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79)

七十九

　　“只相片旧了，有点儿发黄……”

　　有一次，在香港与一帮同行朋友在高志强的影楼放幻灯。我放了在侯德健老家拍的一组合影照，大家都说好，并且鼓励我继续拍下去，李媚还建议我坚持用横幅的。于是，我不仅在走南闯北的采访中，坚持给采访对象们拍合影照，寄回给他们，而且把以前为家人和采访对象拍的合影照都整理出来，准备将来作一个展览。经过这将近20年的积累，我这个专题的图片已经积累了不少，我的构思也不断地完善。

　　我妈是蒙古人，我妈的妈是满族；我爸是广东的客家人，我奶奶是印度尼西亚的归侨，我奶奶的妈是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荷兰人……我这不是成了“杂种”？是“北京杂种”？是“广东杂种”？反正是“中国杂种”。杂种怎么了，生物学上还讲究“杂交优势”呢！这杂交优势对我当记者还确有好处：在南方采访，我说我爸是广东人；在北方采访，我说我妈是北京人；在东北采访，我说我姥姥是满族人；在少数民族地区采访，我说我妈是蒙古族。在全国各地都能认老乡，大家立刻显得特亲切。有蒙古老乡还教我怎样把户口上改成蒙古族，这样我女儿考大学可以加分，我也还可以再生一个……

　　这些年，我在采访中了解到：其实我爸的祖先就是被我妈的祖先从中原打到广东山区的。客家人在上千年的历史上有五次大的迁徙，其中最大的可能是在五代十国，即“五胡乱华”时期。所谓“五胡”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其中最大的有匈奴和鲜卑族。据说他们就是后来的蒙古族和满族。我1989年在河北采访，从易县到邯郸跑了近十个县和城市，所接触的老百姓都说自己的祖先是从山西洪洞县老槐树迁来的，由此可知，历史上中原一带战乱与瘟疫不断。我在元杂剧大师关汉卿的家乡安国县伍仁村采访，村子里已没有姓关的了，据县志记载，他们是在战乱之后的瘟疫中死绝了，大概没死的也迁徙了。所以古汉语学家说：南方方言保留了最多古代音韵，尤其是粤方言和客家方言，这也证明了客家人迁徙的历史。又有人说：近代史是客家人的历史，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都是由客家人发动的，洪秀全和孙中山都是客家人。连后来的红军根据地井冈山也是客家人生活的地区。不管怎么说，反正可以说是我爸的上辈人把我妈的上辈人的皇朝推翻的。

　　风水轮流转，在国难当头的抗日战争中，我爸和我妈不远万里相聚在延安。我家还保留着他们在延安结婚时拍的照片和那玻璃底片呢！

　　解放后，中国被封锁，我爸一直无法去看我奶奶，没能向她讲阔别后的经历。

　　奶奶常寄全家福照片来。我从小就知道：我家在海外的亲戚很多，“像个大托儿所一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奶奶和叔叔寄来了猪油和饼干，还有一个相机。我爸爸也经常拍了全家福寄去。到1973年，我奶奶去世了，当时她已95岁了，仍未能与离别了30多年的我爸爸及我们全家见一面。只留下了许多大合影。

　　去西双版纳下乡以后，我舅舅送给我一部相机，我的同学王开平也有一部。同学相聚的时候我们俩爱给大家照相，照完又没地方冲洗，西双版纳的雨季一来，相机和胶卷都发霉了。所以，我们一照相同学们就说：“又要浪费表情了。”浪费表情归浪费表情，拍照的时候大家还是排队站好、整好衣服、面带笑容……大家难得相聚，要赶上假日，顶着烈日走十几里路，为的就是大家能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有探亲回来的就让他讲讲见闻，传播点儿“小道消息”；然后，七手八脚地做一餐饭……所以照相的时候显得特别亲切而温馨。

　　那时候，很多知青的行李箱里都有一本大相簿。记得1973年的一天，我路过分场部到机务队去看同学赖万京，那时候他情绪很低落。我们坐在他住的泥墙草顶的宿舍的床上，在被煤油灯熏得黑糊糊的蚊帐里，骂时骂事，唏嘘嗟叹，不知怎么就谈起了各自家中的往事。他悄悄地从床下的破皮箱里翻出了一本精美的相簿，让我看他小时候与父母在瑞士的伯尔尼和日内瓦拍的生活照。临别的时候，他脸上露出了很久不见了的笑容，并相约下次去我们队里的时候看我的相簿，他还叮嘱我不要告诉别人。

　　20年来我采访了广东各地和全国20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经常给采访对象拍大合影并寄回给他们，让人浪费表情的事比以前少多了。在河北易县爬长城的时候，又渴又累又饿。在一个烽火台里遇见三个住在那里放牛的人，他们正在吃饭，见有人来，立刻给我端了一大碗粥，我说了声谢谢，就不客气地吃起来。临告别，我要给钱，他们坚决不要，我就请他们站在长城上拍照，回家后给他们寄照片作为纪念。在白洋淀采访时住的房东家的小妹来信说：“彭先生：哥哥不在家，你寄来的照片和画报都收到了。你把我们的家乡拍得真漂亮。我们全家都欢迎你再来住多些日子……”巴东神农溪的老王来信说：“彭先生：您寄来的照片收到了。您真是个大好人……”

　　我骑单车在阿坝草原采访时钻进一个路边的帐篷，藏族大姐给我端了一大碗酥油茶喝。聊天的时候她用生硬的汉话说：“台湾和香港的人好。他们回去以后都把照片寄回来。你们汉人不好，从来不寄照片回来。”说完她还指着挂在柱子上的镜框里镶着的许多照片。

　　这种大相框在全国各地的老百姓家里的墙上几乎都可以见到：在黑龙江农村的炕头上方；在广东侨乡的西洋碉楼式民居的厅堂里；在洪湖水上人家的舷窗边；在都市单元楼上的家居中……那些相框里的相片，有老辈人年轻时在照相馆拍的英姿相；有四代同堂的全家福；有年轻人在北京旅游公干时在天安门前拍的纪念照；还有在外地工作安家的儿女寄来的家庭照；当然还有许多自己近年用傻瓜机拍的生活照。镜框里镶不下，就先插在框边上，让人看着特喜兴。1988年清明，我随老父回老家，在祖屋的过堂上也见到了这种大相框，在相框里还有我爸爸在新加坡读中学时拍的半身相，经过近60年的风雨沧桑仍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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