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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次的行动非常奇特。当然，毛泽东自有他的用意。红军刚一过河，毛就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派出一个团向北跑步行军一百多英里抵达古蔺。古蔺是刚入四川境内的一个人口稀少的大县。该团又向镇龙山前时，沿途虚张声势以引人注意。他们忽东忽西，令人莫测。一些国民党报纸错误地报道说，贵阳已被红军攻陷。实际上，毛的目的是要使蒋介石以为红军正奔向长江某个渡口，尽可能促使蒋介石把部队向西调遣。当向长江挺进的那支红军部队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开时，毛泽东率领主力悄悄返回了赤水河。三月二十一日晚和三月二十二日拂晓，他命令部队从三个渡河点再渡赤水河。
毛泽东的战略轰效了。蒋介石在重庆密切注视着形势。现在，他认为红军行动反复无常，相当混乱，已是瓮中之鳖，正在垂死挣扎，危在旦夕。三月二十四日，蒋介石由他的澳大利亚顾问w
·H·端纳以及夫人宋美龄陪同，从重庆飞抵贵阳，在一幢宽敞的新楼房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楼前有一条小河，景色宜人。现在，这幢楼是贵州水电林业厅的办公楼。当年，蒋和随从人员住在二楼，除了他的贴身卫士以外，在楼梯口设了双岗。他还带来了十几位将军。
用蒋的话来说，此行任务就是收紧对已陷入绝望的红军的包围圈，将其消灭。他在这个地区部署了五十万到七十五万军队，各部队防区之间衔接紧密，以防红军从北面漏网渡过长江(蒋认为这是毛的意图)，或向西进入四川或云南，或向南穿过贵州去广东和广西，或向东返回湖南、江西。蒋确信无疑，这一次他把毛泽东真正套住了。
实际上，蒋介石在贵阳并没有多少军队。第二十五军的所有高级军官都在前线，贵阳警察局局长王天锡成了城里军阶最高的军官。蒋介石让他来汇报当地的情况，当面委任他为警备司令，并与他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请他搬到司令部来住。王天锡当时年轻，容易受人影响，这一点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说：“蒋介石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上当了。”没过几天，蒋介石对红军令人不解的行动开始感到担忧了。他的司令官薛岳因为三天没有搞到空中侦察情报，被他在电话里臭骂了一顿。他的一个贴身卫士告诉王天锡，蒋介石真发火的时候，会把电话听筒摔在地板上，捶胸顿足，破口大骂。
数天后，有情报说，红军正在穿过息烽和开阳县向东运动，显然企图渡过乌江进攻贵阳。三月三十日，红军又打了几场硬仗，突破了乌江。这时，贵阳城里也开始紧张起来了。蒋介石把自己的军队分派到四五个方向去阻截红军，而贵阳城里却兵力空虚了。
据有些人说，蒋的妻子宋美龄十分恐慌，开始向全国各地发报，要求派兵火速驰援贵阳。蒋介石命令警备司令王天锡加强贵阳的防务。王天锡组织一营宪兵以及两连消防队员和警察，共四百人，花了二十四小时沿城墙修建了一道新的防御工事。蒋不相信这项工程会完成得如此之快。清晨，他和宋美龄、端纳出来视察。他们到达城墙时，顾祝同将军跑来报告，红军已到贵阳东北方向，离城只有七八英里了。(实际上，红军这时正在路过扎佐，离贵阳几乎有二十五英里。)
蒋介石已下了命令，尽管他不知道命令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却使毛泽东的高明计谋获得成功。这个国民党领袖电令云南的滇军司令孙渡将军率领三个精锐旅火速救援贵阳。他认为这样就足以抵御毛的任何进攻了。可是毛并没有进攻贵阳的任何意图，他却非常希望蒋介石相信这就是他的计划。蒋介石让孙渡驰援贵阳，实际上为毛的部队奔向金沙江让开了路。
当然，毛和蒋当时尚不清楚这一点，孙渡距离贵阳尚有一段路程，而毛的部队可在一、两小时内抵达贵阳城下。
“这儿离机场多远?”蒋介石焦急地问。警备司令王天锡开始估算距离。他还来不及答复，又来了一个报告：在机场附近已发现共产党便衣队。
“想乘飞机逃跑已为时太晚了。”蒋介石焦急地考虑着，默默地来回踱步，然后突然转过身来对王天锡说：“给我找二十名可靠的向导，弄些壮实的高头大马和两顶好轿子，越快越好。”王天锡飞跑出去张罗组织逃跑的车队。太阳升起一竿子高的时候，他集合好车队便回来向蒋报告。他正报告时，又来了一个情报：红军正绕过贵阳，向东面二十五英里的龙里方向运动。
蒋介石沉默片刻，手拿红铅笔仔细地查看地图，然后他说：
“我想他们正在返回湖南和江西。”正当他在讨论这个可能性时，滇军孙渡将军到了。他报告说，他的三个旅正在进城。蒋介石问孙渡对形势的看法。孙渡圆滑地回避了蒋的问题，说：“我相信您的看法。”
“我知道你们一定很疲劳，”蒋抱歉地说，“可我还得让你帮个大忙，率领你的部队向龙里方向前进。”
蒋介石进一步向孙解释说，他已指示薛岳从遵义向东前进，去截击红军，他还打了电话让何键在湘西部署部队。
“你的官兵一定很累了，”蒋介石再次强调说，“我将赠送数千元以示犒劳。”
次日凌晨又出现了新的警报：城南面枪声大作。
另一位国民党将军陈诚对警备司令王天锡说：“我们这个敌人真是狡猾透顶。它突然改变方向向西，现在又向南运动。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王天锡后来若有所悟地总结道：“这是一次非常机动灵活的军事行动。红军牵住了蒋介石的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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