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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民党人的封锁，盐、燃料、棉织品和火柴等物品在苏区当时是无价之宝。共产党人想尽一切办法鼓励偷运和贸易。这些商人很机灵，他们惯于贿赂，他们能够经常来往这一地区。与苏区做生意有利可图，加上银元的刺激，出高价的激励，使得商人们不惜一切穿过封锁线，与苏区不断地进行贸易。赣江上经常有人用夹层船把煤油和盐(一个银元一斤，比外面价格贵十三倍)运入苏区。苏区有些钨矿，封锁也未能阻止矿石外运。毛的弟弟毛泽民当时住在于都，组织贸易，监督运输。
共产党人没有让马克思主义教条阻挡自我生存的道路。那些化装成运粪苦力的小贩在臭气熏人的担子里把电筒和电池偷运进来。铁匠、粮商、米商，受到保护，甚至放贷者都获准做生意，但受到严密监督。共产党的军队在苏区纪律严明．，享有良好的声誉。的确，他们没收富人的财产，然而中产商人却倾向于共产党而不喜欢蒋介石的军队。
农民之历以特别拥护红军，是有其深刻原因的。贫困的赣南农民过着被奴役和被剥削的生活。地主出租土地收取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利息，借钱的利息是百分之三十，粮食的利息百分之五十，耕牛百分之七十五，食油百分之二十至二百，盐百分之一百五十。贫苦农民的债务越陷越深，根本无法还清。一九三。年十月和十月，毛泽东视察了兴国县和另外六个正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县。他发现占当地人口的百分之六的富农和地主，拥有百分之八十的土地。而贫苦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只拥有百分之二十的土地。于是他命令把富人的地分给穷人。他主张免除农民的高利贷负债，给农民分配土地，再免费分给未耕的山林荒地。他号召禁止赌博和抽鸦片，并杜绝抢劫。他说共产党正在建立一种夜不闭户的社会秩序。连残疾人和盲人也可分到土地，由壮劳力替他们耕种。
老红军吴兴也来自贫困的、但给红军提供了巨大兵源的江西。他的家乡在会昌县吴村，与毛泽东的警卫员吴吉清同乡。他俩在南昌接受采访时，吴兴告诉我：“论辈份，我应叫吴吉清‘祖父’。”
吴村的人几乎都姓吴，一九三。年当吴兴十四岁参加红军时是这样，一九八四年仍然如此。吴的一生都在红军中度过。他没上过学，家里没有钱供他上学。他说：“我一辈子都在前线。”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典型的红军战士。长征结束时，他被提升为排长，在延安的学校学习，后来当了师长。他小时候跟篾匠学手艺，但挣钱很少。他曾想参加国民党军队，可又觉得他们是一帮强盗。你就是有一把象样的雨伞，这些人都要抢。当朱德率领部队路过他家乡时，吴兴听说这部队的战士都是些公正老实的人，又听得部队里有人向他喊道：“来吧，小兄弟，加入我们的队伍吧!”他就参加了，从那天起便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五十年后他回忆说：“当我们到达雪山时，我想起了这一切。我们翻越一座又一座雪山，我想我们这些人也许永远也翻不完这些山了，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我坚信，即使我们真的倒下去，中途失败了，那我们的下一代也一定会继承我们未竟的事业，继续前进，革命终将成功。”
不只是吴兴一人有这样的想法，许多战士离家时都曾感到害怕和孤独，但他们也抱着和吴兴同样的信仰踏上征途，勇往直前。⑩
让红军战士离开苏区可不是件容易事，那是他们多年的根据地，是他们的家乡。他们中大多数人来自江西，而这些人中多数又来自中央苏区——-模范县兴国、瑞金地区、于都县、宁都和福建的周围地区。离开他们的故乡是痛苦的。
杨成武曾是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他回忆道：“苏区是这样的好，苏区的人们是这样的亲。要我们放弃这一切，到一个遥远的陌生地方去。我们即将离开这熟悉的山山水水，离开这朝夕相处的苏区人民，叫我们怎能舍得?”
杨成武出生于福建西部靠江西边界的长汀县，那里是共产党根据地的一部分。当红军已开到附近的消息一传开，杨成武家乡的许多农民都来看望并且慰问红军战士。他们爆玉米花，收集鸡蛋，扛来一袋袋的红薯干，织好了袜子，编好了草鞋，并选了十几个代表，包括杨成武的父亲和堂嫂都来了。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是团里的司务长。这些代表走了一百多里路，跨过山山水水，在战士们离开驻地前和他们团聚了三天。当他们准备回家时，杨成武和他的同事们凑了所有的钱(差不多，杨只有五角钱)给他们作为回去的盘缠。杨成武的堂哥杨能梅这几天外出不在，直到堂嫂准备离开时，他才回来，他们只能团聚短暂的一会儿，能梅就得出发了。这一别就是十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他们夫妻才又相见。
危秀英还记得她随第一方面军总卫生部干部营撤出瑞金的情景：在—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们头上戴着一束束树枝作为伪装，到天亮就停止行军。开头几天没遇到轰炸，因为敌人没有发现他们。后来，有一天下午将近黄昏时，他们集合在山坡上开会，一架国民党飞机飞过来扔下了炸弹。炸弹落在大约二十英尺以外的地方。当时董必武正在讲话。董时年四十八岁，已被认为是长者了。他和蔼可亲，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志。他看了一下弹坑，炸弹掀起的土溅了周围的人一身，他看了看天，然后告诉战士们说：“马克思在捉弄敌人，炸弹没有爆炸。”接着他又泰然自若地继续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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