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不是吹牛皮(95)

九十五

　　我和少秋先飞到河南，河南是个摄影大省，除了郑州以外，在洛阳、开封、平顶山、周口等地都有纪实摄影的群体。这些年他们的作品经常在媒体发表并在摄影节展出。河南的摄影协会主席于得水和副主席姜健是我的老朋友。他们打开电脑让我们看李媚和他们一起挑选过的上万张他们会员的作品；又带我们到老前辈王世龙和魏德忠家里，翻看他们一生积攒下来的底片；还通过省的青年摄影协会，组织了几十位来自省内各地的摄影师与我们见面、座谈、挑片子。

　　接着，我们又飞到陕西西安找胡武功。胡武功是有名的“陕西群体”的领军人物之一，通过胡武功和石宝秀等朋友，我们见到了一些陕西的纪实摄影师。胡武功还是圈内有名的摄影理论家，曾写过许多对新中国摄影历程进行反思的文章。1988年他曾成功地参与策展了《艰巨的历程——中国摄影四十年》大型影展。在与他的沟通中，我们又把整个影展的策展思路讨论得更加明确。当时媒体开放的时间并不长，考虑到《曝光不足》这个名字容易引起主管部门的敏感和误解，所以我们决定更名为《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我们还邀请他也担任我们影展的策展人，他欣然同意。

　　离开陕西，我和少秋又飞到山西找司苏实，他是《人民摄影报》的主编，也是平遥摄影节的创始人。司苏实看了我们的策展组稿情况后感叹说：“这样的影展应该由我们来做的。”他在主持《人民摄影报》的十多年里，对中国的纪实摄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俩在80年代就认识，司苏实是个特别厚道的人，他给我们提了不少建议，并推荐了不少作者。我们还在他的办公室翻了半天，看他多年积攒的国内朋友们的摄影画册。

　　走出去组稿，我们尝到了甜头，于是，从7月初一直到9、10月份，我们分头跑了全国很多地方。

　　我第二次和少秋出去，先是到山东济南，《大众日报》的钱捍、孙京涛、李楠等朋友都提供了很多作品。在《山东画报》我们认识了谷永威等好几个很棒的摄影师。有一个刚露头的纪实摄影发烧友宁舟浩是小邝在网上认识的，他开着自己的车，当我们的义工司机。

　　从济南乘火车，我们去青岛见我的朋友任锡海和吴正中，任是文化馆的干部，吴是报社的记者，他们两个都长期拍摄青岛老百姓的生活。我30年没有来青岛了，它的变化不大，还是那么美丽，老房子、老街道都还在，不像其他城市那样被拆建得不成样子。傍晚，我们一起在海边吃海鲜，十分惬意。

　　从青岛我们又飞到黑龙江，当晚到达时已8点了。在我的老朋友刘向阳家里，已经聚集了七八个发烧友，他们把作品都准备好了，等我们一到就马上挑图片。有的人还把自己买的我的书拿出来让我签名。我们一直搞到12点才去吃饭。

　　第二天，老朋友王福春介绍我们去大庆，那里有一个很活跃的摄影群体。大庆的朋友也是很早就聚集起来，我们从他们的作品中挑到了不少好照片。他们还给我们推荐了一个生病住院的监狱警察叫王崇岩，他拍摄的主题是监狱里的生活场景。第二天，我们还去医院看望了王崇岩，他是一个很壮实的警察，摄影的基本功很好，但已得了癌症。后来，当《中国人本》影展在12月开幕的时候，他的朋友告诉我：他在不久前去世了。

　　此后我还去了天津、南京、武汉和上海。在武汉，我的老朋友吴志坚召集了许多纪实摄影家，看到了许多好的作品。但十分可惜的是，最后影展中没能选中吴志坚的作品，因为他是民俗摄影家，他的作品和我们的主题有出入。在我们的策展过程中，其实策展人不只是我们几个，像湖北的吴志坚、黄一璜，北京的赵秋青，天津的王小岩等，他们都是我们在当地的策展人。

　　在上海，陆元敏和顾铮以及其他五六个朋友在我住的宾馆见面之后，我首先作揖，请大家支持。顾铮立刻说：“安哥，假如不支持你，就是不支持我们自己。”人们都说上海人小气，但我这些上海朋友们的豪气真让我感动。这些年我们虽然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我们在摄影观念上可以说是心心相印的。其实《中国人本》能办成，是和各地的朋友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我跟大家介绍我们策展工作的情况之后，顾铮教授感叹地说：“你们是在做中国摄影的田野调查呀！”的确，我们在策展的过程中，看了不下十万张图片和底片，见了数百位摄影师，飞到了全国二十多个省。我们见到了中国蔚为大观的纪实摄影群体和他们精彩纷呈的作品，这正是对改革开放前那种“假、大、空，高、大、全”式的摄影模式的反拨，大家都自发地用自己的摄影去反映真实的社会生活。

　　后来胡武功跑了西北的四省，陕西、宁夏、甘肃和新疆；少秋又跑贵州、四川、重庆和云南；王璜生跑了西藏自治区等地组稿。我们还给浙江、四川、辽宁等地的摄影师以及香港、台湾的摄影师们打了许多电话，话费都花了几千元。fotoe的邝锦琼在网上联络了不少摄影师，策展人审稿和沟通也是靠小邝利用当时还算挺先进的网上技术才完成的。她还负责和几百位作者的联络，以及参展作品的底片收发登记等等工作。这么繁杂的工作她都做得一丝不苟，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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