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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台中(3)


  在制式教育中,我慢慢长大,也慢慢对中学教育不能容忍。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IQ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完全不能忍耐,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所以我就自动休学了。

  我在台中一中可谓无书不读,但在思想定型上,却是读了许多书、困学求变以后的事。思想定型的范围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左右问题、中西问题、新旧问题。……这些多方面的问题,是每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大困惑,由于水平不好、政治干扰,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失败了,他们困惑终身,无法在思想定型上有又早又正确的判断。在这方面,我是非常鲜明的一个例外,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困学求变的过程,这段时间最明显的是在初中,到高中后期,我就逐渐定了型。在困学求变的过程里,一位最重要的人物曾经“逼近”了我,但终于被我“摆脱”,这位人物,就是钱穆。我在小学时代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开明文史丛刊》,其中收有《孟子研究》,就是我最早知道的钱穆的著作。到台湾后,由于国民党统治思想、管制书刊,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我的许多时间,都花在研究古典上面,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我的部分读物。

  当时共产党批判逃离他们的学者,共分两个型,一个是“胡适型”,一个是“钱穆型”。我对他们两位,都分别加以注意。但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因阴错阳差到了台湾台中,使我先结识了他。结识的原因,得力于同学徐武军。徐武军外号“日本和尚”,因为他爸爸是日本留学的,故有这一称呼。徐武军在台中一中,有点特权似的,原因是他忽来忽去、去了又来。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爸爸是徐复观,先举家来台,后感台湾情况危险,又全家迁到香港。韩战发生后,美国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不危险了,又全家迁回台湾。徐武军住在台中市的一幢单门独院平房里,很考究,我去过多次,可是从来没见过徐复观(虽然十年后,我跟他大打笔仗并且大打官司),客厅里书甚多,墙上有毛笔字赫然曰:“架上书籍,概不外借。”我至今记忆犹新。

  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之邀,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界插一脚,故拉拢钱穆,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我好朋友,他受了徐复观影响,课本以外知识知道不少,和我很谈得来。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问是谁,他说是钱穆,我听了很高兴。不久,他就跟钱穆约好,1952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我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底子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静心凝神,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我去看钱穆的时候,手中拿着我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我写的《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他很惊讶,问我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我告诉了他。这件事,使我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

  钱穆翻完了我的札记,一边夸奖我,一边转过头来,温和地对徐武军说:“你不如他。”我奇怪钱穆竟这样当面教育徐武军,也许他住过徐府,跟徐武军很熟的缘故。

  临告辞前,钱穆约我再去看他。那时我家住存德巷十三号台中一中宿舍,每天经过他门口,看他很方便,可是我没有再去。后来他回到香港。我在第二年(1953年4月14日)写了一封信给他,表示我对他的感谢,并请他“给我以指教”。我还问他两个问题: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一四四页云:“第四个禁地是新疆。因此地

  土壤肥沃,尚未开辟,他们要留作满洲人的衣食之地,希望满洲人到那里

  去,故不许中国人前往,直到左宗棠平定回乱以后,禁令始弛,汉人才能

  随便去新疆。”这一回史实,在罗香林先生的高级中学本国史下册第二页

  中,却有如下地说法,“先是清主旻宁,即位后改元道光,颇有图治之志,

  既平回疆之乱,遂于道光十一年纳将军长龄之议,以回疆‘西四城’闲地,

  招民开垦,以裕兵糈,回疆始行屯田之法,汉民因是得盛徙其地。”罗先

  生所述“纳将军长龄之议”一语,似有所据,与先生所云,时间上相差甚

  远,不知何故?再者,《国史大纲》第三页第十一行云:“美人安达生名

  此曰北京人”一语,他书皆作“瑞典人”,不知何故?

  半个月后(4月29日),我收到钱穆的回信,全文如下:(原信没有标点,标点是我加的。)

  李敖学弟如面:

  昨奉来书,知君努力学问,与日俱进,著能持之有恒,继续不懈,

  将来必有成就,可喜可贺。学问之事,首贵有恒心,其次则防骄气,小

  有所成,志得意满,中道而止,虽有聪秀之质,犯此二病,终不能有远

  到之望,唯立志高远,始克免此,君尚在青年,向学伊始,故特以此相

  勉。能熟诵“庄”书,亦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

  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此

  乃学者所宜终身常诵之书。穆最近有《四书释义》一种,亦在台北出版,

  与《中国思想史》同收入国民基本智识丛书中,内有旧稿《论语要略》

  《孟子研究》两种,为初学治“论”“孟”者指示涂辙。最近又泛事

  《论语新解》,刊载于某杂志,以后当按期邮寄。当知学问与德性实为

  一事,学问之造诣,必以德性之修养为根基,亦以德性之修养为限度,

  苟忽于德性,则学问终难深入,此层务盼注意。《近三百年学术史》若

  能细读,可获许多治学方法,恨手边无此书可以相赠。所询两节,关于

  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之流入乃在后;安达生为瑞典人,

  《史纲》系一时笔误,未经校出也。《国史新论》短期内或可付樱穆最

  近恐无来台之便,得暇盼时时来书,以获知君学问进诣为快也。匆此,

  即询进步

  钱穆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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