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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


  当中央领导吃完饭向门外走时,正巧李德进来,毛泽东有礼貌地说:“里面有饭,快去吃吧!”可是,部队里却把这句话传成“毛泽东说李德是饭桶”的笑话。尽管红一师领导觉得这样传不好,进行了纠正,但纠正不过来。李德本来就对黎平会议争论失败非常恼怒,听了这些传闻更是火冒三丈。博古虽同意改向前进,但并未最终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方针。
  
  张闻天对此深感焦虑。他意识到,继续让李德、博古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他开始考虑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12月20日,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在一片茂密的桔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停下来休息。此时正值南方初冬季节,桔红的桔子挂满枝头。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形势仍忧心忡忡。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标到底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看这仗这样打不是个办法,还是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王稼祥连连点头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想法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10天后,1935年1月1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今草塘),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就行动方针进行讨论。“左”倾领导人在会上提出:中央红军不过乌江,不要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反对这些意见,指出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迂回战斗,以便粉碎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坚持北渡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根据地。与会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主张。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吸收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决定》还作了一条重要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在以后的行军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
  
  从1934年12月中旬起,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为挽救党和红军进行了积极的斗争,并一步一步地向胜利迈进。通道会议为战略方针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黎平会议则实际上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进军方向问题,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这是湘江战役后,毛、张、王这个“中央队三人集团”对博古、李德等错误领导进行批评,开展争论的结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在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个重大的胜利。而张、王在黄平桔林的谈话则是变换军事领导的最初酝酿。猴场会议坚决执行了黎平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巩固了黎平会议的胜利,并从组织上限制了最高“三人团”的最高指挥权,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所有这一切,成为遵义会议的前奏。
  
   1934年的冬天是寒冷的,似乎凝聚了一年的痛苦和不幸。这一年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十分凝重和惨烈的一年。但是,正如冬天过后是春天一样,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即将重新占领中国革命的大舞台,扮演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重要角色。
  
  
  
  
  初到遵义,未雨绸缪
  
  猴场会议后,红军昼夜兼程,直扑乌江,眼盯遵义。
  乌江是贵州省最大的一道河流。它从西南到东北斜贯贵州全省,也是黔北各线的一条天然屏障。
  
   1935年1月3日,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当薛岳部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追到江边时,红军已拆毁特意搭起的浮桥,浩浩荡荡地向遵义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形势雄峻,为黔北重镇。战国时属夜郎国,汉时设县,到唐代改名遵义县。遵义城以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为界,分为新、老城。全城有三万多人口。它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汉、苗、布依、回、彝等各族商旅云集的场所,也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比较繁华的城镇。
  
   1月9日下午,当红军的领导人及大队人马将要进城的消息传开以后,遵义城的老百姓奔走相告,仨一群俩一伙地赶到城外丰乐桥头前去迎接红军。他们举着“欢迎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等标语,兴高采烈地站在道路两侧。在鞭炮声、口号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红军意气风发地开进遵义城。中央红军自从踏上转移的征程,几个月来一直在丛林乡间行走,久未受到过群众如此盛大的欢迎,这使红军干部战士感到格外亲切和兴奋。
  
  下午5点多钟,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骑着骏马,踏着晚霞,精神抖擞地随着队伍来到遵义城时,眼尖的群众一眼认出了他们,便高声呼喊起来,“欢迎红军”,“欢迎朱总司令”,“欢迎毛主席”,“欢迎周副主席”,口号声此起彼伏,直冲云霄,场面很是壮观。还有不少人交头接耳地打听哪个是“朱毛”。在他们看来,还一直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呢!到了丰乐桥头,中央领导人跃身下马,笑容满面地和群众握手,摘下帽子向群众招手致意。人们前呼后拥地把他们一直送到驻地。
  
  对于这一动人场面,韩素音在她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里写道:
  
  博古和朱德,随后是毛泽东骑马进城了。看到毛,战士们高呼“毛主席,毛主席”。他们一遍遍呼喊他的名字。部队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领袖。
  
  周恩来面无表情地骑马过去。他小心地走在别人稍后一点,走在所有人的后面。他不去争夺显赫的权力,他不需要权力,这不是他一生的追求。这时应由他来使毛泽东走上适当的领导位置。党和军队必须再一次强大起来。……他让毛走在前头,自己跟在后面。
  
  周恩来谦恭谨慎的举止预示着党内领导人排列顺序的变化。住房条件的改变也象征着领导人党内地位的浮沉升降。
  
  湘江战役之前,宿营地最好的房子一般安排给李德、博古。到黎平开始变化,周恩来住最好的房子,毛泽东“逐渐升格”。到了猴场,毛泽东住进了一座最漂亮的房子。如今到了遵义,负责安排房子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更明白该把什么房子留给毛泽东住了。
  
  易家别墅位于遵义新城最繁华的丁字路口一条僻静的小巷,它是一幢独立的楼房,被灰青砖砌成的高高的围墙环绕着,很是气派。楼内的红漆地板闪闪发亮,彩绘的玻璃窗五光十色。这是“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旅长易少荃的别墅,红军来了,他携家带口跑了,留下的豪华住宅正好可以让中共领导人享两天福。楼上共3间房,毛泽东住东边一间前房,后房住着警卫员陈昌奉和卫生员小钟,王稼祥住在西边一间的前房,张闻天住在楼下。
  
  毛泽东住下后,干部休养连的党支部书记董必武把挺着大肚子的贺子珍送进毛泽东的住室。
  
  贺子珍刚一坐下,便急切地问毛泽东:“听说中央要在遵义开会,不开会不行,下面的意见多着哩。”
  
  毛泽东感兴趣地问:“都是些什么意见?”
  
  贺子珍把散乱的头发向后顺了顺说:“你还故意装糊涂,还不是对中央领导不满,丢了根据地,老打败仗,让人家追着跑。”
  
  毛泽东拉过一把雕刻精致的紫檀木太师椅坐下,悠悠地说:“这次中央开会,我非得好好讲讲。我肚里憋着好多意见,肚皮都快要撑破了,也该轮到我说话的时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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