椅子，居高临下地搋；当那小伙子也想跳上椅子的时候，我一拳打过去，他一脚蹬空，横着摔到了椅子下边去了，被我好搋了几拳。当他从椅子和靠背的夹缝中冒着我的拳头爬起来，继续和我扭打的时候，司机大吼一声把车顶灯打开了，并把车停了下来。我们这才把对方看清楚，只见全车的人都在看着我们。我们双方都停了手，默默地坐回了自己的位置。于是，司机把灯关了，发动了油门……

　　二十多年来，我们始终保持了莫逆之交。

　　我刚到香港的时候，《中国旅游》杂志已经办了将近十年，杂志也出了一百多期，全国主要的名胜古迹、旅游景区也都报道过两三遍了。杂志要想出新、出奇已经很难了。但我凭着渴望走南闯北采访的热情，也凭着我对自己采访经验的自信，在第一次报采访计划的会议上就自告奋勇去采访冰天雪地的黑龙江。会后，王苗和大家提醒我：“你敢去，但你想没想过，敢不敢回来？”于是，大家又帮我做采访计划，介绍当地的摄影朋友……我这才感到这工作的压力，此后我把每一次出差采访都当作是“背水一战”。后来还真有我的香港同事因出差拍回来的稿子达不到水平而黯然“辞职”的。

　　在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工作的六年，对我的专业训练，对我此后的摄影记者生涯有很大帮助。我每次出差之前都要看很多有关书籍和资料剪报，与编辑部讨论采访计划。在各地出差的时候，我把在香港学到的东西现炒现卖地与当地的旅游部门和摄影的朋友们一起，策划选题、编辑稿件。在我采访过的二十来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认识了许多当地的作者朋友。在工作中与他们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他们之中有黑龙江的刘向阳和王福春，四川的陈锦和赖武，湖北的吴志坚，河南的于德水和姜健，还有云南的吴家林和徐晋燕等等。徐晋燕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的外号叫“冬瓜”。其实，他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冬瓜，又瘦又驼背，还留着长头发、小胡须，好像还有点儿八字脚。可能是因为他为人特别厚道，所以大家爱叫他“冬瓜”。我出差采访，从来没有让当地的摄影朋友陪我一起去，都是自己与当地旅游部门联系或者自己搭公共汽车下乡。只有在云南，每次去出差，“冬瓜”都主动陪我一起下去。“冬瓜”的人缘特别好，到哪儿他都有朋友，工作起来特方便……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们给予了我许多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还要加一条：交数百个朋友。

　　那时候，内地作者的稿子在媒体发表的机会还不多，香港的稿费比大陆要高，许多作者朋友向我们表示感谢。张大姐总是提醒我们：“不是他们要感谢我们，而是我们要感谢他们。是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杂志才能办好。”她所表达的观念与内地官办媒体在专业性上有很大的不同。

　　记得1990年第一次去云南采访，由于去得匆忙，还没有来得及做采访计划。“冬瓜”就带我去找云南社科院的学者邓启耀。正好邓启耀在家，他也是个厚道人。我说明来意以后，他就滔滔不绝地从滇文化到茶马道，把云南的人文地理和学者们研究的热门课题讲了一个上午。不仅我这一次20多天的采访计划清楚了，连下一次的采访计划也有了。邓启耀在90年代末调到广州的中山大学工作，也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通过“冬瓜”的介绍，我在云南认识了许多很棒的朋友。在全国各地的采访中我向当地的学者和行家学到了很多知识，也得到他们很多帮助。

　　我在香港《中国旅游》杂志工作的6年多时间里，写了20多万字的游记，发表了2000多幅照片。其间的经历和见闻再写一本游记的书也可以，这里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只选一篇自己最得意的《再见三峡》。选取这篇，不只因为那次采访颇显功力，而且因为这是中国改革历程的一件大事。我当年乘一叶扁舟拍摄的一切，现在已经沉入175米水下的江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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