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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谈到自己曾晋升为骑兵团的参谋长(一些当事人对李德所在的部队和军阶、职务的追述都不一样)。在俄国内战中，他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打了三年仗，之后，由于在军队服役中表现优异，被送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了三四年。
由于他的知识和背景，他被选中派往中国工作。他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为中国共产党训练骑兵。此时中共的部队里缺少骑兵(鉴于山区地形崎岖不平，道路狭窄，骑兵部队行动不便，因此也不大需要骑兵。
无论是伍修权还是任何别的中国人都从未怀疑过李德自我介绍的可靠性。李德告诉伍修权说，共产国际给他奥地利护照的原因是，他一旦被怀疑，可借此掩护自己。他的战争经历对博古和其他“布尔佧维克”来说是太专业化了，他们不可能提出异议，因为他们都没有多少军事理论知识。
据伍修权回忆，李德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就傲慢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想法，他说“游击战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现在红军应该站稳脚跟，开展常规战争，不能放弃一寸土地。李德深受伏龙芝军事学院盛行的德国军事理论的影响。他的主张与蒋介石的顾问冯·赛克特如出一辙。李德认为红军必须用自己的碉堡战对付冯·赛克特的碉堡战。
据有的中国指挥员后来介绍，李德并不是只知道堑壕战和只赞成打阵地战。但是，李德确实顽固地反对毛或者任何红军指挥员继续开展或恢复他们随心所欲的作战体制。李德把他的进攻战术归结为“猛烈的短促突击”，从而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然而这个战术并未能有效地消灭国民党军队，而朱毛却从国民党军队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给养和兵员补充。毛泽东用地地道道农民式的语言来对比红军和蒋介石的军队。毛说，红军是叫花子，而国民党不仅是国王，而且还是龙王。红军靠从龙王桌子上攫取东西来满足自己的需要。
党纪是严格的。李德有共产国际做他的后盾，并得到自命为
“布尔什维克”的一伙人的全力支持，而正是这些人控制着中国共产党。他们为了保全性命而逃离了上海，现在控制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但是，就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的秋冬之际，蒋介石对共产党控制地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苏维埃共和国被迫不断地缩小。到一九三四年秋，共产党失去了他们控制地区的百分之五十八，只剩下六个县了。
共产党人之间的争论当然不仅仅是关于军事理论问题，还涉及到毛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间的根本分歧。在李德那座小小的、四周都是稻田的“独立房子”里，有他的一间卧室，另一间稍大一点作会议室，还有翻译和警卫住的一间屋子。年轻的伍翻译耳听四方，那里几乎没有一件事能逃过他的耳朵。李德和博古(一九三二年二十五岁时当上了中国共产党的书记)背地里对毛泽东大肆嘲弄。说他不过是一个“无知的乡下佬”，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说他强调重视农民是肤浅的表现，“山沟里不能出马克思主义”。博古断言：“在落后的县城是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社会的。”这些说法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斯大林手下年轻的中国事务专家巴威尔·米夫和中国党内苏俄派头头、同样年轻的中国布尔什维克王明都认为无论毛泽东还是朱德对马克思主义都知之甚少。米夫和王明说朱毛不过是中国古典小说《小浒传》所描写的绿林好汉而已。
正是在这种气氛中，排斥毛泽东的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剥夺他手中的权力；限制他的影响；想把他送往莫斯科；乃至要开除他的党籍，等等。他们使了一着又一着，如果不是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比较起来，莫斯科总是更关心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不太注意中国的现实。
那时，国际上出现了日本对远东的侵略和希特勒在欧洲的威胁，这促使莫斯科重新估价中国。它感到需要利用毛泽东的威望来加强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因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举行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在毛没有参加会议的情况下，恢复了毛的政治局正式委员的地位，共产国际抑制了中共对毛泽东的批评，出版了经过大量删改的毛在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召开的中央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一篇讲话。
这些变化丝毫没有影响李德对中国军事方针的全面控制，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李德、博古和周恩来所组成的“三人团”手中。
尽管李德至死坚持说，他被派到中国来仅仅是作为顾问；尽管中国现代的分析家认为，从技术上来说，博古说的顾问一职也没有说错。事实上，正是中国人自己把权力拱手让给了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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