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91)

九十一

　　曾忆城的展览放在我展场后面，是一座传统民居的厨房和餐厅，餐厅中间还摆着古色古香的八仙桌和坐椅。在厨房灶台上和窗台边，他把主人的小花盆错落有致地布置起来，并用彩纸给每张作品做相框，在沿墙齐眉高处连续地排列成一排，几十张作品从餐厅一直排到伙房，他的题目叫《我们没有牵手旅行》。他以新潮鲜活的手法，用照片讲述了一个忧郁的爱情故事。

　　亚牛的作品是他10年来在深圳街头抓拍的系列作品，他把这些作品都调上一层黯淡的棕色的主观色。

　　王宁德的作品拍的是一个流浪马戏团的故事，他把照片挂在镖局二楼左边房间里的梳妆台、书桌、几案和墙上，显得错落有致。他是毕业于沈阳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

　　在二楼正厅和右边偏房的墙壁、窗户、炕上以及花床上，布置了潘育川很前卫且有芭比娃娃的人体摄影作品。他也是广州美院毕业的，他的作品都是用彩色喷涂的，尺寸很大。

　　区婉芳的作品是用人体摄影在电脑上拼出的图案，她的作品摆在镖局前院的正厅。

　　颜长江的作品叫《纸人》，是用冥纸人摆在山林里拍成的故事。他的展厅在平遥商会院子的厢房里。

　　陈海平的作品拍的是《广东民间戏曲》，摆在商会二楼的正厅。

　　曾翰由于工作忙，来得晚。在摄影节即将开幕的前夜，可供他选择的场地只有后院练武的墙壁和伙房前一面带房檐的砖墙。由于练武场的墙壁已经有许多中国传统武术的壁画，他不想影响壁画的效果，于是他把作品钉在了伙房对面的砖墙上，花了很多心思把自己的作品编排得起承转合，挺有章法。他的作品用当时很前卫的新纪实手法，表现他在广州生活的意识流。

　　我们的这些作品，既反映了中国摄影半个多世纪的传承性，又展现了中国当代摄影的多元化。

　　大家在布展的过程中，都充分地利用了古建筑的布局和光线以及各种墙面的质感，使作品和古色古香的环境融为一体。在摄影节开幕前的最后一个夜晚，天上下着小雨，大家进进出出地忙碌着，反复切磋展出效果。每个人布置好自己的展场之后，都去帮别人穿绳子、钉钉子、挂照片、校正水平，一直忙到半夜三点，才上炕睡觉。在我布置自己展场正愁找不到人帮手时，有一位山西本地的影友，叫李维均，他主动卷起袖子来帮我。虽然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但是，他及时出现，帮我忙前忙后，让我更加感到老天处处有眼。

　　“新摄影”与“旧摄影”

　　第二天早上，我们没有参加平遥国际摄影大展的开幕式。长江等几个人已经在几个主要的展区粗粗地看了一遍。而我又到我们展览场地巡视一番，打扫卫生死角，收集多余的展板。

　　随着大批观众和旅行团队的到来，我仔细观察各种观众对我们作品的反响。中午，大家相约来到天元奎饭店用餐。天元奎是明清街有名的餐厅，许多参展的老外摄影家也在此用餐。由于餐厅老板在餐厅装上了电脑和互联网线，一些记者也常来这里传送稿件。天元奎饭店临街的牌匾上挂着天元奎三个大字，餐厅的后面是一个四合院，院里的房子都租给游客居住。生意好的时候，院子里也摆上几围餐台。饭店的老板叫程树贤，老板娘叫姜彩虹，他们供应的饭菜都是地道的平遥特色菜，我们经常来这里用餐，大家轮着做东。只有我没有轮上做东，真不好意思。

　　在天元奎我们认识了一个美丽的瑞士籍台湾女孩，叫颜庆昭，她的作品就挂在天元奎餐厅的墙上。通过交谈，我们才知道，她与摄影大师马克·吕布相识多年，经常为大陆摄影师和马克·吕布的沟通做翻译。

　　饭后，我正在平遥各处参观影展，曾忆城告诉我，在棉织厂里的酒吧要举行一个研讨会，请我也去参加。棉织厂的门口竖着“新摄影”三字的主题招牌。那酒吧设在一座厂房里，在一个大乒乓球台旁边已围坐着许多中外摄影家和记者。这个会是由《新摄影》策展人高波和《摄影之友》杂志社主编那日松召集并主持的。高波是旅居法国的摄影师，这次是应平遥摄影节之邀策划了由数十个前卫摄影师参加，以“新摄影”命名的群展，他和一个叫吴文光的纪录片摄影师坐在中央。开场白大概是说要把摄影分成新摄影和旧摄影，他要求所有的拿国家单位工资的，从事传统摄影的摄影师坐在他们的对面去；从事自由职业和新摄影的则坐到他们的身边。

　　大家犹犹豫豫地坐好以后，我见这架势不禁暗自好笑，这还真有点像“文化革命”时期“站队、划线”的辩论会。

　　高波在开场白中，要求每个人做自我介绍，介绍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和收入情况以及如何从事摄影艺术的经历。先由“新摄影”那边轮流发言，很快就轮到我的朋友邵逸农发言，他是原圆明园画家村出来的，我们是在山东一品摄影节认识的，他的夫人叫于东殊，我们1994年就认识。

　　邵逸农低着头发言，说着说着就开始骂人了：说那些给国家单位做事的摄影师就是拍官方的马屁，就像狗舔主人的鞋一样。此话一出，全场哗然。深圳的河南籍摄影师秦军校拍着桌子反驳，并就对方某些作品给予道德的批判。杨延康等摄影师也起立发言，大家都火冒三丈，会场秩序大乱。

　　这时，对方有人提出：“不跟你们说，你们有策展人吗？”那时，“策展人”还是个新的洋名词儿。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应该也算是策展人，我是代表fotoe图片库策展《南方十一人》影展的策展人。

　　于是我左手按住秦军校坐下，并主动站起来，我像“文革”中开会时一样小心翼翼地举右手说：“我是策展人。”我的发言是这样的：“我叫彭振戈，笔名叫安哥，今年55岁。原在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做摄影记者20多年，去年提前退休。退休工资1000多元，再加现任fotoe图片库的顾问，工资也是1000块，每月收入2000元，比你们大部分人都穷。我20年前参与了我们广州的《人人影展》，当时每人出10元在越秀公园租场子搞展览。我们中的伍时雄的作品在那时候就有抽象的和人体的了。我们80年代就讨论过关于摄影艺术的‘再现’还是‘表现’问题；‘真’和‘假’的问题；形式与内容的问题。邵逸农你们以慕辰的笔名拍的《家族合影》，所用的形式还是我先搞的。想当年，1994年，我在北京放幻灯以后，于东殊对我说：‘安哥，我喜欢你的《大合影》’（笑声）。至于在单位工作拿工资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你们中的很多人也接过广告商的活儿，你们也未必不为广告商服务。我说你们北方人就会扯大旗，我们南方人在干活。你们的展览是政府给钱派工来制作和布展的，而我们全部都是自费，光打扫卫生，我们就都灰头土脸地干了3天，就连电灯电线都是我们自己出钱找人买来装上的。你们的展览我们的人已经看了两三遍了，而我们的展览你们来看过吗？……”

　　有人插话说：“那你是哪儿的人呀？”我说：“我是杂交优势。”引起全场哄堂大笑。

　　有一个板着脸坐在高波旁边的，据说叫吴文光的中年人说：“我们是在做游戏，中国人不懂得幽默。”我说：“张口骂人‘是狗’，能叫幽默吗？”

　　最后高波说：“你是我们的老前辈。其实无论写实还是虚拟，也无论新摄影还是传统摄影，其实是相通的。大家做的都是摄影艺术……”他说的这话还中听。

　　散会后，很多北方摄影师也找我交换名片。而与会的很多外国艺术家和记者由于语言不通，我以为他们并没有听懂。但后来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我回到华北镖局的时候，老板娘告诉我，有一个外国中年人说很喜欢我的作品，并且买了我的书，还要求约定时间和我面谈，并请我签名。我们在约定的时间见面以后，他自我介绍：他叫尚陆，是法国的华裔，中文名叫陆世言。他告诉我，在讨论会上那些外国记者听了他的翻译，纷纷要求对我们“南方十一人”进行采访，并约我们第二天上午在展场见面。没想到这次并不开心的研讨会反而使我们“南方十一人”影展声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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