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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１０兵团发起金门战斗。２４日晚，我军３个团分别航渡向金门进发。 ２５日晨２时左右，３个团同时登陆成功，立即向纵深攻击，遭到敌人的猛烈反击。国民党为确保台湾安全，主动放弃汕头，把胡琏兵团调到金门，不惜全力死守，敌人的兵力远远超过我登陆兵力。我登岛船只，因退潮搁浅无法返回，致使第二梯队兵力无法登岛支援。２５日，我军苦战一天，损失很大。２６日，敌人又组织对我更大的反击，原突破口复被敌占领，我登陆部队陷于敌军包围之中。勇士们坚持到２７日，终于弹尽粮绝，全军覆没。这次战斗，虽使国民党付出伤亡９０００余人的代价，但我军也损失了９０８６人，未能解放金门。 胡清河便是这９０８６人中的一员。那时他刚２Ｏ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２８军８４师２５１团二营助理军医。不过，他并没有葬身枪林弹雨之中，而是力尽被俘。如今，胡清河是一名退休医生，已满头白发。 “我是金门战斗失利后一个特殊的幸存者，也是攻金部队唯一从金门泅海游回大陆的战士。”他说。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７日午后，在古宁头最后被包围俘虏的我军人员大约有２３０人，其中有我们团长刘天祥、政委田志春，其余大都是伤员和勤杂人员。后来听说刘团长、田政委等被押往台湾，刘团长绝食抗争，英勇牺牲，田政委威武不屈，被活活打死。 敌人先把我们圈在古宁头一座大宅院内，过了两天又转移到一座大庙里。敌人引诱我们暴露身份，我们谁也不说话，气得敌人直骂：“你们都是共产党”，我们说：“是共产党又怎么样！”那时谁也暴露共产党员身份。我和几个同志用了化名，大家都是党员，互相保密，最后敌人也没弄清我的真实身份。经过５天的审讯，敌人无奈，只好把我们补进了敌军的卫生连。 从一个人民解放军战士变成了国民党的俘虏。我心里别提多难受，多别扭了。我暗下决心：决不能给国民党卖命！无论如何也要跑回去，回到良己的队伍里！ 要跑必须赶在蒋军１１８师调往台湾之前，否则一旦到了台湾，隔着台湾海峡，逃回大陆几乎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就加紧筹划泅回大陆。 我开始留意每一个机会，终于从驻地老百姓那里打听到．金门湾潮汐变化的规律：金门湾五天一小潮，十天一大潮，初一小潮，十五大潮。泅渡的时机当然以涨大潮为最好，因为涨大潮时海水把沙滩都淹没了，一直涨到岸边，只要从岸边跳下水，即可开始泅渡，不易被发现，如果是小潮或退潮，就在沙滩上跑一段路，暴露的可能性就大一些。我把涨潮的日期和时间都牢牢记在了心里。 我小时候在老家的小河沟里扑腾过，可要在大海里长途泅渡，心里没底，必须借助于漂浮器材。金门蒋军对官兵偷渡返大陆防范极严，所有能作漂浮的用品，如木板之类，都收藏得干干净净，连火房做饭的木柴也严加看管。用什么东西漂洋过海呢？有一天，我在篮球场上看别人打球，突然想到，篮球可以作救生圈使用，就设法打篮球的主意。那时蒋军对保管篮球采取“连环保法”，就是每连两个篮球，由两个班共同保管，５天轮换一次。球丢了，要追究两个班的责任。泅渡时一个球是不够的，有两个才行。 那时，我们被俘人员中，想偷渡回大陆的不止我一个。一些同志因准备工作泄露而被捕牺牲了。这就使我更加小心谨慎，没有十足的把握，决不能轻易行动。日子一天天过去，直挨到１９５０年８月３日。那天是涨大潮的日子，又恰好轮到我保管篮球，在中午前把另两个班保管的篮球偷到了，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夙愿了。于是中午时分，我趁那两个班不在宿舍的时机，悄悄进屋把那个篮球放了气，取出球胆，又把球壳撑圆，放回原处，从中午到晚上，这段时间一般没人打球，球胆丢了不易被发现。我回到班里，也依法炮制，取出另一个球胆，然后把两个球胆和绷带贴在腹部，外面用腰带勒紧。国民党部队的腰带宽，别人看不出我腰部藏着什么东西。 这一切工作准备好，开晚饭时，我趁别人忙着吃饭的混乱时机，装着要去大便，悄悄离开营区，顺着一条早已察看好的小沟，猫着腰迅速地冲到海边。此刻，海水已经涨满了沙滩，机不可失，我解下腰带，把两个球胆吹鼓，系在旧带的两头。随后又把衣服帽子都脱下扔了，只剩下短裤。我把绷带绑在赤裸裸的胸前，就向海水深处趟去。一会儿，两个球胆就像救生圈一样把我托在水面，顺着开始退潮的海水，向远处漂去。这天天气挺好，风也不大，大约游了两里多路，我回头望望，快看不清岸边了，才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在我头顶上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急促而沉重，我顿时心头一沉，马上意识到，敌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而且知道我的去向，如果他们快艇追来，那我就完了。这样一想，我就拼出全身力气。向自认为大嶝的方向猛游。 后来，头顶上的枪声稀落下来，看来由于天气越来越暗，海浪起伏不定，敌人并没看准我这个目标，他们的火力追击完全是盲目的。想到这儿，本来疲惫不堪的我一下子鼓起了劲头。 第二天拂晓，经过１２小时的漂游，我终于游到了大陆海岸。因为天未大亮，海滩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这时我已筋疲力竭，一头栽在沙滩上……大约过了一小时，我感到肚子饿得难受，就又爬起来向前走。这时离岸不远的一个地堡内的哨兵发现了我，他大喊一声：“谁？干什么的？”用枪对准了我。我连忙回答：“别开枪，我是２８军８４师的，你是哪个单位的？”哨兵显然不相信我的话。我身上只穿一条短裤，手中还提着两个球胆，哨兵以为是爆炸物，不敢靠近，命令我扔到地上。球胆在地上蹦哒了几下，他们这才放心。这时有个干部走过来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胡清河。”“原来在哪个单位？”“２８军８４师２５１团。”“军长是谁？”“肖锋！”“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发觉自己说错了话，赶紧纠正：“我说错了，军长朱绍清，肖锋是副军长。”我听我对答如流，口气缓和下来。这时我才知道，我登陆的地点不是大嶝岛，而是厦门岛的东南部。守海防的部队不是２８军，而是３１军。很快，这个单位的连长出来看我，他拉着我的手说：“同志，你受苦了！”他这句话引出了我一大串泪水。 战俘，一个悲惨辛酸的字眼，在中国人眼里，只有“怕死鬼”、“软骨头”、“叛徒”、“特务”才是它的同义词。不成功，便成仁，中国军人没有其它选择，共和国不承认战俘。和所有解放军、志愿军战俘一样，胡清河也在“战俘”这根耻辱柱上捆缚了３０多年。胡清河被保卫部门审查了３个来月，尽管没有查出任何变节行为，组织还是作出了如下结论：因对该同志被俘后的情况不十分清楚，暂保留原职级，留党察看。停止党内生活，待查明情况后再作处理。这留党察看一察就是３０多年，这位１９４７年入党的老党员，直到１９８５年中央落实有关政策时才恢复党籍。因为当过战俘，“文革”期间，胡清河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被开除公职，关在黑屋子里交待：国民党派你回来干什么？杀了多少共产党？炸了多少工厂？联络电台在哪里？……造反派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没找到电台，把一台电子管收音机搜去强作罪证。 他１９４６年２月投身革命，参加过孟良崮战役、莱芜大捷、渡江战役、解放华中南等７０多次战斗，从山东打到福建，４次负伤，４次立功。而今退休费每月仅有１９２．６元，不得不种几亩地养家糊口。 “看到那些挥金如土的大款们，想想自己，有时也觉得冤得慌，真想找组织反映反映，可晚上做梦，梦见在金门岛上牺牲的战友，我的气又顺了。”说到这里，老人的眼睛又着魔般地盯住东南，心又飞向那座哑铃般型状、浸透鲜血的小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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