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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一

　　这期间，骑兵团召开了阵亡烈士追悼会，并且进行了战功评比。开始的时候，大家边评边哭，结果选出来的功臣全是烈士。后来领导觉得这样对部队情绪不利，就规定烈士另外记功，战士们只评选活着的人。这样，四连副连长李树茂等人记大功；而刘春雷因为带头打下了日本人的办公室，也得了一个功劳。

　　地方群众也有受奖的，其中就有汪朝臣、汪朝服两位老汉。在南李庄战斗中，汪家四兄弟汪朝忠、汪朝臣、汪朝学、汪朝服，最大的六十二，最小的五十一，都参加了担架队。本来抬担架是六个人或八个人一组，轮班上去，可这四个老汉不服输，偏要四个人一组。战斗中，他们不等局势平稳就冲上去救人，老二汪朝臣直接跑到战场中去，一边喊着“不要管我”，一边往下面背受伤战士。一个小时内，送上去三筐手榴弹，运下来十三名伤号。由于劳累过度，他第二天病死了。老四汪朝服，在抬运伤员的途中遇到奔逃出来的伪军，敌人进行报复，他就用身体护住八路军，结果被刺刀捅死。汪朝忠也受了伤。战斗结束后，骑兵团派人为汪氏兄弟抬棺下葬，其家人也被评为烈属。

　　刘春雷虽然在总结会上被评了功，但最终却没有得到嘉奖，原因是部队发现他犯错误了。

　　在刘马寨战斗中，大刘在打扫战场时捡到了一件皮衣服，这衣服是大衣还是披风当时也没看清楚。他没有上交，而是立刻就把它割成了好些块。当骑兵的嘛，坐在马鞍上裤裆特别容易破，于是就把这块皮子缝在裤子上了。班上其他几个战士也有样学样，都缝上了，因此被别人称为“高级屁股”，大刘还挺得意的。

　　接下来部队到张鲁集休整。和回民支队联欢的时候，那边的一位班长送给刘春雷一个护身符，上面有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人家解释说是“动刀动枪，生死由天，怨命不怨人，屈死冤鬼别来找我……”大刘虽然不相信这个，但考虑到别人也是一番好意，礼尚往来，也就送了对方一块皮子，还告诉了他这东西的来历和好处。

　　没想到第二天，正好传达上级《关于严肃战场纪律的命令》。总共四条，第二条说“在敌人已被消灭或大部消灭时，应首先追击逃去之敌，然后组织少数兵力担任战场扫除队，其余部队迅速集结。不得乱抢胜利品和私物，丧失战斗意志……”，第三条又说“一切战利品，如……衣物，均应成为强化人民军队的资源……不得私自隐瞒或任意毁坏，以至转送变卖”。好家伙，四条中间，刘春雷就犯了两条。

　　回民支队的那个班长在学习讨论的时候把皮子拿出来说事，他们部队给上级写了个材料，刘春雷同志立刻就成了典型。一通批评下来，功过抵消，嘉奖的事情也就泡了汤。

　　其实还不止这些事，骑兵团连续作战，一方面有所缴获，另一方面严重减员，因此就显得装备比人员多。一个连只剩下四五个班，每个班都有轻机枪，机枪手在前面走，后面还有匹战马驮弹药；像刘春雷这样的“大班长”，也是马刀、三八枪、盒子炮，全身披挂。这难免让苦哈哈的回民支队看了眼红。

　　回民支队原本是冀中的部队，在大“扫荡”中损失惨重，装备丢失得差不多了。当时他们正准备加入冀鲁豫军区，马本斋（1944年病逝）也调任冀鲁豫三分区的司令员。张鲁集这里是回民区，又恰巧聚集着许多干部开大会，马司令一叫苦，领导们一商量，就决定从骑兵团抽调短枪、机枪和战马，支援回民支队。

　　王永元参谋长和赖达元主任不服气：“你冀中军区的队伍到冀鲁豫军区去，凭什么叫我冀南军区的部队出枪出马？”两人跑去找马本斋拍桌子，结果就被撤了职。桂干生司令员心肠软，找机会把赖主任调到自己的新九旅二十六团，可是对王参谋长就没办法了。这个王永元，1939年骑兵团太行整军也多少是因为他，这回只好再让他去太行山学习。王永元于1957年去世，最后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军一八一师五四一团的中校团长。

　　元城战役后，许多从延安回来的领导都在冀南停留休息。于是，骑兵们每天听首长们做形势报告，从中知道了许多毛主席的指示。

　　上级也组织大家学习《论持久战》，这是毛主席在1938年就发表的文章，可好多战士以前都没听说过。直到这个时候，刘春雷和战友们才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过程，认识到“相持阶段”的残酷性，认识到党中央提出“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重要性。

　　在严酷的相持阶段，面对困难的局面，面对群众情绪的反复，怎么办？照毛主席的话去做。

　　从这时候起，根据地党、政、军合而为一，实施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原先到游击区开展工作，党委派宣传队，行署派工作队，军区派手枪队，各干各的，现在统一组成武工队，效率大为提高；原先和鬼子打游击，民兵听行署的，部队听军区的，情报站听党委的，现在都统一协调起来了，力量更加强大。

　　先前，为迅速扩大局面，过快地发展了武装力量，导致过度使用民力，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就从走“群众路线”入手，树立军民鱼水关系，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减轻根据地人民的经济压力。而与此同时，日伪政权却加大了对占领区的掠夺，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使得日本鬼子不得不撕去“亲善”的虚假面具，露出了“以战养战”的本质。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决心面前，冈村宁次的欺骗伎俩破产了。

　　在抗日战争最危险、最黑暗的日子里，党的指示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根据地军民前进的方向。在当时，毛泽东不愧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最为睿智的领袖。

　　“毛主席真是神人啊！”和许多八路军战士一样，刘春雷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从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从这以后，“咬牙坚持”、“长期抗战”、“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成了共产党人使用最多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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