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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到了，党的干部们说话更公开了一点，甚至出版物中也有所暗示，那些善于从字里行间揣摩意思的人可以由此推测出未来的事情。例如，洛甫(张闻天)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九日为苏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了一篇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
粉粹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我们不得不暂时放弃一苏区和城市。……在某地方，由于敌人堡垒密布，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这时，红军高级领导层的每个人都知道部队即将转移，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一些人猜湖南，另一些人猜江西的其它地方，一些人说是贵州，还有人说是云南或四川。除了最高领导之外，其他人都不了解。为了躲避蒋介石飞机的轰炸，红军总司令部迁到了瑞金以西的云石山地区。在那里，干部们见面时总是互相会意地说：“转移的时间就要到了。”有时他们互相问“你走吗?”回答不一。一些人答：“当然。”另一些人则说：“不知道。”说这话的往往意味着不走。蔡晓乾回忆说：“这消息传来，就象在一池清水里投下一块大石头”，激起了人们的不安。很快，走留人员名单开始列出来了。一些家属带着柜子、箱子回了家乡，说是“他要走了”(但不说去哪里)；不少伤员从医院回到了原部队。关于谁去谁留的小道消息也开始流传了。起初，有人说徐老将留下来。徐老就是徐特立，他曾是毛在长沙师范的老师。人们说他年纪太大，经不起未来的艰辛。但后来又传说他也走，并被指定与休养队同行。已替他找了匹马，但尚未找到马夫。⑨爱传小道消息的人此时还不知道，有人悄悄地已让毛泽东看了一份留守人员名单。毛的许多亲近的人都在名单之中——他的弟弟毛泽覃及其妻子贺怡
(毛的弟媳又是妻妹，因为她是毛夫人贺子珍的妹妹)；毛的朋友、湖南同乡、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叔衡；早年担任共产党总书记、现已被罢免的瞿秋白(据说他肺病严重，难于同行)；陈毅司令员；共产党早期党员、毛的支持者贺昌；毛的另一个拥护者、宁都起义部队后来的领导人之一刘伯坚等等，许多人。毛的建议似乎一个也未被接受。甚至他请求带上瞿秋白的意见也未被采纳。与毛泽东的关系成了留在苏区的特许证，而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⑩
一九三四年秋，毛泽东四十岁。他双颊深陷，憔悴消瘦，黑发长得几乎齐肩，两眼炯炯发光，颧骨高耸，看上去很难受。他患疟疾，经常复发，一病数月。尽管教会医院出身的傅连唪医生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还是处在半恢复状态，感到虚弱和乏力。他知道红军将要采取什么行动，因为在作出决定之后周恩来给他报了信。周实际上是总参谋长，参加决策。然而，发号施令的是李德，他的命令又自然而然地得到党的总书记博古的拥护。即使周有不同意见，他往往也是以一比二处于劣势。所以他的任务就是作为一个优秀军人去执行上级的命令。
没有人同毛商量，也没有人征求他的意见，这毫不夸张。在党的领导层中占统治地位的“苏俄”派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要把毛开除出党。⑩早在两年前，他就失掉了军事和政治决策权，仅剩下了有职无权的一个头衔——中央苏区政府主席。他主持地方会议，近几个星期，对于都地区的情况进行了有名无实的调查。于都是一个傍河的县城，他那时住在一条小巷深处一所舒适的灰砖房里，紧挨着于都北门。他和二十四岁的妻子贺子珍住在一起。这时，贺子珍已是第四次怀孕了，预产期是第二年的二月份。
当时传说毛泽东在于都受到了软禁。他虽是政治局委员，但不能前往瑞金同政治局磋商，他同军事和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多年来，一直流传着这种说法。但看来，他显然未被软禁。与本书作者交谈过的长征时期所有重要的幸存者和当代中国党中学家及档案管理人员都肯定了这一点。但是，在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并执行这一决定的日子里却要把毛派住于都，这种主意至少是难以被人理解的。毛也不可能那么急切地需要亲自去于都搞他的“调查研究”。当时担任翻译因而了解内情的伍修权将军认为，有些人可不想让毛参加长征。“毛是被人有意排斥在外的，”伍说，“去于都调查，这只不过是不让他参加的一个借口罢了。”
一九三四年春天就有人要把毛泽东转到苏联去“治病”。博古和李德向莫斯科提出了这个建议。这显然是李德的主意(虽然他在回忆录里对此只字不提)。但是莫斯科没有同意。共产国际认为，尽管它和毛有分歧，但是毛的威信和名字还是有用的。另外，据翻译伍修权说，毛曾声明：“我不去，我不离开中国。”
气氛很紧张。据说，有一次，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在保安的一条街上看到博古时，毛告诉斯诺：“那个人曾经要置我于死地。”假如一九三四年夏末秋初时，有人要把毛干掉，那并没有什么奇怪。但是，至今没有明确的证据能说明确实有过强迫毛留在苏区的计划。
毛到达于都后，很难再去离于都有一两天路程之遥的党政中央机关了。不过，他的私人警卫员还没有被撤掉，而且他依旧可以在于都和附近地区自由行动。
毛在于都的生活和他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云石山的生活很不一样。在云石山时，从一个石崖往上走两层石阶，就到了他住的一所漂亮的小庙，离红军总部不到一英里。他的政治局同事、到那时为止一直支持李德的洛甫也住在小庙的一厢，这使他们俩有机会进行密切的交谈，后来发现这些交谈是非常重要的。那时，毛可以随便出入红军总部。但由于他的意见无人置理，他也就很少前往了。政治局开会他很少得到通知。由于他是苏维埃主席，所以中央政府机关他还是要去的。那地方不远，名叫沙洲坝。中央政府机关占据了一座一九二二年由杨氏家庭建造的颇为壮观的祠堂。毛在那里住过一年左右。杨家祠堂里有一座雅致的两层议事厅，暗红木架房，石板铺地。朱德和妻子康克清，陈毅和周恩来也住在这里。不过，朱德夫妇象陈毅(直到他负伤以前)和周恩来一样，通常是在前线。
有意把毛泽东排除在决策圈之外还不是事情的全部。这时，和其它一些紧张的时期一样，毛泽东又是疾病缠身了。从一九三四年仲夏到十月，由于身患疟疾，他时而卧床不起，时而只能勉强活动一下。他总是精力很差，情绪低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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