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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在一九八四年回忆说，他担任三个县委书记之职约半年之久。尽管邓告诫他的同事们对于编写和研究历史必须精确，但他却拒绝写自己的回忆录，也反对别人为他写一部正式传记的建议，这也许是因为他厌恶以毛为中心的个人崇拜。⑩
那时的反毛运动是由党内刊物一篇不署名的文章掀起的，这篇文章大概是由博古或洛甫写的。“布尔什维克”们不敢公开攻击毛，而是采用中国政治中指桑骂槐的方法批评福建省委书记、毛的坚定支持者罗明。文章没有提及邓小平，但是谁都知道，邓与罗明的观点相同，并且都拥护毛泽东。
罗明几乎立即被解除职务。邓小平被调至江西任省委宣传部长。
四月十五日，洛甫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一篇文章，由此，反邓的运动便公开了。洛甫公开点名，首先指责邓小平是“罗明路线”的追随者，被点名的第二个人是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帮助邓反对清除AB团歇斯底里运动的谢唯俊和长期支持毛泽东的古柏。四人均被解除了职务@红军开始长征时，其中毛、古两人被留下来，而且都丧了命。
此时，邓被送到了红军的总政治部接受“批斗”。有关这次
“批斗”的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斗争绝不是温良恭谦让的。用暴力伤害肉体是司空见惯的事。挨斗的人被关押起来，显然，邓也不例外。五月六日党中央局杂志《斗争》上发表罗迈(李维汉)的一篇文章，文章号召对邓和“罗明路线”的其他追随者进行“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罗迈是党的组织局书记。他激烈要求对邓进行处分。正是在这个时刻，邓的夫人阿金(金维映)和邓离婚，改嫁给高大英俊、深思熟虑的罗迈。这是否促使罗迈对邓采取严厉的态度，无法证明。阿金是广东人，人们记得她是一位颇具天资的女人。和邓一样，她在瑞金时是党的一位书记，而且据说有点个人主义。阿金和罗迈一起完成了长征，但他们在延安离了婚。
邓小平被指责执行了一条“富农路线”，因为他主张没收富农的土地分给穷人，而不去触动中农。他还认为应当在各县保留地方武装力量，而不应当象“布尔什维克们”所坚持的那样，把所有的武装都统一到中央指挥之下。他还支持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围而歼之的战术。
邓小平在被批斗时写了两三份检查，承认他低估了“进攻路线”，但指控他的人对此还是不满意。他坚持说：“我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说罢，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了。
一天，在被卫兵押回禁闭室的路上，他遇上了陆定一的妻子唐义贞。陆定一是苏区宣传部长。“文化革命”期间，红卫兵曾把他打成重伤。
“我饿坏了，”邓小平对她说，“肚子根本吃不饱。”她可怜他，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给卫兵捎了个信，要他们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红军撤出苏区时，唐义贞被迫留在苏区。她的丈夫走完了长征，并幸存下来了。
邓小平在被“批斗”期间的表现同他在以后年代中的表现是一致的。他愿意承认错误，但当他相信自己正确时，他就不肯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他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在这一点上毫不动摇。
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大约有六七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杨尚昆将军说：“他被送到基层去了。”
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最准确的一种说法是，他被派到离瑞金很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去当“巡视员”了。但似乎谁也不知道他在那里巡视了些什么。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那是个很低的职位。他在那里呆的时间很短，可能不超过十天。那是个游击区，用军史研究员阎景堂的话来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在这片无人地带周旋，打得“难分难解”。瑞金有些人担心“会出事”，所以又把他调了回来。
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受伤的王稼祥。他担任秘书长这一职务有两三个月时间，后来据说他主动请求解除了这个职务，成为一名普通的政工人员。另一种说法是，根据邓自己的请求，提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编辑。但是，李一氓指出，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所以在总政治部邓没有什么事可干，只是同李一氓一起徒步行军。李一氓后来又纠正自己的说法，说他们每人分到一匹马，实际上是骑马行军。
不论情况如何，在遵义会议，或在此之前不久，这些都发生了变化。邓小平以《红星报》编辑的身份出席了遵义会议。不过，据他回忆，在遵义会议前不久召开的黎平会议期间，他已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秘书长，或按照刘英的说法，他担任“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
这个职务听起来很重要，实际上并非如此。根据现在的回忆推断，秘书长的职责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事实上至今没有发现邓小平以秘书长署名的电报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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