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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４. 鉴真和尚六渡日本，面向祖国而逝。古泉州云帆高挂，四海商贾汇集。忽必烈两次跨海东征，只求与夷人修好。元军南渡爪哇国，无功而返。

　　我国历史上的唐代，被称为大唐、盛唐，不是没有理由的。那时候，不仅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对外交往十分频繁，而且造船业和海运业也都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

　　在内河船舶中，长二十余丈、载六七百人的船只已经很普遍；海船更以其高大、性能卓越而著称于世。一位到过印度、中国经商的阿拉伯人苏莱曼在一本书里写道：“中国唐代的海船特别巨大，抗风浪的能力强，能够在波斯湾里畅通无阻。”他还着重写道：“唐代中国帆船体积很大，吃水太深，不能直接进入幼发拉底河口。”由此可见，唐代海船竟然大到连波斯湾第一大河都进不了的程度。

　　唐代建造的船舶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长期演进形成的我国独特的风帆形式，另一方面造船采用的水密隔舱技术，可以说是世界造船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1973年在江苏出土的唐代木船实物，内部共分为9个水密隔舱。水密隔舱不仅使船壳的强度和抗沉性能大大提高，而且可以增加桅帆，提高风力推动效果。

　　大唐盛世已被许多文学和影视作品描写，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国泰民安，歌舞升平。强盛的国力、富庶的经济、先进的科技、灿烂的文化，必然导致统治者寻求海外的通商贸易，煊赫国威。同时，海外各国由于倾慕世界东方帝国的旷世盛景，也屡屡派使远航而来纳贡学习。阿拉伯帝国就是其中之一。

　　阿拉伯帝国是与唐王朝同时崛起的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西方帝国，阿拉伯民族又是一个善于航海的民族。从公元651年到798年的148年间，阿拉伯帝国就派出过39个使团来中国交流学习，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对外交往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那时，日本还不是海外贸易国家，虽然遣唐使“贡有万物”，但贡物无非是少量的琥珀、玛瑙和一般的银器等，唐使遣日的礼物多以黄金、丝绸、瓷器为主。中国的皇宫里自古以来就什么都不缺，所以中国的皇帝根本就没有摄取外国资本的意识，大规模的对外交往也只不过是出于炫耀的目的。从唐太宗到唐文宗的200年间，中日使者来往15次，每次都是200人左右。日使来朝是以学习中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为目的的，唐使去日本则是传播华夏文明的。最被中日称道的使者则是鉴真和尚。

　　鉴真和尚从幼年起就在扬州大云寺削发为僧，他博学见广，后又只身到洛阳、长安等地潜心研究佛教，26岁回到扬州时已是一个博古通今的大和尚了。他在江淮一带讲经弘法，号称弟子4万。公元742年，日本僧人到大云寺拜谒鉴真，邀请他到日本去传扬佛法。从第二年起，他五次起航五次失败，特别是第五次东渡，船只在海上遇到飓风，竟漂流到了海南岛。此行一万余里，费时三年多，随行的日本僧人和众弟子都先后在途中病逝，他本人也因暑热煎熬而双目失明。

　　历尽苦难的鉴真东渡传法的决心矢志不移。公元753年，这位66岁的“盲圣”又第六次东渡，终于在这年12月到达日本九州南部。鉴真大师留居日本10年，专心传法布道，在日本享有极高的声誉。公元763年，他在奈良唐招提寺坐东朝西，面向祖国而逝。

　　如果说我国唐代的造船业和航运业是一座里程碑的话，那么，宋代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水平。1974年在我国福建泉州后渚港挖掘出一艘宋代古船，这是一艘典型的宋代海船，其残段仍有24.2米长、9.15米宽。经专家分析确定，这艘古船总长为30米，宽10.5米，水线长26.5米，排水量为400～500吨，载重为250吨左右，船上设有13个水密隔舱。专家们一致认为，这艘船在设计、制造中已考虑到快速性、耐波性、稳定性以及工艺上的多种要求。在当时，许多项目堪称世界造船业之最。

　　宋代是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鼎盛时代，中国产的瓷器远销世界50多个国家，其中龙泉青磁，更是享誉全球。

　　我国古代造船业极其发达，水师相当强盛，一般都保持有2000只以上的战船，如遇到战事，随时都能再造出几百艘来。但历史上却找不出中国通过海上向外扩张的例子，在宋代之前，甚至没有向海外派过一兵一卒。那时候，中国皇帝以为，我中华帝国是世界中央之国，普天下都是我的臣民，只要你看得起我、尊敬我就行了，其他都好说。到了元朝，精于骑射的蒙古人来到中原执掌大印，倒是想派兵到海外走一走，但都是无功而返。

　　公元1273年，忽必烈派使与日本通好，但日本不领这个情。忽必烈决定用武力征服它，遂造船900艘，派兵3.2万人，从高丽合浦出航，驶向对马海峡，轻而易举地拿下了对马岛，在博多湾登陆，但最终又被日本武士赶回到海里。这似乎是天意，元军在大风浪里船只触礁翻沉，1.3万人葬身大海。

　　岛国日本全民海防意识极强。第一次对付元军入侵，他们就特意祈神，而且建立了一道10多公里的沿海岸“长城”，并大量建造战船，准备出征高丽。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远征日本失利，好没面子，于1281年又派出战船900艘、兵勇4万余，取道高丽，过对马海峡，直取日本；另一路江南水师战船3500艘、兵勇10万人，从宁波起航，前去增援。两路水师都遭遇海上风暴，损兵折将半数以上，登陆部队遭到日军顽强抵抗，退守孤岛，几乎全军覆没，只有4000人回到国内。两次征讨失败，忽必烈打消了与日本重修旧好的念头，更不敢对东洋夷人轻举妄动。

　　元军统一中国后，本打算与邻国友好相处，但偏偏不能如愿，连爪哇国也将元朝诏使刺死。忽必烈大怒，公元1292年，派战船千艘、水师2万，前去征讨。仗是打胜了，但在返航途中，前往元朝进贡的船队突然背叛，元军将领被杀，兵士落荒而逃，又是一个无功而返。

　　连续几次出海征讨失败，对中国的海防观念影响极大。历代中国皇帝都把大海视为洪水猛兽，防御圈收缩在海岸之上，特别是遭到外国列强从海上入侵时，一个个更是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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