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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香港设立占领总督，由大本营直接管辖，受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节制，陆军中将矶谷首任港督。这时，出访美国的丘吉尔，坐在白宫圣诞宴会的餐桌旁，一反常态，沉默不语，满口的俏皮话都缩进了肺腑。第二天，他来到美国众议院，发表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谴责日本人的侵略行径，用一个反问句表达胸中的愤懑：“以谨慎和稳重是难以调和的，他们把我们当成什么人了？”
日军进攻香港时，东江抗日游击纵队派出武装工作队，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元朗、罗湖和沙田地区，发动民众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弹药，获得三十多挺轻机枪、几百支步枪和一批其他军用物资。
东江游击队首先在元朗捕捉处决了一批替日军服务的罪大恶极的汉奸，迅速控制了大雾山。在元朗和沙田，组织了两支自卫队和一支农民常备队，在西贡区和大埔区，建立了农民自卫队和新兵训练队。西贡区还成立了“游击之友”小组，以小规模骚扰的方式打击日伪军。
抗战以来，香港和澳门是中国获取外援的重要国际补给线，大量抗战物资从香港和澳门上陆，转运内地。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香港澳门设立了许多机构，联络国际支援抗战，得到港澳同胞全力支持。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长期以香港为基地，在港澳同胞配合下，联络海外侨胞，募集了大量捐款，支援祖国抗战。
香港沦陷时，中共中央及南方局要求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全力营救各界爱国人士。周恩来给在香港的廖承志和潘汉年连发两份急电。不久，又致电廖承志，询问香港文化界人士撤退和安置的情况，以及同新加坡和菲律宾联络得怎样，叮嘱他们派人帮助宋庆龄、柳亚子、邹韬奋和梁漱溟等人离港。
廖承志和张文彬等人，想尽办法把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安全送达东江游击纵队。他们有的经澳门、韶关或广州湾到达桂林，有的经浙江去上海，转赴新四军驻地。这场秘密大营救活动，历时半年，行程万里，遍及十多个省，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夏衍、沈志远、张友渔、胡绳等八百多人，包括在港爱国人士和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及其家属，也包括英国、美国和印度等国的官兵、侨民八十九人。这次营救，被称为抗日战争以来最大的抢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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