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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年和十三月(3)


  这种激情使我对传统的伦理教育感到不耐,我们的传统是“君子”式的“儒”,在这种传统底下,为一般人所称道的人格标准竟是态度颧预的厚重、庸德之行、庸言之谨、逆来顺受、知足安命、与世无争、莫管闲事、别露锋芒、别树敌、别离经叛道。要敬老……这些标准上铸造出来的人格是可以想像的。所以在中国社会中,我们看到最多的是三种人,第一是乡愿,第二是好好先生,第三是和事老。至于等而下之的巧言令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小人、马屁精、笑面虎,那又更不知道有多少。痛快的说,这些人绝对不能把咱们国家带到现代化,咱们若要真的振作起来,非得先培养愤世嫉俗的气概不可!愤世嫉俗并不是什么要不得的事,尤其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老大民族,我们怎么配说愤世嫉俗要不得?社会给青年的教育,不该是先让他们少年老成、听话、做烂好人。应该放开羁绊,让青年们尽量奔跑,与其流于激烈,不可流于委琐;与其流于狂放,不可流于窝囊,老一辈的人自己做了“德之贼”,怎能再让青年人做乡愿?不让生龙活虎的青年人去冲、去骂、去诅咒、去上当、去摔跤、去跌倒……试问我们哪里去找朝气?社会上不让青年来做急进的、爽快的、大刀阔斧的言论与行动,试问哪个持盈保泰的老头子还有这种劲儿?苟能使整个国家年轻活泼到处是朝气,其中有一些青年发几句狂言、道几句壮语、做一点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这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种认识之下,我觉得上了年纪而又没有朝气的人,实在应该有鼓励青年的雅量。我说这话,并不是建议他们纷纷走上日本传说中的“姥弃山”,自杀以谢国人。我只是觉得他们大可不必大惊小怪神经兮兮,中国绵羊性格的青年人再狂妄,也可以使这一代的老不争气的人颐养天年的!老不争气的人实在应该痛感于他们的落伍与失败,死心塌地的缴出棒子或收起老调,至少不要再想拦路,大模大样的教训人。何况在目前的现状下,由于人浮于事粥少僧多,青年人施展抱负的机会实在受了很大的限制,十年代、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稍后的青年人,摆在他们眼前的道路与境界比较宽广,一个学成还乡有志教育的人,弄到个中学校长干干并不是难事(我父亲就是一例)。即使做中学教员,生活的优裕也远非今天所能比,钱穆做中学教员时代的薪水,已不是今天的中学教员所能想像。在整天想尽办法为衣食奔走的清苦主活里,我们不能苛求为什么今天的中学教员不能进修、程度低落。何况一个青年人,大学毕业出来,找个中学教员也非易事(我个人就是碰壁的一个),运气或关系好的找到了,哪里还敢不在“教学进度表”下诚惶诚恐的帮忙执行制式教育?哪里还谈到什么学术研究?偶尔有力争上游的人;能出境的要为一日三餐出卖廉价劳力,仰洋人鼻息、度苦闷岁月;不能出境的挤进高等学术机构,每月静候救济金式的补助,恭恭敬敬小小心心的在老前辈集体领导下做小学者,甚至参与“学界分赃”,逃避现实,等待升迁,可是他们能等到什么时候?在老不倦勤的“照顾”之下,他们一点也没有施展的法子!

  以上举的例,只不过是青年人中在知识上智慧上比较优异的,而他们的前程就已如此胶着、如此晦暗,其他更广大的一群的彷徨与苦闷,自然更别提了!

  从我十四岁到台湾开始,我亲身在这种世风、学风与文风里长大,并且亲眼看到这一代的儿童、少年与青年如何在长大,在恶补化的小学教育里、在模子化的中学教育里、在毫无性灵的大学教育里、在一窝蜂的留学考试里,我依稀看到这是一个悲剧的起点,一个恶果的下种。这个悲剧和恶果也许必须在这一代“当家”的时候,才能明显的看出来。我们的上一代承受了老祖宗们留给他们的悲剧的恶果,现在我们又要承受上一代,眼睁睁地静候他们的导演和耕耘。十三年来,我对上一代的所作所为已经肤尝身受,我要但白说,我失望透顶!

  在《老年人和棒子》里,我爆发了我的忍耐,对上一代,我提出了三点疑虑:

  第一、从感觉上面说,老年人肯不肯支出这一棒?

  第二、从技巧上面说,老年人会不会支出这一棒?

  第三、从棒本身来说,老年人交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棒?我担心的是,老年人不但不肯把棒支出来,反倒可能在青年人头上打一棒!

  这些疑虑对我说来,不但完全应验,并且更有“亲切感”——在我继续写文章的时候,各种号码的棒子就纷纷朝我头上打来!

  第一号棒子打过来的是某国立大学文学院院长所声言的:“李敖骂我们不交棒子!其实李敖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交,也不交给李敖!”这话由朋友转述给我,我听了,忍不住好笑,我说:“交棒子的意思是上一辈退位,这一代抬头,岂是狭义的给我李敖一杯羹?我李敖也许如他所说一无所有,如果有,那我唯一的东西就是证明他们的东西不是东西!也许我可以用莎士比亚Othello里那句I am nothing if not critical来骂我自己吧!”

  三个月后,我的一段话最能道出我这点微意。

  我从来不敢说我的文章是“学术性”的,我也从来不敢说我讲的是“中外君子标准的词令”。我写文章的目的之一是想告诉人们:那些有赫赫之名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人物和他们那些一洋洋就数万言的大文章,似乎也非学术性和君子级。他们只是使一些浅人们以为他们那样的“文字”才是“学术”、他们那样的“词令”才是“君子”。从而尸居大专教席,把持君子标准,装模做样的教训年轻人,这种伪善我看得大多了,也实在看不惯了。因此我要写些文章去撕破他们的丑脸,告诉他们李敖因非似“学者”、“君子”,阁下亦不类“君子”、“学者”,还是请下台来,给学术宝座、君子神龛留块净土吧!

  这段话看来虽然不太斯文,但却真是实情。我最讨厌装模做样,如果在“伪君子”和“真小人”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这种性格使我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一马当先”——当先去做“坏人”。最显著的一个例子是我二十岁时父亲的去世。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可是,在咱们这个伪善的社会,做“真小人”也良非易事。在“伪君子”的眼中,“真小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觉得,这个“真小人”的人并不小,他后面一定有后台大老板。于是,他们开始猜。

  最先猜是胡适,后来觉得不像是胡适,乃是胡适的第二代,是胡适的学生姚从吾;后来又不是姚从吾,是姚从吾的学生殷海光,而殷海光就是《自由中国》杂志上的反调分子!后来又觉得殷海光也不对;于是又拉出一个吴相湘,最后,吴相湘为流弹打着,躺在地上变成了“社会贤达”,他们好像有点抱歉了;于是,“祸首”转移,又变成了陶希圣!

  陶希圣是“现任”幕后主使人,看着吧!不久他还要被他们解职洗冤,另外替我换一个老板!

  我有这么多的老板,我真“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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