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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

　　29 / 史迪威话别中国官兵

　　1942年3月3日，蒋介石在缅甸腊戍会见史迪威，与其相谈中，对史迪威的最初印象颇佳，寄望良殷。他认为史迪威所说“只有进攻才能拯救缅甸”的想法，正合他意。蒋介石这天在对商震、林蔚、杜聿明、甘丽初、戴安澜、侯腾等人训话时就表示对日军应主动进攻，而且属意要守住仰光。便于3月11日派史迪威来到缅甸指挥中国远征军，并要杜聿明“绝对服从史参谋长的指挥”。后来因缅甸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曾致电史迪威、罗卓英“对腊戍应有紧急处置”，而史迪威附和亚历山大主张，断章取义地抓住蒋介石在这份电报里后面所说“万一腊戍不守，66军以八莫为后方，第5军以密支那为后方”的话，硬要第5军北撤密支那，而罔顶腊戍的危急。这使蒋介石十分不满。加之后来第5军损失惨重，杜聿明在撤退途中身罹沉疴、几至不起，而史迪威竟没有与部队同行，不免遭到非议而加深了蒋介石与史迪威的芥蒂。

　　1942年6月3日，史迪威由印度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汇报了缅甸战役的“全部真相”，并指名道姓地要求惩办一些军官，同时提出改造中国军队的计划和收复缅甸的作战计划。尽管蒋介石此时对史迪威已有诸多不满，他仍然采取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对史迪威的建议和要求，尽可能地予以采纳。可是，史迪威身边的亲信顾问却得寸进尺、极尽能事地影响着史迪威，误导史迪威对事物的判断，滋生出“喧宾夺主”的想法，总想让蒋介石都听从他的意志。以致做出了有损中国主权和蒋介石尊严的事情来，从而导致蒋介石对史迪威的信任程度逐渐弱化，隔阂日见加深，终于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决心赶走史迪威，也使得史迪威不辞辛劳、不远万里、不避艰险、不计个人得失来到中国，抱着雄心壮志，一心一意想帮助中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成为大国屹立于世，以及帮助改造中国军队，使之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现代军队，而且会越过任何盟军的崇高理想和他对中国人民那份真实而质朴的情谊，转眼化为乌有。这是史迪威个人的不幸，更是中国人民的不幸，尤其是国民党和蒋介石自己的不幸。

　　我不妨举一实例加以说明：史迪威要帮助中国改造军队的方向是对的。很明显，经史迪威训练出来的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大打胜仗，而在湘桂战场上那些没有经过训练和装备的军队都屡战屡败、一溃千里，以致贵阳告急，举国震动。这就是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有力佐证。驻印军和远征军之所以能打败号称最精锐的日军，不在于他们拥有美式装备和空中支援，而最根本的原因是驻印军和远征军在军队体制，军队训练、军队管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战斗技能和战术思想都有根本的创新，尤其是后勤供应采取“补给到人、输送到连”的体制，就是一个划时代的飞跃，它洗刷掉了中国军队从旧时代沿袭下来的陈旧习俗，真正做到了“官兵一心、上下一体，纪律严明、军民一家，意见公开、人事公开、赏罚公开”。驻印军和远征军”面貌焕然一新，战力更加坚强，结果就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日军，光复了滇西国土，打通了中印公路。史迪威训练军的着眼点在于打败日军，从实战出发，以打胜仗为目标，以消灭日军为已任，既重视增进官兵的体力，更要求提高战斗技能和指挥官的战术素养与指挥能力。它重实际、重实战，而不流于形式，兰姆伽和昆明这两个训练中心，为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训练出千千万万合格指挥员的成绩，就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944年10月23日，史迪威被迫回国，他怀着对中国驻印军官兵深深的战斗友情，特地来到密支那，他一下飞机首先向阵亡将士墓献花致敬，接着到新1军驻地和医院巡视一番，看望住院治疗中的伤病员，同官兵们亲切交谈，中午在新30师同士兵们一道用餐。下午才开始会见中国驻印军郑洞国、孙立人、唐守治、廖耀湘、龙天武和潘裕昆等高级将领。这时，我已调到新6军14师任少校作战科长，在廖耀湘的前方指挥所工作。史迪威要廖耀湘传唤我去见他。我开车从加盟赶到密支那时，已是傍晚时分。孙立人正从前方赶回密支那，大家同史迪威一道用晚餐，然后再叙谈良久，分别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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