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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留下来的人们(3)


    一九八四年,担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六十多岁的刘建华,看起来象个商人,讲起话来带点官腔。五十年前,他在赣南游击队中还是个小鬼,是一位名叫危秀英的女士的朋友(他们现在还是朋友和同志)。当危女士奉命于一九四一年去延安时,她把手枪留给了刘建华,说道:“如果你活着,我们再见面时,请把枪还给我。”一九四九年危女士回来时,写信给刘建华,刘回信说: “你活着,我也活着,但是你的枪和我的枪都找不回来了,它们都被叛徒抢走了,但是你和我都活着,这证明党已经赢得了历史性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刘建华还是个年轻的共青团员。中央苏区尚未被敌人占领,他同其他共六百名战士一起,在李乐天指挥下到油山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是座落在江西和广东交界处的一个林区。这个根据地的领导人还有杨尚奎。
   
    刘记得陈毅和项英政委来到的情况。他们化装躲过了国民党的大批巡逻队,于三月九日抵达,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幸存的人马都到了。突围时,整个部队的损失是惨重的。他们分两批到达,一支是由曾经领导过党政分支队的相貌英俊的蔡会文率领,另一支由陈丕显率领,各有八十人。
   
    陈毅热情地迎接这些疲惫的战士。他自豪而诙谐地说:“国民党吹嘘说他们要在仁凤把我们消灭,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油山聊天。”
   
    刘伯坚是突围时牺牲者之一,他是在蔡会文领导的部队突围时负伤被俘的。他骑的一匹白马被击中。正当他带领一些人往山上冲击时受了伤,好几个人去营救他,都被打死了。他被解往江西南部的大瘐监狱,由蒋介石的“绥靖公署”审讯。然后给他带上脚镣游街。他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就义,年仅四十岁。牺牲前他作了一首诗:《带镣行》,诗中说道: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拚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刘伯坚是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之一,于一九二二年入党,并在苏联学习过。象邓小平一样。党派他去“基督将军”冯玉祥那里工作,他以秘密党员的身分,在第二十六路军任职。宁都起义后,二十六路军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并成为最可靠的后卫第五军团。刘本人成为第五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他同毛的关系,他几乎注定成为留下来的人。
   
    一九三五年一月,杰出的作家、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党的总书记并在其最后几年曾是毛的亲密朋友的瞿秋白,会同毛的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老战友、也是党的创始人之一的何叔衡以及其他几个人,离开瑞金附近的藏身之处,动身去闽西,希望经过汕头或广州到上海或香港。瞿秋白当时三十六岁,在年轻的红军中算得上是个“长者”,何叔衡已经是六十一岁的高龄了。
   
    一队女同志与他们同行,包括古柏的夫人,古柏是长期支持毛的;梁柏台的夫人周月林,梁是中央政府办事处副主任;陆定一的夫人唐仪贞,陆是宣传官员,参加了长征(唐就是给邓小平炖鸡的那位女士);钟亮,可能是李六如的夫人,她是中央局的成员;项英的夫人;还有一名党的工作人员,名叫黄长娇。
   
    这些妇女的命运都很悲惨。周月林长期被指控为叛徒,要对何叔衡的牺牲负责。大概是在毛逝世之后,她才恢复了名誉。一九八五年她仍然健在。钟亮的命运(也被指控为叛徒)无人知晓。项英夫人也是如此。唐仪贞的命运最为悲惨。有人指控她向国民党出卖党的领导人,红军把她处决了,后来证明是错案。黄长娇尽管历经磨难,仍然幸存下来了。
   
    许多年来,何叔衡牺牲的情况一直是个谜。据说三月四日他和一支队伍一起从仁凤突围,在去闽西的路上被消灭了。他保管着党的经费、印章和文件。他宁可跳崖自尽,不愿被俘。他受了重伤,被两名国民党士兵发现后枪杀了。
   
    何叔衡的老友徐特立(原文如此,应为谢觉哉——译注)老人认为,何被生俘,在试图逃跑时被卫兵击毙。另一种说法是,何叔衡所在的游击队被敌人包围,他没有逃走,而是发誓说:“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然后,抽出手枪自杀了。
   
    这些说法都不确实。事实是,何叔衡和瞿秋白都化装成商人,并有人护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他们在福建长汀县水口城的小彭村吃早点时被人发现。由李玉率领的国民党十四团二营就驻扎在附近,派兵包围了村子。何一行决定分散开来。在战斗中他受了重伤,倒在稻田里,被两个国民党士兵发现。当士兵们俯身搜查他的口袋时,何跳起来同他们扭打。其中一个士兵向他开了两枪,把他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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