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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这时,他陪着项明春他们,在乡间的林荫道穿行,兴致勃勃,对项明春说:“项秘书,不是我口满,你们进我这徐坡村,走一步二百块!”他指的是路边的杨树。这徐坡村其实是平原,地名为啥是徐坡,无从考究。平原地带的特色是,农田林网比较发达。在其他村,路边一般栽的还是小树,成活率很低,可他这里管护得很好,村外几条大路的两旁,几万棵杨树都有一抱多粗细,很是喜人,放倒一棵,就很值钱,所以他说“走一步二百块”。这也说明,他很善于用通俗生动的语言总结自己的成绩。

  秦振海说:“啥是深化改革,不就是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吗?我这里分田到户后这十来年,一直坚持不把集体经济分光吃净,才给群众留下了这个家底儿。在我们村,除了计划生育罚款外,凡是上边收的统筹提留,群众从来不交钱,谁家老人病了大队给予补贴;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了,每个人都送盘缠。啥叫服务?这就是服务,集体如果没有实力,你拿什么服务?没有四个老人票子,老百姓肯定不甩毬你那一套!我这村里的群众就不敢吊蛋,谁吊蛋就扣他的钱,没有人放着光不占,伸着头吃亏的!”

  接下来,他又带他们看了村里的三个厂(场),这些厂都在生产,一些群众忙忙碌碌的,司空见惯,没有对参观人表现足够的好奇。秦振海吆五喝六的,怪孩子一般,批评了这个,批评那个,有一股威风煞气,被批评的群众唯唯诺诺,连忙认错,更加手忙脚乱。项明春没有考虑群众有什么感受,只对这些尚有生机的小乡镇企业心里赞叹,感到这确实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集体经济的确在这个村没有被糟蹋光,并且有所发展。就这样边听边记,不知不觉地到了中午。秦振海在给他们讲自己的业绩时,倒也能够跟中央关于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精神配套,这就叫项明春有点放心,看来这家伙并不草包,回去可以给史主任、丁主任交上差了。

  宣传部新闻科的高亮科长,并没有认真听、仔细看,只和邬庆云、吉祥扯闲。项明春想,看你小子回去后,能够写出什么通讯报道来。

  中午,在秦振海家里吃饭,每人是一大海碗以肉为主的鸡汤,一个大杠子馍。邬庆云当然吃不完,要把自己的拨出去,看看项明春也对着这么一大碗肉作难,其他人说什么也都不要,她就自己另找了一个小碗分开了吃,虽然同坐在一个桌上,样子比男人们斯文多了。项明春边吃边想,这个秦振海连个酒也不让一让,实在有点瞧不起人。人,就是有点怪,你要是上酒吧,都不愿意喝,可要是没有酒喝,又觉得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不料,这是曲解了人家秦振海。刚撤下去碗筷,几个陪吃的村干部就把凉盘子端了上来,开始喝酒。

  喝了一阵子酒,秦振海说:“项秘书,我给你讲真话,你看我这个人挺敬重领导的,其实在心里对有些领导并不敬重,我看有些人只要当了大官,就‘骑葫芦过河——拽大蛋’,看不起我们这些土包子干部;另外还有点下作,俺们走自己的路,做出的一些成绩,他认为是他指示有方的结果,恨不能把功劳全部兜走。就连镇里的那些领导,也都是一个样子,他们到我这里,就是向我摆谱,向我要东西。招待得不周到了,出去还要糟蹋我。但对你们这些笔杆子,我是真心实意敬重的。你们来是为我吹喇叭、抬轿子的,对我有功劳、有苦劳。我得好好地敬你几杯!”

  项明春觉得这家伙浅薄,说话太直,为人太傲气,说你脚小,你就扶着墙走路,上级领导给你点好颜色,你就找不到北了。因为秘书与领导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在秘书面前说领导坏话,照样难以让人接受。他想,选这样的地方,用这样的人做典型,多少有点失策。但这样的典型在全县不好找,“急来抱佛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忽然意识到,到了现在,刘集镇的领导明知道县委办公室的人要来,也没有一个人到这里打个招呼,可见这里边一定有问题。又想到,这个秦振海说的也都是实话,一个农村干部,当到这个份上,也算是有相当水平了。所以,喝酒时也就没有做作,与秦支书用一种称兄道弟的江湖习气,对饮了几杯,说什么也不喝了。邬庆云是个女同志,秦支书很知趣地不劝她喝酒。秦支书虽然高兴,见项明春这样,就不能尽兴,调过头把功夫用在高科长和吉祥身上,吉祥原打算替项明春喝酒,看项明春不多喝也推说不会喝酒。这高亮科长就显得特别活跃,不知不觉就喝得高了一些,说话就不再有把门儿的。开始,一个劲儿地直夸小邬长得漂亮,文雅高贵,说什么小邬要是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笔下,一定是什么“神秘的东方女性”。小邬就神秘地离开了酒桌,不再听他胡说八道。上车以后,高亮嘴里还呜呜啦啦地说话,给一车人讲自己“想当年”在农村插队的时候,村里有一个“小芳姑娘”和他多么多么地相好的陈年旧事,大家都不理他,不多一会儿,他就把脖子歪在吉祥的肩膀上,打起了呼噜。

  接洽

  出村以后,项明春说:“小张,我们到镇里去,找一下刘集镇的管书记去。”小张说:“行,哥今天指哪咱打哪!”就把车一调头,直奔刘集镇去。

  刘集镇是县里的一个重镇。这个地方是一派平原,人口密集,临着国道,交通十分方便,经济相对发达,历任党委书记都提拔成了县级领导干部。所以,人们都说这里的风水好,“平龙地”上出干部。县委、县政府“两办”的副主任和秘书,只要要求下乡,都希望能在刘集镇干上一任。

  刘集镇的党委书记叫管仲央,巧合的是他有一个副镇长,叫闫综理。县信访局的吴局长说过,这刘集镇有人“管中央”,还有闫“总理”,党中央和国务院算占全了,县里上访告状的人,其实用不着到市里、省里跑,只要到了刘集镇就算找到了国家最高领导人,不过,到刘集告“御状”,说不定还得“滚钉板”哩。

  管书记也是秘书出身,早在赵哲之前,就在县革委的秘书组干过。那时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委书记不叫县委书记,全称叫“县革命委员会主任”。这个主任可不好当,他所在的派别得势时,他能够上台当县里的一把手,八面威风,秘书组就紧紧地围绕在他的身边,卖命地出力。当别的革命派别占了上风时,他就得靠边站,还要挨批斗。好在也不全是底下想象的那样,在革命高潮时期,打派仗,翻“烧饼”,县里就群龙无首了,尽管“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经常挨批斗,只要不撤职,照样是全县的首脑,不当家也能当官。所以,不管外边闹得多么厉害,全县的中枢部位,是处在漩涡的中心处,依然稳当。秘书级的人尽管也分有不同派别,也不过是勾心斗角,小打小闹,得不到大气候时,翻不起多大浪花。因为县革委的秘书组,毕竟还是以维护领导为己任的。

  管秘书在县革委工作时,当时的秘书班子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有一段时间,全县的“一把手”靠边站,另一派革命领导对批斗他不感兴趣,目的在于掌权,就在县政府的院内另立“中央”,向全县发号施令。县委大院这一边就没有多少事情可干,革委会主任整天和他们秘书组的人在一起玩纸牌,官兵之间的界限因为革命和造反,变得相对平缓。一把手没事干了,手下的人就清闲自在,主要的课题就是讨论女人,无论在任何时候,讨论起这些来,就会产生无穷的乐趣。革委会主任的老婆来了,秘书组的一群小伙子精力无处发泄,他们就偷偷地去革委会主任的住室“听房”,搞一点第二天的笑料。管仲央个子大,又胖一点,听房时,把头伸在主任的窗台前,一边仔细地听里边的动静,一边用两只手掰着屁股,主要是怕自己因为吃的红薯太多,不停地放屁,弄出响声来,惊动了全县的最高“鸳鸯梦”。因此,在这里,他听到听不到领导的笑料还在其次,倒首先弄出不少关于自己的笑话,至今还在县委办公室内外流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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