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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林彪继续前进，抵达指定渡江地点龙街。他在那里遇到了困难：没有船，江面很宽，水流湍急。他用竹筏搭了一座浮桥，很快就被江水冲走。五月六日，毛命令林彪率部队到皎平渡，这样他就要沿江翻山越岭行军五十至六十英里，而五月七日渡江的最后期限并没有改变。
皎平渡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渡口，满载食盐、白银、皮革或粮食的车队，从四川进入滇北都要从皎平渡过江；由于进出西藏的孔道就在附近，从西藏运出来的草药、藏药、金银丝细工饰品也从这里摆渡。从云南运出来的则是鸦片、黄金(产自金沙江沿岸的金沙江，金沙江自古以来就因出产沙金和块金而闻名)、贵重的金银丝绣品以及其他特产。
金沙江北岸(或西岸，因为江水在这里大转弯，方向都给弄乱了)有一个骡马大店。四月底或五月初时，约有三十名商贩带着驮马和骡子在这里歇脚。他们的货物已运到江边，等云南那边的车队渡过江来，同他们做买卖。
这家骡马大店是洪门场村张姓四弟兄中的老大开的。他的弟弟张朝满一九八四年时已七十一岁，身体依然健壮，行动矫捷，肌内发达，只是有点谢顶。他坐在位于四川一侧能够俯视金沙江的一家接待站的阳台上，同我谈起五十年前的经历。他仍然清楚地记得一九三五年春天发生的事：
有一天，几个人找到他，这些人原来是干部团的宣传队员，正在找渡船。其中一个人对他说：“别害怕，我们是红军，是来消灭地主劣绅的，现在想找船准备渡江。十年后我们还要回来把地分给你们。”
张说，红军找不到船，因为船全被藏起来了。他们一再表示需要船只和艄公。张去找他的哥哥，他哥哥也说无法搞到船。宣传队员自己在江边找到一条一半沉在水里的船，他们从商贩那里买了布，想堵住船上的洞，与此同时又发现江对岸有几条船。他们拼拼凑凑，最后总算一共搞到了五条船，两条在四川一侧，三条在云南一侧。艄公尹梦之很有本事，同意送九个红军战士到对岸搞偷袭。他们带着盒子枪和电筒，用灯光吓跑了当地的驻军。
他们接着又来回渡了几次，把一些红军战士送到对岸去偷袭当地一个税务所。他们“砰砰”地敲税务所的门，让艄公用四川说叫门，说是他们要来缴税，“不开门我们就不付税了。”转瞬之间就有人开了门，红军一下冲了进去。屋里正有几个人在打麻将，抽鸦片，这些人很快交了枪。红军战士把搜到的五千银元的税金带走充入“抗日储备基金”。他们抓了大约六十人，其中一半是国民党当地部队的士兵。第二天，他们又发现两条船。先后一共找到了七条船和三十六位艄公。
刚搜查完税务所，红军部队就开始渡江，一共渡了七天七夜。艄公每天领一块银元的工钱和一块银元的奖金。如果愿意要鸦片，一天可以领五两。大一点的船一次可运六十人，而最小的船只能运二十人。渡一次要三分钟时间。每条船都编了号，还指派了船长。
渡口两岸都是峭壁，云南一侧到渡口的路又长又窄，要在峭壁上爬行二三英里，才能走到很窄的沙滩上。离金沙江边五十英尺处有一块十英尺高的圆石(现在还在那里)。总参谋长刘伯承在这块大圆石上站了七昼夜，指挥渡江。他的助手叶剑英担任渡江指挥部政委。
敌人的侦察机两次飞过，但是江面太窄，无法轰炸。马匹不敢上船，只好让驭手牵着，随船游过江。夜间燃起大堆大堆的篝火，使渡江能昼夜不停地进行。他们为妇女和伤员安排了专门的渡船。整个行动没有损失一个人。渡江自始至终顺利地进行。
五月四日黎明前，毛泽东、周恩来和司令部其他人员摸黑渡过了江。那天他们骑马走了整整六十英里。四川一侧的金沙江岸没有云南那样的金色沙滩。船到了对岸缓缓地靠近石滩，狭窄的石滩很陡，坡高约有二十英尺。有一条羊肠小道从江岸通向另一处更高的石坡。几乎找不到驻扎部队和存放给养的地方。坡面上有几代船工打出来的十一个砂石洞。总部就设在这些洞里。毛、周各占了一个石洞，其他指挥员、电台报务员、警卫人员以及中央机关其他人员也都分住在砂石洞里。
在这里，毛婉转地批评了警卫员陈昌奉，因为他没有抓紧去找一块能当桌子用的木板。警卫员为毛在地上铺了一块油布，上面再铺上一条毯子，这便是毛的床子。砂石墙上钉不进钉子，所以警卫员无法把毛的地图挂到墙上。
一九八四年时这些砂石洞还在，五十年来没有多少变化。洞很小，里面黑暗、阴森，洞外是条从峭壁上开出来的小路。住在洞里可以躲避空袭，但是我想司令部人员会觉得在峭壁顶上搭个帐篷住进去更舒服一些。现在那里盖了一座招待所。
天气十分闷热，干部团向北急行军到金沙江的途中吃尽了炎热天气的苦头。我曾在天气炎热的五月去过那里，深知在那种气候下翻山越岭走山路的滋味。红军的行军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国民党的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但总是比红军的实际行踪晚五至七天。例如，五月五日天津的《大公报》还在说，红军的目标
“看来是四川”。此刻，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已有六天时间，再过三天，整个行动计划就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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