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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三


  我对大家说,不能光说大话,出水才看两腿泥,你们得立一个军令状,谁拉全镇的后腿,我就掂你支部书记“这挂弦子”!青石沟支部书记史敬先赌咒说:“要是收不上来,就不是熊做的!”

  镇里搞了三天一评比,五天一站队,把村干部逼得嗷嗷叫,到第十天头上,各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只有小桐河、西关两个村仍然拽蛋,落后了一大截。联想我到任后,组织的“教育集资、民工建勤、夏粮征购”这三大战役,西关村没有一次顺利完成任务,我就在心里给这个软蛋支部书记方明伟画上了一个道子,恨恨地想,遇着机会,非把这小子拿下来不可!

  在征收统筹提留的过程中,日积月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冒了出来,哪个村都出现了一些“难缠户”、“钉子户”,他们以种种借口抵制交款。有的是因为宅基地没有安置好,有的是因为计划生育处理太过分,有的是因为上年结算不清楚,有的是办乡镇企业占了地,有的是开了矿,周边的土地没有复耕……反正理由很多,每天都有几个老大难村的群众到镇里上访告状,哭哭啼啼,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一般的反映干部作风粗暴的,处事不公的,贪污多占集体便宜的,还多少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纯粹是无理取闹。

  石盘沟村的苏国华反映的问题极为可笑,他说,还是在生产队那年月,有一次队里少给他分了一箩头红薯,这件事他上访了十来年,也没有一个干部给予解决,早晚不解决,要钱没门儿!老子不要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交给这些坑害百姓的干部!信访办牛主任给我说,这小子,年年都是以此为理由抵制交款。这家伙是个“养人专业户”,与他的又瘦又小的女人当超生游击队,串了大半个中国,生了五个孩子回到村里,孩子是不生了,就是穷得叮当响,别说交钱,一到冬季,还得吃政府救济。吃归吃,从来不承情,不骂共产党,光骂村干部,是一个典型的“滚刀肉”。

  兰家河村一个三十郎当岁的妇女,反映的问题更为奇特,她写了一个顺口溜,既状告村主任马恩义,又告了县人大副主任丁文强,因为文强是马恩义的外甥,因此就上挂下联了。告状信的题目是“还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内容是“山高皇帝远,强占耕地没人管;马恩义,占耕地,他的势力在县里;大队不管小队怕,他的势力在县人大;县人大有个丁文强,一家早已是商品粮;不管百姓管他舅,顿顿都吃红烧肉……”

  这个女人第一次到机关,先往我屋里钻。只见她上头扑面,嬉皮笑脸,描眉抹口红,镶着金皮的两个门牙,一闪一闪的,两只眼睛睃来睃去。我让她坐下好好说话,她却把水蛇腰拧成麻花,一点也不安生,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货,叫人恶心。于是,我就叫来通信员小马,叫他带这个破鞋女人找其他领导。尽管副镇长郑东方没有分管信访工作,因为小马一向和东方要好,有事没事好钻到东方屋里嬉闹,所以一顺腿就把这个女人给领去了。

  后来,东方给我说:“日他个妈呀,这个女人不得了,黏上我了,几乎天天来找我。开始还规矩一些,这几次一进我屋里,就敞开怀,不管不顾地露出白生生、长着黑乎乎疙瘩的两个大蜜蜜儿,拉着我的毛巾在里边擦汗……”

  我说:“东方老弟,你看得很清嘛,养眼不?”

  东方苦笑着说:“毬,咋不惹眼,看得我头皮发炸,所以我就害怕了。”

  我说:“怕啥,你只要不存心搞她,她也吃不了你。还是反映文强跟他舅的?”

  “不光是文强跟他舅,后来连支部书记也告上了,说支部书记给她写爱情信,信上说:‘不见你想你,见了你就想肏你……’”

  我一听这么肉麻,就对东方说:“这可不得了,她是想让你肏她哩。”

  东方呸了一口说:“脱光了摆到那里,也用脚夹个瓦碴盖着。不说这些恶心人的话,书记老兄,她这样缠我,你说咋办才好?”

  我说:“看来你不敢再管下去了,你把她交给法庭,用法律手段解决。”

  于是,她又来了以后,东方叫来法庭庭长李和尚,叫他把人领走,这女人一步一回头地说:“郑镇长啊,法庭解决不了我还找你!”

  谁知到了法庭,和尚把她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干警耿兆平调查审理,老耿到兰家河村了解了几次情况后,又闹出了大笑话:过堂后,李庭长判她输理,她当庭大吵大闹,闹得和尚一时火起,说她咆哮公堂,把她铐在了法庭院里的一棵槐树上,这女人抱着树,边哭边骂:“耿兆平啊耿兆平,你肏了俺还判老娘我没理!你的良心叫狗吃了……”可是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上镇里闹过。

  上访就像吸毒,容易上瘾,只要一开始向上边“讨要说法”,就刹不住脚步。果子峪村的吴太和石盘沟的孙国禄,是两个上访老户,也在其间兴风作浪。

  吴太说,我反映的是老问题,就是曲广远书记当政期间,逼我们种烟,收我们违约金的问题。你们当领导的睁眼看看,这是我搜集的中央政策,交上来的钱不退给我们,一辈子也甭想叫老子交一分钱。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很叫人挠头皮,那时候收上来的钱,早已发了干部、教师工资,吃过饭拉过屎,上哪里去退?再说要退,就要给全镇百姓都退,百十万元,除了开个印票子机器,上哪里也弄不来了,好在老百姓知道窑里倒不出柴来,并没有跟着他们起哄闹事,就一个吴太已经叫人大伤脑筋了。我们找来他在县里当计委副主任、在孟坪乡当副乡长的两个叔叔做他的工作,算是基本平息下来,只是不交粮款,拿他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他撇下自己老婆,把村里一个黄花闺女拐跑了,几年没有敢进家,自此不再闹事。

  另一个孙国禄,已经六十开外,外号叫“狼”。几十年来,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村里只要是当干部的,没有他不啃的,发展到后来,又咬到了镇里的一把手头上。这老东西的几个儿子都烦他,没有人管他,让他一个人过日子,经常有这顿没那顿的。此时,他并没有反映更多的问题,跟吴太一样,反映的也是种烟违约金。只不过他说,曲广远书记急着当县长,当初给他了一个承诺,说只要他不闹事儿,镇里赔他两千元。曲书记拍拍屁股走了,说话不算数,他就是要找现任领导兑现,如果不给钱,他就要上县里,掂着“锅排”找他去。

  孙国禄反映的情况,处理起来依然棘手。没办法,我让信访办也把他引向法庭。李和尚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说是曲广远书记私下给他许的愿,还不让他出去乱说,“干喃一嘴面”就是了。由于有了盼头,他就答应不给曲书记难堪,考核期间不再到政府来闹。谁知等了几天,当他来镇上找曲书记要钱时,曲书记已经变成了曲县长,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对此非常愤恨,说当官的都是骗人的家伙,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从此,在村里一边抵制上边安排的所有工作,抵赖“五粮三款”,一边经常到镇里要钱。

  说来也怪,在法庭叫他拿出曲书记给他证据的当晚,也不知谁在夜里把他痛打了一顿,很长一个时期,卧床不起。儿子们边管他边骂他,要他收心。派出所去调查情况,找不出打他的那些人,最后不了了之。他自己是否洗心革面,无从考证,只是从此脱离了上访队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从这两个人身上,我多少体会出一点广远兄让我对他那段历史“负责”的意味来。后来,其他事态的新发展,使我更加明白这个要求的意味幽远而深长。

  正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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