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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第五章

  铁骑护卫

  刘春雷的第一匹战马有个外号叫“公鸡”,它其实是匹牝马。起这么个怪名字是因为这匹马有个习惯,每当天亮公鸡打鸣的时候,它也爱跟着嘶叫,好像自己也是公鸡似的。所以,遇到清早出任务的时候,大刘总得时不时地拉几下马嚼子,怕它乱叫唤暴露了目标。这匹战马在1942年反“铁壁合围”时牺牲了。为纪念无言的战友,刘春雷以后的战马也都叫做“公鸡”。

  战马“公鸡”也立过战功。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以后回师华北,使其在华北的兵力达到十一个师团零九个混成旅团,并逐渐把军事重点转向在敌后坚持抗战的抗日军民。11月,日军对冀南进行了残酷的“四路大扫荡”。就在反“扫荡”斗争的紧张时刻,军区指挥部的电池不够用了。

  那时候,八路军电台用的是干电池,由于敌人对无线电器材控制得极严,专用的大电池很难买到,只好使用手电筒上的那种小电池。最小的电台是二点五瓦的,发报机高压一百八十伏,要串联一百二十节电池;收报机四十五伏,要三十节。一部二点五瓦的小电台一次就需要一百五十节电池,常用的十五瓦电台就更不消说了。手电筒电池虽然在集市上买得到,但一次也不能够买得太多(鬼子侦缉队也知道这玩意儿能干什么用),所以必须先请地方上的同志零散地收集起来,再由骑兵团派人去取。并且,地方同志还得准备焊电池用的锡块(把锡酒壶熔化了)以及连接电池用的铜线(把铜脸盆化了)。

  当时,河北、山东的邻近地区已打得烽烟四起,因为刘春雷熟悉当地的情况,就派他去收集电池。他穿越封锁线,两天三夜马不卸鞍,足足跑遍五个县才完成了任务,到最后人累瘫了,马也快累倒了。团里给刘春雷记功,他不要,把功劳算在了战马的身上。

  那战马“公鸡”也知道立功受奖是件光荣的事,看见脖子上的大红花,兴奋得不得了,一直不愿意把花取下来。

  立过功的战马有特殊待遇,即使战斗伤残了也不能杀,要由部队出钱出粮,交给老百姓喂养;万一“功臣马”牺牲了,还可以专门建坟。当骑兵的要处处为自己“不说话的战友”着想。

  1938年12月下旬,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和李达参谋长从太行山来到了冀南平原,在河北威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原则。会议着重指出:一定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定要加强军队和地方的团结。

  为保证干部大会顺利召开,一二九师骑兵团担负了会议的警卫任务,负责保卫师首长和师部机关的安全。

  召开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想要完全保密是很困难的。日本人很快就发现一二九师师部和部分主力在冀南,先后调集了第十师团、一一○师团、二七师团、一一四师团和大批伪军,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十一路大扫荡”。八路军随即展开反击,与日军作战一百多次。其中,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指挥的威县香城固战斗,还创造了“平原模范游击战”的范例。然而,也就在这次反“扫荡”作战中,骑兵团的老政委、时任东进纵队政治部主任的邓永耀同志,在武邑县不幸牺牲了。

  “十一路大扫荡”期间,一二九师骑兵团一直护卫着师部机关,和鬼子捉迷藏。穿插封锁线,把握时机很重要,走早了会被敌人缠上,走晚了又会被合围。就在首长们寻机跳出鬼子的包围圈的时候,刘春雷却在考虑要不要开小差回家去。

  这是1939年的2月,大刘参军后的第一个春节就要来临了。往年,这正是穿着新衣裳置办年货、揣着压岁钱串门拜年的时候;可今年,却要在鬼子的“围剿”中东奔西走,每天都和枪炮声做伴,每天都会看到死去的人。当初,以为拿起枪打日本,鬼子就能很快被赶走;没想到现在师长、政委这么大的首长在旁边,却还是打不过敌人,小伙子就有些悲观失望了。

  刘春雷参加八路军的时候,其实谈不上有什么革命觉悟,更多的是受到抗日荣誉的吸引,觉得从军报国光荣;再加上和伙伴们一起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既不受长辈的约束,也没有掌柜的催着干活,骑马挎刀扛枪十分痛快。可时间一长、新鲜劲一过,就有些想家。

  本来嘛,部队再好也不如家里好。特别是换了新团长以后,有些基层干部的脾气立刻见长,对部下动不动就喊“立正”,训话踢屁股。老兵们之间认同乡,论交情,烧香换帖拜把子,开小灶搞聚会;连长指导员都不称“同志”了,要叫“大哥二哥”,谁和“大哥二哥”关系铁,谁就可以吃香喝辣、横着膀子走路。

  刘春雷是斥候兵,直属团部领导。团长政委管得严,不许这不许那,大刘即使想和别人攀交情也没有机会,整天看着人家混得开心,只觉得自己有说不出的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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