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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血长空振军威——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几次著名的空战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战争中,日本法西斯空军凭借先进的装备,有恃无恐,在中华大地肆意狂轰滥炸。然而,面对飞机数量和质量都占有优势的敌寇,年轻的中国空军毫不畏惧,奋勇抗敌,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悲壮激昂的乐章。下面要说的就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奋勇抗击日军的几个感人的小故事。

  奇 袭 松 山

  1938年2月23日是苏联红军节。为了以实际行动庆祝这个节日,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决定对日军发动一次突然袭击。经过反复研究筛选,最后将攻击目标定为设在台湾岛上的日本海军松山机场。松山机场是日军的重要航空基地,自1937年8月以来,日本海军航空队曾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国大陆进行狂轰滥炸。此外,这里还是日本至南洋一条重要航线的枢纽,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出击任务由苏联志愿航空队指挥官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雷恰戈夫负责。他决定组成两个轰炸机编队执行该项任务:一队为驻在南昌的12架轰炸机,由中苏混合编队;另一队为驻在汉口的28架轰炸机,均由苏联飞行员驾驶。上述两个编队出击台湾松山机场的飞机均为СБ式轻型单翼轰炸机。

  2月23日凌晨,出击台湾的轰炸机群迎着凛冽的寒风从南昌和汉口秘密起飞了。不幸的是,南昌编队起飞后不久,因领航员计算错误,偏离预定航向,最后被迫在福州机场降落,加油后无功而返。汉口编队在波雷宁大尉指挥下,采用节省燃料的5500米高度直线飞行。当时飞机上没有供氧设备,苏联飞行员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高空缺氧的生理反应。到达台湾海峡后,机群降至2000米高度,飞行员才得以呼吸到充足的氧气。逼近台北时,机群又拉到4000米高空。

  为了迷惑敌人,编队先向台湾北部飞行,然后突然调头南下,并下降高度,直逼松山机场。日军做梦也想不到远在台湾的松山机场会遭到空袭,因而毫无戒备。此刻,机场上飞机整齐地排列着,机库旁堆放着一堆堆尚未起封的包装箱,停着油罐车,既无战斗机升空拦截,也无高射炮火拦阻。

  畅通无阻的轰炸机群转眼就飞临松山机场上空,波雷宁大尉首先进入轰炸航路,将飞机所载炸弹全部投了下去。接着,其余飞机也依次进入,对机场上的目标倾泻着复仇的炸弹。

  刹时间,松山机场浓烟滚滚,爆炸声四起。机群投下的280枚炸弹,大多数直接命中目标。机场上的几十架日机被炸得七零八落,燃起熊熊大火。十几座油库和机库也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机场上储存的可使用3年的航空油料和设备转眼间毁于一旦。

  任务完成得如此顺利,完全出乎预料。望着地上腾起的浓烟烈焰,飞行员们禁不住高呼:"乌拉!乌拉!"

  中午时分,28架轰炸机排着整齐的队形,胜利返回汉口机场。次日晚,宋美龄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名义亲自设宴为出击松山的苏联飞行员们庆功。她在致词中说:出击台湾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日本当局已将其驻台行政长官罢免,并将松山基地指挥官撤职,交法庭审判。

  中苏空军终于出了几个月来淤积在心头的一口恶气!

  纸 片 轰 炸

  苏联志愿航空队成功地袭击了台湾松山机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中苏空军勇士们的士起。两个多月后,中国空军的勇士们一鼓作品,又对日本本土进行了一次"人道远征"。

  1938年5月20日清晨,从睡梦中醒来的日本长崎、福冈两城市的居民发现,一夜之间,街道上、屋顶上到处是白纸黑字的传单。好奇心使市民们争相捡起诵读。 只见一份传单上写着:"亲爱的日本人民诸君,贵国法西斯军阀不断榨取贵国民众膏血,驱使劳苦民众与中国兄弟互相残杀,现在已经到了反抗暴举的时期。我们中日两国人民, 紧握着手,打倒共同的敌人、暴戾的日本法西斯!"另一份传单上则写着:“尔国侵略中国,罪恶深重。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

  防卫如此严密的日本帝国,怎么会有中国的传单"蛊惑人心"?是谁所为?暗特?反战派?人们在街头巷尾窃窃议论着。日本法西斯当局见到传单更是如临大敌,惊恐之余,派出大批军警、特务挨家挨户收缴传单。

  其实,这些传单不是暗特所为,而是对日本侵略者充满仇恨的中国飞行员的杰作。

  1938年初,抗日烽火燃遍了全中国。中国的陆、空军在淞沪苦撑数月,终未阻挡住日军进攻的锋芒。当时,国内外不少人认为日本海陆空武力强大,中国无法抵抗,除了投降,别无他途。为了警告侵略者,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表明中国人民血战到底的决心,中国空军决定对日本本土进行一次空中轰炸。

  然而,说来容易,做来难。本来中国空军的飞机就很陈旧,数量又少,经过几个月的空战损耗,此时已所剩无几。经过逐架逐架地筛选,结果,只有部署在四川的两架"马丁"B-10B型美制轰炸机能胜任这一非同寻常的使命。这两架B-10B型轰炸机,一架是第14中队所属的1403号,驾驶员为第14中队中队长徐焕升,另一架是第19中队的1404号,驾驶员为第19中队副中队长佟彦博。此外,两架轰炸机上另各有乘员3名。

  由于"马丁"B-10B型飞机的正常航程不及1000公里,故在远征前对飞机进行了改装,使其多带燃油。同时还计划把宁波作为这次行动的前进基地。这次行动包括夜间起飞和海上长时间飞行。由于缺乏远程通信和导航设施,不难预料,航程将是艰险的。况且他们都没有长途飞行的经验。但是,为了祖国,为了民族,飞行员们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徐焕升率机组在川北进行极为机密的模拟训练。雷雨天,不放过;浓雾,照常起飞;夜航,成了家常便饭。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训练,他们的技术日趋成熟,信心也大大增强。

  出征的日子临近了。但,两架轰炸机带什么炸弹呢?人们意见不一。有的人主张应该挂杀伤弹,好好炸一炸横行霸道的东洋鬼子;也有的人主张投定时炸弹,这样可以延长惊吓日本人的时间。然而,研究来,研究去,最后的结果却是一枚炸弹也不带,而是带"纸弹"——传单。因为如果两架“马丁"带炸弹,最多不过二三吨,用这么点炸弹去轰炸日本本土,不会取得多大效果。而带"纸弹",则既表明中国空军已具备远袭日本的能力,又可以扩大影响。

  出征的日子终于盼到了。5月19日,中国空军指挥机关下达了出击令。

  下午15时23分, 两架"马丁"B-10B型双发动机中型轰炸机"呼啸着从汉口机场箭一般腾空而起,秘密向东飞去。两小时后,降落在浙江宁波栎社机场。机场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在紧张工作。这里临近日军占领区,一切行动都要迅捷,秘密。精选出来的场务人员飞快地为"马丁"加油,把成捆成捆的"纸弹"装进弹舱。

  茫茫夜色,从东海渐渐袭来。几只海燕,随着潮湿的海风,从头顶上掠过。徐焕升和他的战友们无暇注意这些,一心准备起飞远征。借着黄昏的余辉,他们在机场上展开大地图,画着航线。他们决定由宁波出海之后,沿着舟山群岛南端,避开日军的防空警报系统,然后向东直飞,以日本九州的鹿儿岛为目标,把"纸弹"投在第一个所见的城市里。

  当晚23时48分,一阵轰鸣之后,两架黑乎乎的"大鹏",迎着习习的海风,再次呼啸升空,直奔东方。

  在东海上空,飞机按规定上升到3000米巡航高度。惨淡的月色倒映在微波泛起的海面上,夜空里,"马丁"编队灭灯航行着,发动机在寂静中发出低沉的轰鸣声。也许是事先严格训练的结果,持续3小时之久的海上夜航竟相当严格地保持了飞行队形。

  当两架"马丁"飞临东海上空时,忽然,在海上游弋的5艘日舰的探照灯启明,射向深沉的夜空,接着,高射炮、机枪弹流如注,直射天空。日舰听到飞机的轰鸣声,以为中国空军来偷袭,机械地做出了反应。两架"马丁"不理会这些干扰,沿既定的航线,沉着前进。20日零点35分,基地收到了他们发回的电报:"云太高,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这是告诉后方基地,他们仍在安全飞行。

  凌晨2时40分,云层出现了裂缝,领航员透过云缝,看到了沿九州海岸的万家灯火。真是天赐良机,看来日本方面毫无戒备。很快,飞机越过海岸线,向日本九州本岛插入。一会儿飞机便以3500米高度飞到了日本九州上空。飞了大半夜,忽然发现目标就在脚下,徐焕升和他的战友们欣喜万分,不禁高喊起来:

  "到啦!看见灯光啦!"

  "准备投弹!"徐焕升果断地发出了命令。转眼间,炸弹舱拉开了,接着,成千上万张传单雪片般缓缓飘向大地。

  这一夜,两架"马丁"经久留米、佐贺,抵达长崎,随后又飞往福冈市等地,散下了上百万份传单,在有的城市还投下了照明弹。

  当编队回到海上时,东方已露出鱼肚白。20日8时48分,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机率先在江西玉山机场安全降落,9时24分,徐焕升也驾驶1403号机顺利地落在南昌机场。两架"马丁"经加油后再次起飞,11时13分,在武汉上空会合,一平安全降落在汉口机场。

  "中国人的飞机来到了日本本土上空,扔下了传单。"正像出击前预料的那样,清醒过来的日本人炸开了锅。

  与此相反, 中国军民得知两架"马丁"穿云渡海对日本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纸片轰炸"的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武汉三镇庆贺胜利的鞭炮声三日不绝。

  6年后,美国的《生活》杂志刊登了闻名全世界的12名飞行员的大幅照片,参加"纸片轰炸"的徐焕升跻身期间。 照片文字说明中称他是"先于美军杜立特少将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四大天王"陨落记

  在日本侵华航空队中,有4名战斗机飞行员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他们个个技术精湛,作战凶猛、残忍,且都身经百战,因此,被誉为"四大天王"。然而,日本人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这让他们推崇备至的"四大天王",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内,竟全被年轻的中国空军击落。

  最先丧命的是在日本航空队中享有"射击之王"、"攻击能手"之称的三轮宽。此人1918年5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9期,1920年10月又在日本陆军航空学校第10期毕业,是日本空军中名副其实的老牌飞行员。"七七"事变后,三轮宽多次率队攻击、轰炸南苑、北京西郊、保定、石家庄、张家口、大同等地。9月初,晋北、内蒙的战事日趋紧张,日军板垣征四郎的第5师团已从新保安、涿鹿攻向蔚县、灵丘和平型关。由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指挥的"蒙疆兵团"正沿着张家口以西的铁路攻向大同,以策应日军华北方面军香月清司的第1军沿平汉路进攻保定和石家庄。9月14日,中国空军奉命组成北方支队,进驻山西省北部机场,以配合地面部队作战。

  在支队司令陈栖霞的率领下,中国空军的勇士们沉着应战,几天之内连续击落关东军集成飞行团的重轰炸机大队长秀岛正夫少佐、侦察机中队长平长一大尉等人,击毙日飞行员14人。9月21日,集成飞行团的战斗机大队长三轮宽,率“九三"式重轰炸机及战斗机21架,从大同东边的阳高机场起飞,轰炸太原。中国空军第28中队中队长陈其光奉命率4架"霍克"驱逐机起飞拦截。在力量对比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下,中国的空中勇士毫不畏惧,机智果敢地与日机周旋。不久,中队长陈其光首先咬住一架日机。尽管这架日机使出浑身解数,企图逃脱,但陈其光始终咬住不放,并抓住时机果断开火。这架日机中弹后迫降在太原附近的一块麦田里。飞机驾驶员离开座舱正准备修理受损的飞机,闻讯赶来的当地农民将其团团围住,一阵乱棒将日飞行员打死。后来,在清理日飞行员的遗物时才发现,原来死者就是被日军视为"军宝"的三轮宽。

  第二个被击落的是日本海军第13航空队分队长山下七郎。9月26日,山下起郎从上海公大机场起飞,掩护轰炸机群轰炸南京。在苏州附近,遭到中国空军的拦截。激战中,山下七郎的座机被中国空中勇士击中,迫降于苏州东面的太仓县境内。 山下七郎和他所驾驶的"九六"式第126号舰载战斗机一起被俘获。这也是"四大天王"中唯一被生俘的日军“王牌飞行员"。在对他进行审讯时,山下七郎并不像某些日军俘虏在开始时那样顽固,而是一问即招,不仅供出他的姓名、军衔等情况,而且还供出他参加侵华战争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后来,山下七郎同其他日军被俘人员一起被押送到四川内地。在成都的俘虏管理所里,山下七郎原形毕露。他利用看管不严的机会,积极搜集军事情报,并组织战俘越狱逃跑。事情败露后,山下七郎于1945年被判处死刑。

  第三个被击落的是日本海军第12航空队分队长潮田良平。1938年1月7日,潮田良平率舰载战斗机9架,掩护木更津航空队12架轰炸机,由南京大校场起飞空袭南昌。中、苏空军飞机起飞拦截。空战中,潮田良平的座机被中国空军驱逐机第5大队飞行员徐葆畇贺驶的苏制И-15战斗机击中,号称"东方红武士"的潮田良平也作了异乡之鬼。

  第四个被击落的是日海军第15航空队飞行队长南乡茂章。1938年7月18日,南乡率舰载战斗机6架,掩护轰炸机14架,攻击机5架,由安庆起飞轰炸南昌。在鄱阳湖上空与中国空军展开了空战。战斗中,中国空军的一架飞机不幸中弹,但这名英勇的飞机员没有跳伞求生,而是驾驶受伤的战机向附近的一架日机撞去。这架飞机正好是南乡茂章的座机。南乡眼见一架中国飞机径直向自己的座机撞来,魂都吓飞了,拼命操纵飞机想躲开,但为时已晚。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两机双双坠落于鄱阳湖中。 这个一心为"帝国”效力的南乡当即一命呜呼。据说,南乡的毙命对日本海军航空队打击极大,日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大将亲自参加追悼会,为失去这个空中打手而痛哭流涕。

  "四大天王"的覆灭,沉重地打击了日本空军的嚣张气焰,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士气。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取得的最为辉煌的战绩。

  击毙"轰炸之王"

  成都地处神州大地的国防纵深地带,1939年1月,中国空军最高统帅机构——航空委员会迁设于此,这里便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空军的指挥中心。空军机械、通信、军士、参谋、防空等学校先后迁来或在这里创建,并一度成立空军轰炸总队,形成了当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教育、训练基地。同时,对日作战的空军总指挥部、空军第3路司令部、空军第5大队部的作战飞机,也驻扎在以成都为中心包括温江、双流和新津等地的空军基地。显然,它也是战时中国空军最大的指挥中心。为此,侵华日陆、海军航空队早就盯上了中国后方这一战略要地,妄图将它从地图上抹掉。

  日本轰炸成都始于1938年11月8日。那天,日军18架轰炸机来袭,遭到中国空军20多架驱逐机拦截,当即被击落1架。1939年6月11日,日海军第2联合航空队26架轰炸机又袭成都。

  就在6月11日这一天,苏联空军又有志愿航空队4个大队来华支援,由库里申科和科兹洛夫各率领一个由20架重轰炸机组成的轰炸机大队进驻成都,由苏普伦和柯基那基各率领一个由И-15和И-16驱逐机组成的驱逐机大队进驻重庆。这大大增强了中国抗击日寇的空中力量。

  1939年8月15日,库里申科大队长率重轰炸机大队袭击日占汉口机场,不料座机的左发动机被击中。他单发飞行返航,途经万县上空时,飞机失去平衡坠落长江,光荣殉职。为了纪念这位异国勇士,中国人民后来在万县为他建立了纪念碑。

  1939年1月,中国航空委员会从贵阳迁至成都。到10月,苏联空军援华达到最高峰,当时在华航空人员达425人。苏联驻华空军顾问阿尼西莫夫、副顾问胡鲁耶夫、参谋长伊里茵也常驻成都,并经常与中国空军共同研究对日空战的对策。鉴于轰炸重庆的日机主要集结于汉口,故决定派驻成都的重轰炸机去袭击日机在汉口的基地。

  1939年10月3日,天气晴朗。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9架重轰炸机从成都起飞,突然飞临日占汉口机场上空。当时,日海军航空队的军官全都聚集在指挥所门前,正兴高采烈地翘首蓝天,迎接木更津航空队6架"新锐"攻击机的到来。一向目空一切的日军认为,此刻中国空军避战还来不及,岂敢到"皇军"头上动土,因而毫无戒备。下午1时30分,这批日机刚刚降落,苏联机群突然飞临,将炸弹全部倾泻下去。50多个100公斤的炸弹正好落在指挥所门前,日海军鹿屋航空队副队长小川、木更津航空队副队长石河等4名校官和1名尉官当场被炸死。鹿屋航空队司令官大林末雄大佐等25人也身负重伤,指挥轰炸重庆的日第1联合航空队司令冢原二四三少将的左臂被炸掉,34架日机被炸毁,而苏联轰炸机仅1架受轻伤,胜利凯旋。

  10月14日,苏联空军志愿航空队再次出击,20架轰炸机于12时13分轰炸日占汉口机场,一举炸毁日机60架,毙伤日陆、海军航空队官兵300多人。事后,日军哀叹这是“事变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

  苏联轰炸机群在凯旋途中,又与从孝感机场起飞追来9架日军战斗机交战,结果又击落3架日战斗机。

  冢原二四三心如刀割,本队飞机40架被炸毁的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喜久司大佐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进行报复轰炸。11月4日,汉口基地残余的可以远航到达成都的72架"九六"式陆上攻击机倾巢出动,由奥田喜久司大佐亲自带队,一路杀气腾腾,直扑成都。按计划,奥田的第13航空队36架飞机,鹿屋航空队、木更津航空队各18架飞机,分别轰炸成都凤凰山、太平寺、温江机场。

  11月4日晨,驻成都中国空军第3路司令部获悉日机即将来袭的情报,立即命令第5大队起飞29架驱逐机严阵以待,准备给日机以迎头痛击。第29中队长马国廉、副中队长邓从凯奉命率И-16驱逐机9架在成都上空巡逻。第5大队副大队长王汉勋率第26中队6架И-16驱逐机在温江上空警戒。第17中队的7架法国"地瓦丁"战斗机与27中队的7架И-16驱逐机则梭巡于成都、温江空域。

  当奥田直接指挥的第13航空队首批27架"九六"式攻击机飞临成都凤凰山机场上空时,遭到中国空军第29中队迎头痛击。邓从凯求战心切,当他发现日长机时,立即加大油门,猛拉机头,迅速爬升到有利高度,对准日机猛然开火。日长机见遭到攻击,拼命机动逃脱。邓从凯哪里肯放,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仁寿与简阳交界处,终于将其击落,机上日飞行人员全部毙命。事后查明,这正是日海军第13航空队司令官奥田的座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有中国驻成都军政机关详细位置的地图、刻有"爆击之王"的佩剑和奥田大佐的印章,此外还有一个内装小佛像的银盒。奥田早在1937年就晋升为大佐,曾任日海军航空本部总务部第一课长,1938年12月15日接上坂香苗任第13航空队司令官,曾多次指挥和参与轰炸南京、武汉、重庆等地,罪行昭彰。在11月4日的成都空战中与奥田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在日军中很有名片的两名飞行员。一个是森千代次大尉,淞沪会战一开始,他就投入了侵华战争,任日海军鹿屋航空队轰炸飞行队第3分队长,曾率6架"九六"式攻击机空袭南京、武汉、重庆、梁山等地;另一个是细川直三郎大尉,曾任日海军木更津航空队第3分队长,曾率5架"九六"式攻击机袭击南京、兰州等地。他们都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最终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享有"轰炸之王"之称的奥田是抗战时期中国空军击毙的日海军航空队军阶、军职最高的军官,他与森千、细川同时丧命,给日军侵华航空队带来沉重打击。不幸的是,邓从凯在击落奥田的座机后,自己的座机也被日机击中,光荣牺牲。他所立下英雄业绩,中国人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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