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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变化很大，但我要记录长征史实的决心没有动摇，只要力所能及，我就要实现这一计划。一九八三年八月，终于得到了来自北京的信息：通往长征的大门敞开了!我可以随意使用各种物力、档案和史料。我可以沿长征路线旅行，走遍两万五千里，一里也不少。后来我听说，这一决定主要是两个人作出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和前外长黄华。
一九八四年三月一日，我和妻子夏洛特飞往北京，对幸存下来的高级将领、党的重要人物(有些死于“文革”)的遗孀、档案管理人员和历史学家们进行了一场旋风式的采访。不久谢伟思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之后，我们踏上了寻访长征路线的征途，陪同我们的有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长征历史专家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高级译员张援远。
我们飞到长征开始的江西省的省会南昌。我们考察了共产党人最初扎根的边远山区，采访了参加长征的几十位男女幸存者。我们的脑子里很快就装满了种种危机和冲突的故事，这些危机和冲突都足以使长征成为毁灭性的撤退。
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旅程。我们沿着红军的路线走下去。不是每一段路都走到，而是这里略一段，那里跳一段，特别是跳过了贵州境内的部分迂回路线，同时还常拐出去看看非中央红军部队经由的地区。我们从金沙江渡口穿过离西藏不远的火焰山和狮头山，沿着一条崎岖小路攀登了一番，然后骑着骡子和马从群山中穿行，以感受一下红军旅途中筋疲力尽的情景。在翻越雪山时，正值五月底。小路穿过莽莽雪原，伸向可怕的草地。那里与帕斯钦达耳一样，有多少人滑入了无底的泥淖，并把伸手拉他的人也拖了下去，一道去见阎王。
此次的行程为七千四百英里，在大路和小径上乘坐吉普、面包车和越野车旅行，历时两个半月。随后又不断地进行了采访。我们于一九八四年秋又到中国去了一次。
只有到实地旅行才能感受到毛泽东及其男女战士所经受的艰难困苦。那些地方至今还是穷乡僻壤，没有城市，没有外宾，村村镇镇中没有人记得曾有外国人来访过。
没有一个中国人或外国人进行过这样的旅行，近期内也不大可能有人这样做。
本书记录了五十年前的长征，资料是从数百次采访以及文件和档案中搜集来的。我向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他们尽力作了回答，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查对史料，直到弄清事实为止。
长征是一篇史诗。这不仅是因为纯朴的战士及其指挥员们所体现的英雄主义精神，还因为长征实际上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锻造了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打垮蒋介石、夺取全中国的整整一代的人和他们兄弟般的革命情谊。
这种兄弟情谊在毛晚年发生的疯狂动乱中消失了，给这部英雄的史诗抹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然而，那些幸存者们现在又奇迹般地掌了权。他们在邓小平领导下使中国踏上了他们所说的
“新长征”。这一新的长征与几十年前的长征同样艰巨，它很可能成为当代伟大的社会和政治试验。但新长征、“文革”的浩劫以及
“四人帮”属予另一篇故事。这里撰述的是长征的故事——是我在中国的史学家及长征幸存者的帮助下所能汇集的长征史实。
很可能人们还会不时地发现更多的关于长征的片断，但这本书所记载的已足以表明长征在人类活动史上是无可比拟的。也许，在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切有点象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或拿破仑进军莫斯科，而且我惊奇地发现，还有些象美国人征服西部：大队人马翻越大山，跨过草原。
但任何比拟都是不恰当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它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激励着一个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使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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