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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五岁的时候得了黄疸病，发病时在秋天，病愈时在春天。越到年底，天气越冷，白天越短，我的身体也就越弱，新年伊始才有所好转。一月的天气很暖和，母亲为我在阳台上搭了一张床。我看得见天空、太阳、云彩，也听得见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二月里的一天傍晚，我听见一只乌鸦在歌唱。 我们家住在鲜花街一座于世纪之交建造的巨大楼房的二楼。我在这里走的第一段路是从鲜花街到火车站街。十月里的一个星期一，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呕吐了。几天来，我身体特别虚弱，我一生中从未那样虚弱过，每迈一步都很吃力。在家或在学校上楼梯的时候，我的腿几乎抬不起来。我也没有食欲，即使是饥肠辘辘地坐在餐桌旁，也很快就又厌食了。早晨醒来口干舌燥，浑身难受，好像身体的器官都错了位。我的身体这么弱，我感到很害羞，特别是当我呕吐的时候。那样的呕吐在我的一生中还是第一次。我尽力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上嘴唇咬着下嘴唇，手捂着嘴，但是，嘴里的东西还是顺着手指喷了出来。我靠在墙上，看着脚边的污秽物，呕吐起白沫来。 把我扶起来的那个女人，她的动作几乎是粗暴的。她搀着我的胳膊，领着我穿过了黑洞洞的门廊来到一座院子里。院子里窗与窗之间都拉上了绳子，上面挂着晾晒的衣服，院子里还堆着木头。在一间露天的工棚里，有人正在锯木头，木屑四溅。在院门旁，有一个水龙头，那个女人拧开了水龙头，先给我洗了手，然后用手捧着水给我冲了脸。我用手帕把脸擦干了。 “你拿另外一只！”在水龙头旁有两只水桶，她拿了一只，装满了水，我拿了另外一只，也装满水。跟在她后面。她用力摆了一下把水泼到了路上，呕吐物被冲到了下水道里。她从我手里接过水桶，把这一桶水也泼到了路上。 她站起身来，看见我在哭。“小家伙，”她惊讶地说，“小家伙。”她把我搂在了怀里。我几乎和她一样高，感觉到她的胸贴在我的胸上，在这样紧的拥抱中我闻到了自己呼出的难闻的气昧和她身上新鲜的汗味。我不知道应该把两支胳膊放在什么地方。我停止了哭泣。 她问我住在什么地方，然后把水桶放到了门廊里，送我回家。她走在我身旁，一手拿着我的书包，一手扶着我的胳膊。从火车站街到鲜花街并不远。她走得很快，很果断，这使我跟上她的步伐很容易。在我家门前她与我告了别。 就在同一天，母亲请来了医生，他诊断我得了黄疸病。不知什么时候我向母亲提起了那个女人。我没想到我还应该去看她，但我母亲却理所当然地这样认为。她说，只要有可能，我应该用我的零花钱买一束鲜花，做一下自我介绍，并对她表示感谢。这样，二月底，我去了火车站街。 火车站街上的那座房子，现在已经不在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被拆除的。我好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新建的那座房子是五层楼房，带有阁楼，木带凸窗间和阳台，粉刷得光亮。门铃很多，说明小套房很多。人们从这种公寓里搬进搬出，就像租用或退还一辆汽车一样。一楼现在是一家计算机店，以前那里是一家药店、一家日用品店和录像带出租店。 原来的那座老房子和现在的新房子一样高，但只有四层楼。一楼用水磨方石建造，上面三层用砖建造，带有用砂岩建造的凸窗间、阳台和窗框。进屋和上楼都要走几步台阶，台阶下宽上窄，两边是扶墙，上有铁扶手，扶手底端呈蜗牛状。门的两边都有圆柱，横梁两角卧着两个狮子，俯视着火车站街。那个女人带我到院里洗手走的那个门是侧门。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那座房子。它在一排房子中鹤立鸡群。我想，如果它再宽、再笨重一些的话，邻近的房子就不得不被挤到一边去而为它让路了。我猜想，房子里面有石膏花饰、交叉穹隆的平顶、东方式的长地毯和磨得锃亮的铜杆扶手。我想，在这样体面的房子里也应住着体面的人。由于经过长年累月的火车烟的烟熏，房子变黑了。于是，我对里面的体面居民的想象也大打折扣，他们变成了怪里怪气的人，非聋即哑，非驼即瘸。 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总是反复梦见那座房子。那些梦大同小异，都是同一个梦的翻版，或是同一个主题的翻版。我走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看见了那座房子。它坐落在一个我所陌生的城区里的一排房子中。我继续往前走，困惑不解，因为我只熟悉那座房子却对那个城区感到陌生。然后，我突然想起我曾经见过那座房子，但我想起的不是在我家乡火车站街上的那座房子，而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国家。例如，我梦见在罗马看见了那座房子，但忆起的却是在伯尔尼曾经见过它。这样的梦中记忆，使我感到很安慰。在另外一种环境里再看到那座房子，对我来说并不像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与一位老朋友不期而遇那样令我感到奇怪。我转身向房子走回去，我上楼梯，我要进去，我按下门把手。 如果我梦到在乡下看见那座房子，我的梦持续的时间便会更长些，或者此后我能更好地忆起它的细节。我开着车，看见那座房子在我右边。我继续往前开，先是感到困惑不解，为什么一座很显然属于城市街道两旁的房子会建在一块空旷地里呢？然后，我想起那座房子我曾经见过，于是感到双重的困惑不解。如果我要是想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它的话，我就会调转车头往回开。梦中的街道总是没有人，我调转车头，轮胎发出刺耳的尖声。我以飞快的速度开回去，我害怕回去得太晚，于是开得更快了。然后，我看见了它。它的周围都是田地、油菜田、谷物。行宫中的葡萄园及法国田园中的草香草。这里很平坦，最多有点小山包，没有树木。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空气回荡，街道热得闪闪发光。一道风火墙把那座房子给隔开了，难以看清。那可能是一座房子的风火墙。那座房子不像火车站街的那座房子那样黑，可窗子特别脏，屋里什么东西都辨认不出来，连窗帘都看不出来。那是座模糊不清的房子。 我把车停在了路边，穿过了马路来到了房门口，看不到一个人，听不到一点声音，甚至连远处的马达声也听不到。没有风吹，没有鸟语，世界死一般寂静。我迈上了台阶，按下门把手。 但是我打不开门。我醒了，只知道抓到了门把手并按下了它。然后，整个梦境又浮现在脑海中，我记得，这样的梦我曾经做过。 我不知道那个女人叫什么名字。我手持一束鲜花，犹豫不决地站在了楼下门口的门铃前。我真想回去，但这时，从门里走出一个人来，他问我要找谁，并把我领到了四楼的史密芝女士家。 没有石膏花饰，没有镜子，没有地毯。楼道里应有的那种纯朴的、不能与门面的那种富丽堂皇相比拟的美，早已不复存在。阶梯中间的红漆已被踩没了，贴在楼梯旁墙上的、与肩齐高的、有压印花纹的绿色漆布被磨得油光锃亮。凡是楼梯扶手支柱坏了的地方，都被拉上了绳子，楼道闻起来有洗涤剂的味道——也许这些都是我后来才注意到的。它总是那样年久失修的样子，总是那样地清洁，闻起来总是同一种洗涤剂的味道，有时和白菜或扁豆的味混在一起，有时和炒炸或煮、洗衣服的味混在一起。除了这些味道、门前的脚垫和门铃按钮下面的姓名牌，我不认识住在这里的任何其他人。我也不记得我是否在楼道里曾遇到过其他住户。 我也记不得我是怎样和史密芝女士打的招呼。可能我把事先想好了的两三句有关我的病情、她的帮助和感谢她的话背给了她听。她把我带到厨房里。 厨房是所有房间中最大的一间，里面有电炉盘。水池、浴盆、浴水加热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台冰箱、一个衣柜和一张长沙发。沙发椅上铺着一块红色的天鹅绒布料。厨房没有窗子，光线是由通向阳台的门上的玻璃照射进来的，没有多少光线，只是门开着的时候厨房才有亮，可是这样就听得见从院子里木工棚中传来的锯木头的尖叫声，并闻得到木头味。 还有一间又小又窄的起居室，里面配有餐具柜。餐桌、四把椅子、耳型扶手沙发和一个炉子。这个房间冬天的时候从来就没生过炉子，夏天的时候也几乎是闲置不用。窗子面向火车站街，看得见以前的被挖得乱七八糟的火车站旧址和已经奠基的新的法院和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工地。房间里还有一间不带窗户的厕所，如果厕所里有臭味的话，房间过道里也闻得到。 我也不记得我们在厨房里都说了些什么。史密芝女士在熨衣服，她在桌子上铺了一块毛垫和一块亚麻巾，从筐篓里一件接一件地拿出衣服，熨好之后叠起来放在其中的一把椅子上。我坐在另外的一把椅子上。她也熨她的内裤，我不想看，但又无法把目光移开。她穿着一件无袖的蓝底带有浅红色小花的围裙。她把她的齐肩长的金灰色长发用发夹束在了颈后。她裸露的胳膊是苍白的。她拿着熨斗熨几下，又放下，把熨好的衣服叠在一起放在一边。她手的动作很慢，很专注，转身、弯腰、起身的动作也同样很慢／民专注。她当时的面部表情被我后来的记忆覆盖了。如果我闭上眼睛想象她当时的样子，想象不出她的面部表情是什么样子。我必须重新塑造她。她高额头，高颧骨，两只浅蓝色的眼睛，上下的两片嘴唇均匀而丰满，下颚显得非常有力，一幅平淡的、冷冰冰的女人面孔。我知道，我曾经觉得它很美，眼下我又看出它的漂亮之处。 “等一下！”当我站起来准备要走的时候，她对我说，“我也要出去一下，可以一起走一段。” 我在楼道里等她，她在厨房里换衣服。门开着一条小缝，她脱掉了围裙，换上了一件浅绿色衬衣。在椅子的扶手上挂着两双长统袜，她拿下来一双，用两手把它卷成圆筒状，用一条腿掌握着平衡，并用这条腿的膝盖支撑着另一条腿的后部，弯下腰，把卷好的长统袜套到了脚上，然后把脚放到了椅子上，把长统袜从小腿肚提到膝盖，再从膝盖提到大腿。她把身子倾向一边，把穿到腿上的长统袜用长统袜绳绑好，然后站起身来，把脚从椅子上拿下来，抓起了另一只袜子。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从她的脖颈到肩膀，从她的那对只被衬衣围盖但并没有遮严的乳房到她的只被衬衣遮住的屁股。当她把一只脚放到膝盖上并坐到椅子上的时候，就可以看得见她的先是裸露、苍白、后又被长统袜装束起来的光滑的大腿。 她感觉到了我的目光，她很熟练地穿好了另一只长统袜，把脸转向门这边，看着我的眼睛。我不知道她是怎样注视着我的：惊奇地、疑问地、知情地，还是谴责地？我脸红了，我面红耳赤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我实在坚持不住了，冲出了房间，跑下了楼梯，跑出了那座房子。 我慢慢地走着，火车站街、房子街、鲜花街是我这些年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我认得每座房子、每座花园和每道拦栅。那些栏栅每年都要重新粉刷，栏栅的木头都变得朽烂不堪，以致我用手都能挤压进去。我小的时候，常常过路边用一根棍子响响地敲打着那些铁栏栅的铁杆。还有那些砖砌的高高的围墙，我曾经想象过里面的美好和恐怖，直到我能爬高时才看见里面不过是一排排枯萎的、无人照料的鲜花、浆果和蔬菜类。我也认得铺在路面上的铺石块和漆在路面上的油漆，还有交替铺在路面上的、形状各异的光滑岩石以及铺成波浪形状的小块玄武岩、油漆和碎石。 我熟悉这儿的一切。当我的心不再狂跳，不再面红耳赤的时候，在厨房与门廊之间所看见的那一幕情景也离我远去。我生自己的气，因为我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一跑了之，没有像我对自己所期待的那样沉着自信。我不再是九岁的孩子了，我十五岁了！尽管如此，怎样才算沉着自信对我来说仍是个谜。 另一个谜是在厨房与门廊之间所发生的那一幕情景本身。为什么我不能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她的身体很强健，极富有女人味，比我曾喜欢过的、博得我的青睐的姑娘们的身体丰满。我相信，要是我在游泳池看见她的话，她不会引起我的注意。她也不像我曾经在游泳池见过的姑娘们和妇人们那样裸露。另外，她也比我梦想的姑娘们年纪要大得多。她有三十多岁？人们很难估计出自己还未曾经历过的，或尚未达到的年龄段的人们的年龄。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并不是因为她的身体本身，而是她的姿势和动作让我目不转睛。我请求我的女友们穿长统袜，但我不想解释我的请求，我不想告诉别人那个令我迷惑不解的、发生在厨房与门廊之间的那一幕情景。这样，我的请求就成了寻求肆无忌惮的情欲、寻求高潮的一种愿望。一旦我的这种请求得到了满足，它也是以一种卖弄风情的姿态出现，并非那种让我目不转睛的姿态。汉娜并没有拿姿态，没有卖弄风情，我也不记得她曾拿过什么姿态、卖弄过什么风情。我只记得她的身体、她的姿势和动作，它们有时显得有点笨重。但那不是真的笨重，那是她让自己回到了内心世界，那是她不让由大脑所支配的任何命令来干扰她这安静的生活节奏，那是她完全忘却了外部世界的存在。这样的忘却外部世界的情形还体现在她那次穿长统袜的姿势和动作上。但那一次，她的动作并非慢慢腾腾，相反，它非常麻利、妩媚和具有诱惑力。但诱惑人的不是乳房、屁股和大腿，而是吸引你进入她的内心世界而忘却外部世界的一种力量。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些——尽管我现在知道了，而且知道了为什么。那时，每当我思考使我那样兴奋的原因时，我就又兴奋起来。为了解开这个谜，我就必须追忆那一幕情景。当我把那一幕视为不解之谈时，我实际上是在与它保持距离。这种距离感解除后，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就又历历在目了，我仍旧在目不转睛地盯着。 一个星期以后，我又站在了她的门口。 我试了一个星期不去想她。可我又无所事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医生还不允许我去上学。读了几个月书以后，读书也令我感到厌倦。朋友们虽然来看我，但我已经病了这么久，他们的来访已经不能在我们之间的日常生活中架起桥梁，再说，他们逗留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他们说我该去散步，一天比一天多走一点，又不要累着。其实，我需要这种累。 童年和少年时代生病是多么讨厌！外部世界，庭院里、花园里或大街上的休闲世界的喧嚣只是隐隐约约地传到病房中。里面的病人在阅读，书中的历史和人物世界在屋里滋长。发烧使知觉减弱，使幻想敏锐，病房成了新的即熟悉又陌生的房间。蓬莱蕉在窗帘上显出它的图案，墙壁纸在做鬼脸，桌子、椅子、书架和衣柜堆积如山，像楼房，像轮船，它们近得触手可及，但又十分遥远。伴随病人们度过漫长夜晚的是教堂的钟声，是偶尔开过的汽车的鸣笛声和它的前灯反射到墙上和被子上的灯光。那是些无限但并非失眠的夜晚，不是空虚而是充实的夜晚。病人们时而渴望什么，时而沉浸在回忆中，时而又充满恐惧，时而又快乐不已，这是些好事坏事都可能发生的夜晚。 如果病人的病情有所好转，这种情形就会减少。但如果病人久病不愈，那么．病房就会笼罩上这种气氛，即使是不发烧也会产生这种错乱。 我每天早上醒来都问心有愧，有时睡裤潮湿污秽，因为梦中的情景不正经。我知道，母亲，还有我所尊敬的、为我施坚信礼的牧师以及我可以向其倾吐我童年时代秘密的姐姐，他们都不会责怪我，相反，他们会以一种慈爱的、关心的方式来安慰我。但对我来说，安慰比责怪更让我难受。特别不公平的是，如果不能在梦中被动他梦到那些情景，我就会主动地去想象。 我不知道，我哪儿来的勇气去了史密芝女士那儿。难道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适得其反吗？如果贪婪的目光像肉欲的满足一样恶劣，如果主动想象和幻想行为一样下流的话，那么，为什么不选择肉欲的满足和幻想的行为呢？我一天比一天地清楚，我无法摆脱这种邪念。这样，我决定把邪念付诸行动。 我有一个顾虑，认为去她那儿一定会很危险。但实际上不可能发生这种危险。史密芝女士将会对我的出现表示惊讶，但她会欢迎我，听我为那天的反常行为向她道歉，然后和我友好地告别。不去才危险呢，不去我就会陷入危险的幻想中而不能自拔。去是对的，她的举止会很正常，我的举止也会很正常，一切都会重新正常起来。 就这样，我当时理智地把我的情欲变成了少见的道德考虑，而把内疚隐而不宣。但这并没有给我勇气去史密芝女士那儿。我想，母亲、尊敬的牧师还有姐姐在仔细考虑后不阻止我，反而鼓励我到她那儿去，这是一回事；真的到她那儿去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去了。现在，在当时发生的事情中我看到了一种模式，一种我的思想和行为始终都没有跳出的模式：凡事我先思考，然后得出一种结论，在做决定时坚持这种结论，然后才知道，做事有其自身的规律，它可能跟着决定走，但也可能不跟着它走。在我的一生中，我做了许多我没有决定去做的事，而有许多我决定去做的事却没去做。但不管做什么都在做。我去见了我不想再见到的女人，在审判长面前拼命地解释一些问题，尽管我决定戒烟了，而且也放弃了吸烟，但当我意识到我是个吸烟者并且想要保持这种状态时，我又继续吸烟了。我不是说思维和决定对行为没有影响，但行为并非总是按事先想好或已决定的那样发生。行为有它自己的方式，同样我的行为也有它自己独特的方式，就像我的思想就是我的思想，我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一样。 她不在家，楼房的大门虚掩着。我上了楼梯，按了门铃，等在那儿。我又按了一遍。透过房门的玻璃我可以看到，屋子里的门没有关。我可以看到门廊里的镜子、衣架和挂钟，并听得见挂钟的滴答声。 我坐在楼梯上等，感觉并不轻松。如果一个人在做决定时感到软弱无力，如果他对后果感到恐惧，如果对他的决定得以实施，而且没有产生什么不良后果而感到高兴的话，那么，他会感觉如何呢？我也并没有感到失望，我决心见到她，一定等她回来。 门廊里的挂钟先后敲响了一刻钟、半点钟和整点钟的钟声。我数着钟摆轻轻的滴答声，从一次响声之后开始数，直数到下次响声的九百秒。但是，我的注意力总是被分散。院子里发出锯木头的刺耳尖叫声，楼道里可听得见从别的房间里传出来的说话声或音乐声。然后，我听见有人脚步均匀地、沉稳地、慢慢地上楼的声音。我希望他住在三楼，如果他看见我，我该怎样向他解释我在这儿做什么呢？但是，脚步声在三楼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往上走，我站了起来。 来人是史密芝女士，她一手提着焦炭篮，另一只手拎着煤球篓。她穿了一身制服，夹克衫和裙子，从着装上我看得出来，她是有轨电车售票员。直到走上楼梯平台，她才发现我。她看上去没有生气，没有惊奇，没有嘲笑，完全没有我所恐惧的样子。她看上去很疲惫。当她把煤篓子放下，在夹克衫兜里找钥匙的时候，硬币掉到了地上，我把它们抬起来交给她。 “楼下的地下室里还有两个篮子，能去把它们装满提上来吗？门是开着的。” 我跑到了楼下，地下室的门开着，里面的灯也亮着。在走了很长一段台阶后，到了地下室，看见了一间用木板隔开的房间，房门虚掩着，开着的环状锁挂在门闩上。房间很大，焦炭一直堆到了棚顶下的小窗那么高，焦炭就是从这个小窗口从街上倒进来的。在门的两边，一侧整齐地分层堆放着煤坯，另一侧摆放着煤篮子。 我不知道，我哪儿做错了。我在家里也从地下室里往上提煤，而且从来没出过什么问题，只不过我们家的煤没有堆得那么高。装第一篮子的时候还没有什么问题，当我提第二篮子准备往里装的时候，煤山开始晃动，从上面蹦蹦跳跳地滑落下来大大小小的煤块，在地下又堆成了一堆。黑色的煤灰像云雾一样散开，我愣在那儿，看着一个煤块接着一个煤块地往下掉，一会儿工夫，我的两脚就被埋在了煤堆里。 当煤山安静下来的时候，我从煤堆里迈了出来，把第二个篮子装满，找到一把扫帚，把地下室过道里的和木板间里的煤扫到了一起，锁上门，提着两个篮子上了楼。 她已经脱掉了夹克衫，领带也放松了，最上边的扣子也解开了，手里拿着一杯牛奶，坐在厨房里的桌子旁。她看到我的时候，先是咯咯地笑，接着就放声大笑。她一手指着我，另一只手敲着桌子：“瞧瞧你什么样子，小家伙，瞧瞧你什么样子！”这时，从洗手池上面的镜子里，我也看到了自己的黑脸，我和她一起笑了起来。 “你不能这个样子回家，我给你放洗澡水，并把你的衣服打扫干净。”她走向浴盆，打开水龙头，水冒着热气哗哗地流进浴盆。“你脱衣服小心点儿，我的厨房里可不需要煤炭。” 我迟迟疑疑地脱掉了毛衣和衬衣之后，又犹豫起来。水涨得很快，浴盆几乎都满了。 “你想穿着鞋和裤子洗澡吗，小家伙？我不看的。”但是，当我把水龙头关掉并脱掉了内裤之后，她在静静地、仔细地打量着我。我脸红了，迈进了浴盆，潜在水里。当我从水里露出头的时候，她已经拿着我的东西在阳台上了。我听得见她把两只鞋子对着敲打着，我听得见她在抖着我的裤子和毛衣。她在向楼下喊着“煤灰”，底下的人也向上喊着“木屑”，她笑了。回到厨房后，她把我的东西放在了椅子上。她只是很快地向我瞥了一眼，“用点洗头膏，洗洗你的头发，我马上去拿浴巾。”她从衣柜里拿出了什么东西就离开了厨房。 我洗着，浴盆里的水脏了，我放着干净水，以便把头和脸冲干净。然后，我躺在那儿，听着热水器的轰鸣声，脸上感觉到从敞开一条缝的厨房门里流入的冷空气。身体泡在热水里，我感觉很舒服，舒服得令我兴奋，我的生殖器坚挺起来。 当她走进厨房时，我没有抬头，直到她走到浴盆前我才抬头。她张开双臂，手里拿着一条大浴巾：“来！”当我站起身来迈出浴盆的时候，我背对着她。她用毛巾从后面把我围了起来，从头到脚给我擦干，然后她让浴巾滑落到地上。我不敢动，她站得离我如此之近，使我的后背感觉到了她的乳房，我的屁股感觉到了她的腹部。她也一丝不挂。她用双臂搂着我。 “你不就是为这个才来的吗！” “我……”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没有说不，也没有说是。我转过身来，没有看到她什么，我们站得太近了。但是，我被眼前她的裸体征服了。“你多美呀！”“啊，小家伙，你在说什么呀！”她笑着用两手搂住了我的脖子，我也拥抱着她。 我害怕，怕抚摸，怕接吻，怕我不能令她满意，怕我满足不了她。但当我们拥抱了一会儿之后，我闻到了她的体味，感觉出她的体温和力量，一切就水到渠成了。我用手，用嘴探索着她的身体，最后吻到嘴。我双眼紧闭，起初还努力控制自己，接着就大声叫喊起来。我的叫声如此之大，她只好用手把我的嘴捂住。 在第二天夜里，我发现我爱上了她。我睡不实，想她，梦见她。我感觉我在抱着她，后来才发现我抱的是枕头或者被子。昨天把嘴都吻疼了。我想和她在一起。 她跟我睡觉是她对我爱她的回报吗？迄今为止，每与一个女人睡过一夜之后，我都会产生一种感觉：我被宠爱了，为此我必须要报答，以爱的方式报答她，报答我所处的世界。 儿童时代的事情我能记起的不多，但是，四岁时的一个冬日早晨仍让我记忆犹新。当时，我睡觉的房间没有暖气，夜里和早晨通常都很冷。我还记得暖烘烘的厨房里面生着一个笨重的铁炉子，上面总烧着一盆热水，如果把上面的圆形炉盖用钩子挪掉的话，就能看到红彤彤的火苗。在炉子前，我妈妈放了一把椅子，当她给我擦洗和穿衣服的时候，我站在上面。我还记得那种温暖舒服的感觉，记得在洗澡和穿衣时得到的温暖享受。我还记得，每当这种情形在记忆中出现时，我就会想，为什么我妈妈那样宠爱我，我生病了吗？我的兄弟姐妹得到了一些我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吗？是否今天还有我必须要承受的不愉快和难办的事情在等着我？ 也正是因为那个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的女人头一天下午对我如此宠爱，第二天我才又去上学了。此外，我想要显示一下我已具备的男子汉气。我自觉强健有力，比别人都强。我想把我的这种强健有力和优越感展示给学校的同学和老师们看。再有，尽管我和她没有谈到过，但我想象得出，一个有轨电车的售票员会经常工作到晚上和夜里。如果只允许我呆在家里，为了康复而散散步的话，那么我怎么能够每天都见到她呢？ 当我从她那儿回到家的时候，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已经在吃晚饭了。“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你妈妈都为你担心了。”我爸爸的口气听上去与其说是担忧，倒不如说是生气。 我说，我迷路了。我本打算从荣誉陵园散步到慕垦库尔，但走来走去，最终却走到了挪施涝赫，我身上没带钱，只好从挪施涝赫走回来。 “你可以搭车吗！”我妹妹偶尔搭车，但我父母不允许她这样做。 我哥哥对我的话嗤之以鼻：“慕垦库尔和挪施涝赫根本就不在同一个方向。” 我姐姐也审视地看着我。 “我明天想去上学。” “那么好好学学地理，分清东南西北，而且，太阳在…·” 我母亲打断了我哥哥的话：“医生说还要三周。” “如果他能从荣誉陵园走到挪施涝赫，并从那儿又走回来，那他也能去上学。他缺的不是体力，而是聪明才智。”我和我哥哥小的时候就经常打架，后来大了就斗嘴。他比我大三岁，在各方面都比我占优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停止了反击，让他的好斗行为找不到对手。从此，他也只能发发牢骚而已。 “你看呢？”我妈妈转向了我爸爸。他把刀叉放到了盘子上，身子靠在椅背上，两手放在大腿上。他没有说话，看上去在沉思。就像妈妈每次问他关于孩子们的情况或家务事时一样，就像每次一样，我心里都在想，他是否真的在想妈妈的问题还是在思考他的工作。也许，他也想去思考妈妈的问题，可他一旦陷入沉思，那么他所思考的无非就是他的工作了。他是哲学教授，思考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思考、阅读、写作和教学。 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我们——也就是他的家庭成员——对他来说就像家庭宠物一样，就像可以和人一道散步的狗、跟人玩耍的猫——蜷缩在人的怀里、一边发着呼噜声一边让人轻轻抚摸的猫。家庭宠物可能对人挺有好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甚至需要它们，但是，买食料，打扫粪便，看兽医，这又未免太多了，因为，生活本身不在这儿。我非常希望，我们——也就是他的家庭，应当是他的生命。有时，我也真希望我那爱抱怨的哥哥和调皮的妹妹不是这样子。但是，那天晚上，我突然觉得他们都非常可爱。我妹妹：她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大概最小的也不太好当，她不调皮捣蛋就不行。我哥哥：我们住在一个房间，他一定比我觉得更不方便。此外，自从我生病后，他必须把房间彻底让给我，而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他怎能不抱怨呢？我父亲：为什么我们这些孩子该成为他的生活呢？我们很快就会长大成人，离开这个家。 我感觉，这好像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围坐在上面吊着麦芯产的五蕊灯的圆桌旁，好像是我们最后一次用带有绿边的老盘子吃饭，好像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互信任地交谈。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在告别。我人虽在，但心已飞了。我一方面渴望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也渴望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我爸爸看着我说：“‘我明天要上学。’你是这样说的，对吗？” “是的。”他注意到，我问的是他，而不是妈妈，而且这之前也没有提到过。我在想，我明天是否该上学。 他点头说：“我们让你去上学，如果你觉得受不了的话，那就再呆在家里。” 我很高兴，同时也感到，现在和他们告别过了。 在随后的几天里，那个女人上早班，十二点钟回家。我一天接一天地逃掉最后一节课，为的是坐在她房门前的楼梯台阶上等她。我们淋浴，我们做爱，快到一点半的时候，我匆匆地穿上衣服，快速离开。我们家一点半吃午饭。周日十二点就吃午饭，而她的早班上得晚，结束得也晚。 我宁愿放弃淋浴，可她干净得过分，早晨起来就淋浴。我喜欢闻她身上的香水味、新鲜的汗味，还有她从工作中带回来的有轨电车味。我也喜欢她湿淋淋的、打了香皂的身子，也乐意让她给我身上打香皂，也乐意给她打香皂。她教我不要难为情，而要理所当然地、彻底地去占有她。当我们做爱时，她也理所当然地采取占有我的做法，因为她在和我做爱，在从我身上获得情欲的满足。我不是说她不温柔，也不是说我没有得到乐趣。但在我学会去占有她之前，她只是顾及她的感受和乐趣。 学会占有她，那是以后的事——但我从未做到完全学会，因为我很久都觉得没有这种必要。我年轻，很快就能达到高潮。当我的体力慢慢恢复后，我又接着和她做爱。她把两手支撑在我的胸上，在最后一刻使劲抓我，抬起头猛地发出一种轻轻的抽咽般的喊叫声。第一次，我被她的这种叫声吓坏了，后来我开始渴望地期盼听到她的这种声音。 之后，我们都精疲力尽了。她经常躺在我怀里就睡着了，我听着院子里的锯木声和淹没在锯木声中的工人们的大喊大叫声。当听不到锯木声的时候，火车站街上微弱的交通嘈杂声就传入了厨房。当我听见孩子们的喊叫声、玩耍声时，我就知道学校已放学，已过一点钟了。中午回家的邻居在阳台上给鸟儿撒上鸟食，鸽子飞来，咕咕地叫着。 “你叫什么名字？”在第六天或第七天的时候，我问她。她在我怀里刚刚睡醒。这之前我一直避免用“你”和“您”来称呼她。 她一下子跳起来说：“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你为什么想知道？”她满脸不信任地看着我说。 “你和我……我知道你姓什么，但不知道你叫什么。我想知道你的名字，这有什么……” 她笑了：“没什么，小家伙，这没什么不对的。我叫汉娜。”她接着笑，止不住地笑，把我都感染了。 “你刚才看我时的表情很奇怪。” “我还没睡醒呢。你叫什么名字？” 我以为她知道我的名字。当时时兴的是把上学用的东西不放在书包里，而是夹在腋下。当我把它们放在厨房桌子上时，我的名字都是朝上的，在作业本上和用很结实的纸包的书皮的课本上都贴上了小标签，上面写着课本的名称和我的名字，但是，她却从未注意这些。 “我叫米夏尔·白格。” “米夏尔，米夏尔，米夏尔。”她试着叫着这个名字。 “我的小家伙叫米夏尔，是个大学生……” “中学生。” “……是个中学生，有……多大，十七岁？” 我点点头，她把我说大两岁，我感到很自豪。 “……十七岁了，当他长大的时候，想当一个著名的……”她犹豫着。 “我不知道我要当什么。” “但你学习很用功。” “就那么回事吧。”我对她说，她对我来说比学习和上学还重要，我更愿意经常地到她那儿去。“反正我得留级。” “你在哪儿留级？”她坐了起来，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真正地交谈。 “高一。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生病我落下的课程太多了。如果我要跟班上的话，就必须用功学。这真无聊。就是现在也应该呆在学校里。”我告诉了她我逃学的事儿。 “滚！”她掀开鸭绒被子，“从我的床上滚出去2如果你的功课做不好的话，就再也别来了。学习无聊？无聊？你以为卖票、验票是什么有趣的事吗？”她站起来，一丝不挂地在厨房里表演起售票员来。她用左手把装票本的小夹子打开，用戴着胶皮套的大拇指撕下两张票，右手一摇就把挂在右手腕上来回摇摆着的剪票钳子抓在了手里，喀喀两下说：“两张若坝河。”她放下剪票钳子，伸出手来，拿了一张纸票，打开放在肚子前的钱夹把钱放了进去，再关上钱夹，从钱夹外层放硬币的地方挤出了零钱。“谁还没有票？”她看着我说：“无聊，你知道什么是无聊。” 我坐在床沿上，呆若水鸡。“很抱歉，我会跟班上课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跟上，还有六周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我要试试。可是，如果你不允许我再见到你的话，我就做不到。我……”起初我想说“我爱你”，但是又不想说了。也许她说的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她没有权利要求我去做更多的功课，也没有权利把我做功课的情况作为我们能否相见的条件。“我不能不见你。” 过廊里的挂钟敲响了一点半的钟声。“你必须走了，”她犹豫着，“从明天起我上白班，五点钟就上班，下了班我就回家，你也可以来，如果在这之前你把功课做好的话。” 我们一丝不挂地、面对面地站在那儿。她对我来说是不可抗拒的，如果她穿着工作制服，其不可抗拒性也不过如此。我弄不明白所发生的事情。这到底是关系到我，还是关系到她？如果说我的功课无聊话，那么她的工作才是真正的无聊，这样说是对她的一种伤害吗？不过，我并没说谁做的事情无聊。或许她不想让一个功课不好的人做她的情人？可是我是她的情人吗？我对她来说算什么呢？我磨磨蹭蹭地在穿衣服，希望她能说点什么，可她什么都没说。我穿好了衣服，她仍就一丝不挂地站在那儿。当我和她拥抱告别时，她一点反应都没有。 为什么一想起过去我就很伤心？这是一种对过去幸福时光的怀念吗？——在随后的几周里，我的确很幸福愉快，我拼命地用功学习而没有留级；我们相亲相爱，仿佛世界上只有我俩。还是由于我后来知道了事实真相？ 为什么？为什么对我们来说那么美好的东西竟在回忆中被那些隐藏的丑恶变得支离破碎？为什么对一段幸福婚姻的回忆在发现另一方多年来竟还有一个情人之后会变得痛苦不堪？是因为人在这种情况下无幸福可言吗？但是他们曾经是幸福的！有时候人们对幸福的回忆大打折扣，如果结局令人痛苦。是因为只有持久的幸福才称得上幸福吗？是因为不自觉的和没有意识到的痛苦一定要痛苦地了结吗？可什么又是不自觉和没有意识到的痛苦呢？ 我回想着过去，眼前出现了当时的我自己。我穿着一套讲究的西服，那是我一位富有的叔叔的遗物，它和几双有两种颜色的皮鞋——黑色和棕色、黑色和白色、生皮和软皮，一起传到了我手里。我的胳膊和腿都很长，穿妈妈为我放大的任何制服都不合身。我胳膊腿不是为穿衣长的，而是为动作协调长的。我的眼镜的式样是疾病保险公司所支付的那种，价钱最便宜。我的头发是那种蓬松型，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梳理它。在学校里，我的功课不好不坏。我相信，许多老师没有把我当回事，班里的好学生也没把我放在眼里。我不喜欢我的长相，不喜欢我的穿戴举止，不满我的现状，对别人对我的评价不屑一顾。希望有朝一日变得英俊聪明，超过其他人，让他们羡慕我。不过，我有多少精力，多少信心？我还能期待遇到什么新人和新情况呢！ 是这些令我伤感吗？还是我当时的勤奋努力和内心所充满的信念令我伤感？我的信念是对生活的一种承诺，一种无法兑现的承诺。有时候，我在儿童和青少年的脸上能看到这种勤奋和信念。我看到它们时，我感到伤感，一种令我想起自己的过去的伤感。这是一种绝对的伤感吗？当一段美好的回忆变得支离破碎时，我们就一定伤感吗？因为被追忆的幸福不仅仅存在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也存在于当时没有履行的诺言中？ 她——从现在起我应叫她汉娜，就像我当时开始叫她汉娜一样，她当然不是生活在承诺中，而是生活在现实中，仅仅生活在现实中。 我问过她的过去，她的回答仿佛像从布满灰尘的老箱子里折腾出来的东西一样没有新意。她在七座堡长大，十七岁去了柏林，曾是西门子公司的一名女工，二十一岁时去当了兵。战争结束以后，所有可能的工作她都做过。有轨电车售票员的工作，她已经干了几年了，她喜欢那套制服和这种往返运动，喜欢变换的风景还有脚下车轮的转动。除此之外，她并不喜欢这份工作。三十六岁了，仍没有成家。她讲述这些的时候，仿佛讲的不是她自己的生活，而是另外一个她不熟悉、与她无关的人的生活。我想详细知道的事情，她往往都不记得了。她也不理解我为什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感兴趣：她父母从事什么职业？她是否有兄弟姐妹？她在柏林是怎样生活的？她当兵时都做了什么？“你都想知道些什么呀！小家伙。” 她对未来的态度也是如此。当然，我没有想结婚组建家庭的计划。但是，相对而言，我对朱连·索雷尔与雷娜尔的关系比他与马蒂尔德·德拉莫尔的关系更为同情。我知道，腓力斯·科鲁尔最后不愿在他女儿的怀里，而愿在他母亲的怀里死去。我姐姐是学日耳曼学的，她曾在饭桌上讲述过关于歌德和施泰因夫人的暧昧关系的争论。我强词夺理地为他．们辩护，这令全家人感到震惊。我设想过我们的关系在五年或十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我问汉娜她是怎么想的，她说她甚至连复活节的事都还没想。我们曾商定，复活节放假时，我和她骑自行车出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以母子身份住在一个房间里，可以整夜呆在一起了。 我的设想和建议很少有不令我痛苦的时候。有一次和妈妈一起度假，我本想为自己力争一个单间。由妈妈陪着去看医生，或者去买一件新大衣，或者旅行回来由她去接站，这些我觉得都已与我的年龄不相称了。如果和妈妈在路上遇到同学的话，我害怕他们把我当做妈妈的宝贝儿子。尽管汉娜比我妈妈年轻十岁，可也够做我妈妈的年龄了。不过，和她在一起，我不但不怕别人看见，反而还为此感到自豪。 如果现在我见到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我会认为她很年轻，但是，如果我现在看到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会认为他还是个孩子。汉娜给了我那么多自信，这使我感到惊讶。我在学校取得的成绩引起了老师们的注意，他们已对我刮目相看。我接触的女孩们也察觉到，我在她们面前不再胆怯，她们也喜欢我这样。我感到惬意。 我对与汉娜最初的相遇记忆犹新，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这使得我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即从我与她的那次谈话到学年结束之前的那几周内发生的事情，反而记不清了。其中原因之一，是我们见面、分手都太有规律了。另一个原因是，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这么忙碌的日子，我的生活节奏还从本这么快过，生活从未这么充实过。如果我回想我在那几周内所做的功课的话，我仿佛感觉到我又坐在写字台旁，而且一直坐在那儿，直到把我生病期间所落下的功课都赶上为止。我学了所有的生词，念了所有的课文，证明了所有的数学习题，连接了所有的化学关系。关于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我在医院的病床上就读过了。还有我们的约会，在我的记忆中，这时约会的时间持续最长。自我们那次谈话之后，我们总是在下午见面。如果她上晚班的话，就从三点到四点半，否则就到五点半。七点钟开晚饭。开始时，她还催我准时回家，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止呆一个半小时了，我开始找借口放弃吃晚饭。 这是由于要朗读的缘故。在我们交谈之后的第二天，汉娜想知道我在学校都学什么。于是，我向她讲述了荷马史诗、西塞罗的演讲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的故事——老人怎样与鱼、与海搏斗。她想知道希腊语和拉丁语听起来是什么样。我给她朗读了《奥德赛》中的一段和反对卡塔琳娜的演讲。 “你还学德语吗？” “你是什么意思？” “你是只学外语呢，还是自己的本国语言也有要学？” “我们念课文。”我生病期间，我们班读了《爱米丽雅·葛洛获》和《阴谋与爱情》。这之后，我们要写一篇读后感。这样，我还要补读这两本书。我每次都是在做完其他作业之后才开始阅读它们。这样，当我开始阅读时，时间就已经很晚了，我也很累了，读过的东西第二天就全忘记了，我必须重读一遍。 “读给我听听！” “你自己读吧，我把它给你带来。” “小家伙，你的声音特别好听，我宁愿听你朗读而不愿自己去读。” “是吗？原来如此？” 第二天，我仍去她那儿。当我想亲吻她时，她却躲开了：“你得先给我朗读！” 她是认真的。在她让我淋浴和上床之前，我要为她朗读半个小时的《爱米丽雅·葛洛获》。现在我也喜欢淋浴了。我来时的性欲，在朗读时都消失了，因为朗读一段课文时要绘声绘色地把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来，这需要集中精力。淋浴时，我的性欲又来了。朗读、淋浴、做爱，然后在一起躺一会儿，这已成了我们每次约会的例行公事。 她是个注意力集中的听众，她的笑，她的嗤之以鼻，她的愤怒或者是赞赏的惊呼，都毫无疑问地表明，她紧张地跟踪着情节。她认为爱米丽雅像露伊莎一样都是愚蠢的、没有教养的女孩。她有时迫不及待地求我继续念下去，这是由于她希望这段愚蠢的故事应该早点结束。“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有时我自己也渴望读下去。当天变长的时候，我读的时间也长些，为的是在黄昏时才与她上床。当她在我怀里入睡，院子里的锯木声沉默下来，乌鸦在唱歌，厨房里也只剩下越来越淡的和越来越黯的颜色时，我也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 复活节第一天，我四点钟就起床了。汉娜上早班，她四点一刻骑自行车去有轨电车停车场，四点半她就在开往施魏青根的电车上了。她对我说过，去时车上往往很空，只是回来时，车上才满满的。 我在第二站上了车。第二节车厢是空的，汉娜在第一节车厢里，站在司机旁边。我犹豫着是上前面的车厢还是上后面的车厢，最后我还是决定上了后面的车厢。后面的车厢很隐蔽，可以拥抱，可以接吻，但是汉娜没有过来。她一定看到了我在车站等车，也看到我上了车，否则车也不会停下来。可是她还是呆在司机旁边和他聊天说笑，这些我都能看到。 车开过了一站又一站，没有人在等车。街道上也没有人，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白云下面，一切都笼罩在白茫茫的晨曦中：房屋、停着的小汽车、刚刚变绿的树木、开花的灌木丛、煤气炉还有远处的山脉。因为好多站都没有停车，车现在开得很慢，估计是由于车到每站的时间是固定的，车必须按时到站。我被关在了慢慢行驶的车厢里。最初，我还坐在那儿，后来，我站到了车厢前面的平台上，而且尽力注视着汉娜。她应该能感觉到我在她身后注视着她。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来仔细地打量着我，然后又接着和司机聊天。车继续行驶着，过了埃佩尔海姆之后，铁轨不是建在街上，而是建在街旁用鹅卵石砌成的路堤上。车开得快些了，带着有轨电车那种均匀的咔哒咔哒声。我知道这条路线要经过好多地方，终点站是施魏青根。此时此刻，我感觉自己与世隔绝了，与人们生活、居住、相爱的正常世界隔绝了。好像我活该要无目的地、无止境地坐在这节车厢里。 后来，在一块空地上，我看见了一个停车站，也就是一个等车的小房子。我拉了一下售票员用以给司机发出停车或开车信号的绳子。车停了下来，汉娜和司机都没有因为我拉了停车信号而回头看看我。当我下车的时候，好像她对我笑了笑，但我不敢肯定。接着车就开走了。我目送它先是开进了一块凹地，然后在一座小山丘后面消失不见了。我站在路堤和街道中间，环绕着我的是田地、果树，再远一点是带着花房的花园。这里空气清新、鸟语花香，远处山上的白云下，飘浮着红霞。 坐在车上的那段时间，就好像做了一场噩梦。如果我对那后果不是如此记忆犹新的话，我真的会把它当做一场噩梦来对待。我站在停车站，听着鸟语，看着日出，就好像刚刚睡醒一样。但是，从一场噩梦中醒来也并非是件轻松的事，也许恶梦会成真，甚至人们梦中的可怕情景也会在现实生活中再现。我泪流满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到了埃佩尔海姆我才止住了哭泣。 我徒步往家走，试了几次想搭车都没有搭成。当我走了一半路程的时候，有轨电车从我身边开了过去，车上很拥挤，我没有看到汉娜。 十二点的时候，我伤心地、忧心忡忡地。大为恼怒地坐在她房门前的台阶上等候她。 “你又逃学了？” “我放假了，今天早上是怎么回事？”她打开房门，我跟她进了屋，进了厨房。 “你为什么装做不认识我的样子？我想要……” “我装做不认识你的样子？”她转过身来，冷冰冰地看着我的脸说，“你根本不想认识我，你上了第二节车厢而你明明看见我在第一节车厢里。” “我为什么在放假的第一天早上四点半就乘车去施魏青根？我仅仅是想要给你个惊喜，因为我想你会高兴的。我上了第二节车厢……” “你这可怜的孩子，在四点半就起床了，而且还是在你的假期里。”我还没有领教过她嘲讽的口吻。她摇着头：“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要去施魏青根，我怎么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认得我，这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现在你还不想走吗？” 我无法描述我的气愤程度。“这不公平，汉娜，你知道的，你一定知道的，我是为你才去坐车的，你怎么能认为我不想认得你呢？如果我不想认识你的话，我也就根本不会去乘车了。” “啊，行了，我已经说过，你怎么做是你的事，不关我的事。”她调整了自己的位置，这样，我们之间就隔了厨房的一张桌子。她的眼神、她的声音、她的手势都说明她正把我当成了一个破门而入者来对付，并要求我走开。 我坐到沙发里。她恶劣地对待了我，我想质问她。但我还根本没有来得及开始，她却先向我进攻了。这样一来，我开始变得没有把握了。她也许是对的？但不是在客观上，而是在主观上？她会或者她一定误解了我吗？我伤害她了吗？我无意伤害她，也不愿伤害她，可还是伤害了她？ “很抱歉，汉娜，一切都搞糟了，我没想伤害你，可是看来……”。“看来？你的意思是，看来你把我伤害了？你没那能力伤害我，你不行。现在你总该走了吧？我干了一天的活，想洗澡，我要安静一会儿。”她敦促地看着我。看我还没站起来，她耸了耸肩，转过身去，开始放水脱衣服。 现在，我站起来走了。我想，我这一走就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半小时之后，我又站在了她的房门前。她让我进了屋。我把一切都承担了，承认我毫无顾及地、不加思考地、无情无爱地处理了这事。我知道她受到了伤害。我也知道她没有受到伤害，因为我没有能力伤害她。我明白我不可能伤害她，因为她根本就不给我这种机会。最后，当她承认我伤害了她的时候，我很幸福。这样看来，她并非像她所表现的那样无动于衷，那样无所谓。 “你原谅我了吗？” 她点点头。 “你爱我吗？” 她又点点头。“浴缸里还有水，来，我给你洗澡！” 后来我自问，她把浴缸里的水留在那儿，是不是因为她知道我还会回来的？她把衣服脱掉了是不是因为她知道我忘不了看到她脱衣服时的感觉，因此，会为此再回去的？她是否只是为了在这场争执中取胜？当我们做完爱，躺在一起时，我给她讲了我为什么没有上第一节车厢而是上了第二节车厢的原因。她以嘲弄的口吻说：‘小家伙，小家伙，你甚至在有轨电车上也想和我做爱吗？”这样一来，引起我们争吵的原因就似乎无关紧要了。 可事情的结果却至关重要。我在这场争吵中不仅仅败下阵来，在短暂的争执之后，当她威胁着要把我拒之门外时，当她回避我时，我屈服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没有和她争吵过一次，即使是很短暂的一次也没有。当她一威胁我对，我立刻就无条件地投降。我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到自己身上。不是我的过错我也承认，不是故意的也说是故意的。当她的态度冷淡和严厉的时候，我乞求她重新对我好，原谅我，爱我。有时候，我感觉到，她似乎也为自己的冷淡无情而苦恼。好像她也渴望得到我的温暖、我的道歉、我的保证和我的恳求。有时我想，她太轻易地就征服了我，可是无论如何，我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和她无法就此交谈。就我们的争吵来交谈会导致一场新的争吵。我给她写了一封或两封长信，可她对此毫无反应。当我问起此事时，她反问道：“你怎么又开始了？” 汉娜和我并不是在复活节第一天过后就不再幸福了。四月份的那周我们很愉快，我们从本那样愉快过。这第一次争吵——也是我们的主要争吵之一，改变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式，即朗读、淋浴。做爱，然后躺在一起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有好处。此外，她一口认定我那天不想认她。但是，当我想和她一起展示给外人看时，她又提不出原则性的反对意见。“原来你还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我和你在一起。”她不想听到我说这样的话。这样，复活节过后的那周，我们骑车出去了四天，我们去了温普芬、阿木尔巴赫和米尔藤堡。 我已不记得，我当时都对父母说了些什么。是说我和好朋友马蒂亚斯一起出去？还是和几个人一起出去？是说我去拜访一位老同学？大概我母亲像以往一样对我很不放心，而我父亲却也像往常一样，认为母亲对我不应该有什么木放心。别人都不相信我会赶上功课，我不是也赶上了吗？ 生病期间，我的零花钱都没花。可是如果我为汉娜付钱的话，却又不够。因此，我就在圣灵大教堂附近的一家邮票店出售了我的集邮邮票。那是惟一的一家门上贴着收购集邮邮册招牌的邮票店。一位店员翻了翻我的集邮册，然后出价六十马克。我指给他看了一张我的王牌邮票，一张带有金字塔的方形埃及邮票，这张邮票在票册中的标价为四百马克。他耸耸肩。如果我十分眷恋我的集邮的话，也许我该保留它们。我到底可不可以卖掉它们呢？我的父母会对此说些什么呢？我尽量讨价还价，我说，如果像他说的那样带金字塔那张邮票不值钱的话，那么我干脆就不卖它了。这样一来，他又仅出三十马克了。这么说，带金字塔的那张邮票还是值钱？最后，我卖了七十马克。我感觉自己被骗了，可这对我来说无所谓。 不仅我对这次旅行激动不已，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汉娜在出发的前几天也已经心神不定了。她考虑来考虑去应该带些什么东西，把东西装到了自行车的挂包里和我为她买来的肩背包里，折腾来折腾去的。当我想在地图上指给她看我考虑好的路线图时，她什么都不想听，什么都不想看。“我现在太兴奋了，小家伙，你做的一定错不了。” 复活节的星期一我们上路了。当日阳光明媚，一连四天都阳光明媚。早晨天气凉爽，白天天气暖和，但对骑自行车来说还不是太暖和，不过在外野餐已不冷了。森林像一块绿地毯一样，由黄绿、浅绿、深绿、蓝绿和墨绿组成。一会儿深，一会儿浅地交织在一起。莱茵平原上的第一批果树已经开花了，奥登森林的连翘刚刚抽芽。 我们常常并肩而行，我们相互指看一些沿途见到的东西：城堡、垂钓者、河上行驶的船、帐篷、岸上列队行走的一家家人，还有敞篷美国大轿车。转弯和走新路时，必须由我带路。朝哪个方向走和走哪条路的事她不想操心。如果路面很拥挤的话，时而她在前面骑，时而我在前面骑。她骑的自行车的链条、脚蹬和齿轮处都有遮板。她穿着一件蓝色的连衣裙，宽肥的下摆随风飘舞。我曾为她担心，怕她的裙子被卷到链条或车链子里，怕她因此而跌倒。在我不再担心之后，我愿意看着她在我前面骑。 我多么盼望着夜晚的降临啊！我想象着我们做爱、睡觉、醒来、再做爱、再入睡、再醒来等等，夜复一夜。可是，只是在第一天夜里，我醒过来一次。她背对着我躺着，我俯身亲吻她，她转过身来，仰卧着，把我搂在怀里：‘我的小家伙，我的小家伙。”之后，我就躺在她怀里睡着了。由于风吹日晒，加之骑车的疲劳，后来我们都一觉睡到天亮。我们在早上做爱。 汉娜不仅把选择方向道路的事交给我，还要由我来寻找我们过夜的客栈。我们以母子关系登记住宿，她只需在登记条上签字就行。我不仅要为自己点菜，还要为她点菜。“这次我什么都不想操心。” 我们唯一的一次争吵发生在阿木尔巴赫。我很早就醒了，蹑手蹑脚地穿好衣服从房间里溜了出去。我想把早餐端上来，也想着一看有没有已经开门的花店，好给汉娜买一枝玫瑰。我给她在夜桌上留了一张字条：“早上好。取早餐，一会儿就回来。”或者类似这样的话。当我回来时，她站在房中间，衣服穿了一半，愤怒地发抖，脸色苍白。 “你怎么能就这样一走了之了呢！” 我把放早餐的托盘和玫瑰放下，想把她搂在怀里。“汉娜…” “别碰我！她手里拿着扎连衣裙的细皮带，往后退了一步，对着我的脸就抽了过来。我的嘴唇被抽破了，鲜血直流，我感觉不到疼痛。我被吓坏了，她又举起了手臂。 可是她没有再打下来，她把手臂垂了下来，皮带落到了地上。她哭了，我还从未看见她哭过。她的脸变了形，变得目瞪口呆，眼皮哭得红肿，面颊上、脖颈上泛着红癍，嘴里发出沙哑的喉音，类似我们做爱时她发出的那种无声的喊叫。她站在那里，泪水汪汪地看着我。 我应该把她搂在怀里，可我又不能，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我们家里的人不是这样的哭法，我们家里的人不动手打人，更不用皮带抽人，我们家里的人只动口。可是我该说什么呢？ 她向我走近了两步扑到了我的怀里，用拳头捶我，紧紧地抓着我。现在我可以抱着她了，她的肩在抽搐，她用额头撞着我的胸。接着她深深地端了口气，紧紧地依偎在我怀里。 “我们吃早餐吧？”她从我怀里挣脱出来说。“我的天哪，小家伙，你看上去像什么样子！’她取了条湿毛巾把我的嘴和下巴擦干净了。“怎么连衬衫都到处是血。”她为我脱掉了衬衫，然后脱掉了裤子，之后她自己也把衣服脱了，我们就做起爱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那么气愤？”我们躺在一起，是那样的心满意足。我想现在一切都该得到解释了吧。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总是问愚蠢的问题！你不能就这么走了。” “可是我给你留了一张字条……” “一张字条？” 我坐了起来，在夜桌上放字条的地方什么都没有。我站了起来，桌边、桌下、床上、床下，到处找，都没有找到。“我搞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给你写了一张字条，说我去取早餐，即刻就回。” “你写了吗？我没有看到字条。” “你不相信我吗？” “我倒是情愿相信你，可我没有见到字条。” 我们不再争吵了。来了一阵风把字条刮走了吗？刮到了什么地方或者利到了一个虚无地。她的愤怒、我流血的嘴唇、她受到伤害的面部表情还有我的无能为力，难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误解吗？ 我还应该继续寻找那张字条吗？寻找汉娜生气的原因？寻找我为什么那么无能为力的原因吗？“小家伙，念点什么吧！”她紧紧地依偎在我怀里。我拿出了艾兴道夫的《无用之人》，接着上次停下来的地方念了起来。《无用之人》比《爱米丽雅·葛洛获》和《阴谋与爱情》念起来容易。汉娜又紧张地跟随着情节。她喜欢里面的诗，喜欢主人公在意大利时所穿的服装，喜欢混淆不清，喜欢梦想成真，喜欢追逐，同时她也认为主人公可恶，因为他是个无用之人，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什么都不会做，而且也愿意什么都不会做。她对一些问题犹豫不决，在我念完之后的几小时还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海关税收员不是什么好职业吧？” 我又不自觉地这么详尽地叙述了我们的争吵，现在我也乐意讲一讲我们的幸福一面。这次争吵把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密切了。我看见了她哭，哭泣的汉娜比坚强的汉娜更令我感到亲切。她开始显露出她温柔的一面，她的这种温柔，以前我还从未体验过。我破裂的嘴唇在愈合之前，她不时地就看看，轻轻地摸摸。 我们做爱的方式也不一样了。很长时间里，我完全听她指挥，由她采取主动。后来，我也学会了采取主动。在我们的旅行中和自从旅行以来，我们做爱时已不仅仅采取上下位的姿势了。 我有一首当时写的诗，作为诗它没有什么价值。我当时很崇拜里尔克和本，我清楚地意识到我是想同时效仿他们两位，可我也再次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当时是多么的密切。下面是那首诗： 当我们敞开心扉时， 我们合二为一。 当我们沉浸时，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我们消失时， 你在我心里，我在你心里。 这之后， 我是我， 你是你。 我虽然不记得为了能和汉娜一起出游，我在父母面前都撤了哪些流，却还记得为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周里能一个人留在家里所付出的代价。我的父母、哥哥和姐姐去哪里旅行，我已不记得了。问题是我的小妹，她应该去一位女朋友家里，可是如果我留在家里的话，她也要呆在家里。我父母不想这样，这样一来，我也必须去一位朋友家里住。 回顾当时的情况，我发现有一点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我父母准备让我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独自一人在家里呆上一周的时间。他们已注意到了我通过与汉娜的交往已经变得独立了吗？或者他们只是注意到，尽管我生了几个月的病，还是照样跟上了功课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我比这之前他们所认为的更有责任心，更值得信赖了吗？当时我有那么多的时间是在汉娜那里度过的，我也记不得了当时我是否必须对此做出解释。看来，我父母认为我已经恢复了健康，以为我想更多地和朋友在一起，一起学习，一起玩耍。此外，四个孩子就像一群羊，父母不可能把注意力平分在每个孩子身上，而是集中在有特别问题的孩子身上。我有问题的时间够长的了，现在我身体健康并可以跟班上课，这已令我的父母感到轻松。 我想把妹妹打发到她的女朋友家里，以便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当我问她想要什么时，她说要一条牛仔裤——当时我们把牛仔裤叫做蓝牛仔裤或斜纹工装裤，一件市套衫和一件天鹅绒毛衣，这我能理解。牛仔裤在当时还是很特别的东西，很时髦。此外，牛仔裤还把人们从人字型西服和大花图案的服装中解放出来。就像我必须穿我叔叔穿过的衣服一样，我的妹妹也必须要穿我姐姐穿过的衣服。可是，我没有钱。 “那就去偷把！”我的妹妹看上会沉着冷静地这样说到。 这件事容易得令你吃惊。我在试衣间里试穿了不同型号的牛仔裤，也拿了几条我妹妹所穿的型号，把它们掖到又肥又宽的裤腰里就溜出了商店。那件布套衫是我在考夫豪夫店里偷出来的。有一天，我和妹妹在一家时装店里，从一个摊位溜达到另一个摊位，直到找到了卖正宗布套衫的正确摊位为止。第二天，我急匆匆地迈着果断的脚步，走过了这个经销部，抓起了一件毛衣，藏到了外套里，成功地带了出去。在此之后的第二天，我为汉娜偷了一件真丝睡衣，但被商店的侦探发现了。我拼命地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逃掉。有好几年，我都没有再踏入考夫豪夫商店的大门。 自我们一起出游，一起过夜之后，每晚我都渴望着在身边感觉到她的存在，都渴望依偎在她怀里，都渴望着把肚子靠在她的屁股上，把胸贴在她后背上，把手放在她的乳房上，也渴望着夜里醒来时，用手臂去摸她，找她，把一条腿伸到她的一条腿上去，把脸在她肩上路路。独自一人在家里呆一周就意味着有机会和汉娜在一起度过七个夜晚。 其中的一个晚上，我把汉娜邀请了过来并为她做了饭。当我忙着做饭时，她站在厨房里。当我把饭菜端上来时，她站在餐厅和客厅开着的门之间。在圆餐桌旁，她坐到了通常我父亲所坐的位子上，朝四处打量。 她的眼神在审视着一切。毕德麦耶尔家具、三角大钢琴、老式的座钟、油画、摆满书的书架，还有放在餐桌上的餐具。当我起来去准备饭后甜食时，把她一个人留在了那儿。回来时发现她已不在桌边坐着了。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最后她站在了我父亲的书房里。我轻轻地靠在门框上，看着她。她的目光在布满墙面的书架上漫游，好像在读一篇文章。然后，她走到一个书架前，在齐胸高的地方用右手的食指慢慢地在书脊上移动，从一个书架移到另一个书架，从一本书移到另一本书。她巡视了整个房间。在窗前，她停了下来，在昏暗中注视著书架的反光和倒影。 这是汉娜留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之一。我把它储存在大脑中，可以在内心的银幕上放映，她总是那样没有变化。有时候，我很长时间都不想她，可是她总是让我又想起她，这可能是我多次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内。动的屏幕上非要放映、观赏她不可。其中的一个情景是汉娜在厨房里穿长筒袜，另外一个情景是汉娜站在浴缸前张开双手拿着浴巾。还有一个情景是汉娜骑着自行车，她的连衣裙随风飘舞。然后，就是汉娜在我父亲书房里的情景。她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连衣裙，当时人们称之为衬衣裙。穿着它她看上去很年轻。她用手指摸著书脊走到了窗前，向窗外眺望。现在她把身子转向了我，她转得太快了，以至于她的裙子有那么一瞬间把她的腿给缠住了，过了一会裙子才又平放下来。她的眼神看上去有些疲倦。 “这些书只是你父亲读过的呢还是也有他写的？” 我知道父亲写过关于康德和黑格尔的书。我把两本书都找了出来给她看。 “给我朗读一段，你不愿意吗，小家伙！” “我……”我不愿意，可是我又不想拒绝她的请求。我拿出了父亲的那本关于康德的书，给她朗读了其中关于分析学和辩证法的一段。她和我都不懂。“够了吗？” 她看着我，好像她都听懂的样子或者说懂与不懂都无关紧要的样子。“有一天你也会写这样的书吗？” 我摇摇头。 “你会写其他书吗？” “我不知道。” “你会写剧本吗？” “我不知道，汉娜。” 她点点头。然后，我们吃了饭后甜食就去了她那里。我非常想和她在我的床上睡觉，但是她不愿意。她在我家里感觉像个闯入者。她并没有用语言表述这些，可是通过她的举止可以看得出来，她站在厨房里或者站在开着的门之间，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她在我父亲的书房里摸著书，她和我坐在一起吃饭时的举止，所有这些都表明了这一点。 我把那件真丝睡衣送给了她。睡衣是紫红色的，细细的背带，袒胸露背的式样，一直拖到脚踝，质地柔润光滑。汉娜高兴得眉开眼笑。她上上下下地打量着自己，转过身来跳了几步舞，对着镜子看了一会自己在镜中的形象，接着又跳起来。 这也是汉娜留在我脑中的一个形象。 我总是认为每个学年的开始都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从文科中学的六年级升入七年级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原来所在的班被解散了，我们被分插到其他三个同年级的班里。有相当多的学生没能过六年级升入七年级这一关。这样，原来的四个小班被合并为三个大班。 我所在的那所文科中学有好长一段时间只招男生。当也开始招收女生时，最初人数很少，不能均匀地分配到每个班里，而只能分配到一个班，后来，又分配到第二、第三班，直到每班都分入了三分之一的女生为止。我原来所在的班在我上学的那年没有这么多的女生可分。我们为第四班，是个纯男生班。正因为如此，才是我们班而不是其他别的班被解散，被分插。 我们只是在新学期伊始才知道这些。校长把我们召集到一间教室里，告诉了我们分班的情况。我和六名同班同学一起穿过空空荡荡的走廊走进了新教室。我们得到的座位都是剩余的，我的座位在第二排。每人一张课桌，两个课桌并列为一对。共有三个纵排，我坐在中间那排，左边坐着原来班上的同学鲁道夫·巴根，他比较胖，比较安静，是个可信赖的国际象棋和曲棍球手。在原来的班里，我和他几乎没有什么往来，可是到了新班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右边的那排坐的都是女生。 我的邻桌叫索菲，·她头发棕色，眼睛绿色，皮肤被夏日的阳光晒成棕色，裸露的胳膊上长着金黄色的汗毛。我坐下之后，向四周张望了一下，她冲我笑了笑。 我也报之以微笑。我现在自我感觉良好，很高兴在新的班级里开始新的生活，还为班里有女生而高兴。在六年级时，我曾经观察过我的男同学：不管班里是否有女同学，他们都怕她们，回避她们，或者在她们面前吹牛，或者对她们崇拜得五体投地。我了解女人，可以和她们友好地、泰然自若地相处。女孩子们也喜欢这样，在新班里，我要和她们融洽相处，同样也要和男同学友好相处。 所有的人都是像我一样吗？我在年轻时总是感觉不是太自信了，就是．不知所措；不是显得完全无能、微不足道或一事无成，就是自我认为在各方面都很成功，而且必须在各方面都要成功。只要我自信，就可以克服最大的困难。但一个小小的失败又足以让我感到我一事无成。重新获得的自信从不是成功的结果。我也期望自己能做出成绩，渴望他人的认同，但我却很少能做出什么成绩，即使能，也都是微不足道的成绩。我能否感觉到这种微不足道，是否为这种微不足道的成绩感到自豪，这完全取决于我的心清如何。几个星期以来，和汉娜在一起我感觉很不错，尽管我们之间有争吵，尽管她不断地训斥我，而我又总是屈就于她。这样，随着新班级生活的开始，一个愉快的夏天也来临了。 我眼前的教室是这样的：门在右前方，右面墙上是木制挂衣钩，左边是一排窗户，透过窗户可以望到圣山。当课间休息时，我们站在窗前，这时向外可以看到下面的街道、一条河。以及河对岸的一片草坪。前面是黑板、放地图的架子和图表。在齐脚面高的小讲台上摆着讲桌和椅子。内墙到齐头高的地方都剧上了黄色的油漆，一人高以上的地方刷上了白色。天花板上吊了两个乳白色的圆灯泡。教室里再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没有图片，没有植物，没有多余的桌位，没有放忘记带走的书本或者彩色粉笔的柜子。如果你的眼睛开小差的话，你只能把目光投向窗外或者偷看邻桌的男女同学。当索菲察觉到我在看她时，就转向我这边来，对我笑笑。 “白格，即使索菲是一个希腊名字，那您也没有理由在上希腊语课时研究您的邻桌女同学。快翻译！” 我们翻译《奥德赛》，我读过德文版，很喜欢读，直到今天仍旧很喜欢。如果轮到我的话，我只需几秒钟，就能进入状态把它翻译出来。但当老师把我叫起来，又把我和索菲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时，同学们哄堂大笑。当他们的笑声停止时，我却由于其他的原因口吃起来。瑞西卡，这个婀娜多姿、手臂白嫩的少女，她应该是汉娜呢，还是索菲？反正她应该是二者中的一个。 飞机发动机的失灵并不意味飞机末日的马上来临。飞机并不像石头那样从天空突然坠落下来，那种带有多个喷气式发动机的大型客机在坠毁之前，还能继续飞行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这期间，乘客们什么也感觉不出来。发动机失灵的飞机和发动机正常工作的飞机在飞行中感觉上没有什么不一样，它的声音比较小，但也仅仅是小一点点。比发动机声音大的是机身和机体所带动的风。不定什么时候，当你朝窗外看时，才会发现地面或海洋是那样令人可怕地近在咫尺。或者空中小姐和先生把这光窗关上开始放电影。这时，乘客们甚至可能觉得噪音稍小的飞机还特别舒服。 那个夏天，我们的爱情开始走下坡路，尤其是我对汉娜的爱、她爱我的程度我都一无所知。 我们保持了例行公事式的朗读、淋浴、做爱。躺在一起的习惯。我朗读了《战争与和平》这部托尔斯泰描述历史、伟人、俄国、爱情与婚姻的小说，大概用了四十到五十个小时的时间。汉娜还是一如既往地，紧张地关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她不再做评论，不再把娜塔莎、安德列和比尔纳入她的世界，就像她曾把露伊莎和爱米丽雅纳入她的世界一样，而是进人了他们的世界，就像一个人惊奇地做一次远一样，或者像一个人进入一座城堡一样，你可以进来，你可以在此逗留，你可以越来越熟悉它，但是却不能一点不胆怯。在此之前，我给她朗读的书，我自己都读过。《战争与和平》对我也是一本新书。我们一起进行了这次远游。 我们相互给对方编造了昵称，她开始不仅仅叫我小家伙了，而是用各种不同的修饰语和缩略词来称呼我；什么青蛙、蛤蟆、小狗、鹅卵石和玫瑰。我一直称她为汉娜，直到她问我：“如果你把我搂在怀里，闭上眼睛想一想动物，你会想到什么动物呢？”我闭上眼睛开始想动物。她的皮肤摸上去光滑柔软而她的下身结实有力。当我把手放到她小腿肚子上时，感到她的肌肉开始持续不断地抽动起来。这让我想起了马在驱赶苍蝇时的皮肤抽动。“一匹马。” “一匹马？”她挣脱了我，坐起来吃惊地望着我。 “你不喜欢吗？我想到了马是因为你摸上去是如此之好，即光滑又柔软，下身结实强壮，而且也因为你的小腿肚子在抽动。”我向她解释我的联想。 她看着她的小腿上的肌肉说：“一匹马，”她摇摇头：“怎么会……” 那不是她的性格，她一向都不模棱两可，或者是赞同或者是拒绝。在她惊讶目光的注视下，我已做好准备，如果有必要，就收回一切，做自我谴责并向她赔不是。但是，现在我想要尽力用马来和她和解。“我可以用马的不同美称来称呼你，如‘谢瓦尔’、呵吁’、小爱快’或‘小快快’。我想到马并不是想到了马嚼子或是马的头盖骨或是什么你不喜欢的东西，而是想到了它好的一面，它的温暖、温顺和坚强。你不是小兔子。小猫或者一只母老虎。在这些动物身上有它可恶的一面，你身上并没有。” 地仰面躺着，两个手臂枕在头下面。现在我坐了起来看着她，她的目光空洞无神。过了一会儿，她把脸转向了我，她的面部表情特别真诚。“是的，我喜欢，如果你叫我马或者马其他的名字时，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了临近的城市，在那儿的一家剧院我们看了《阴谋与爱情》那是汉娜第一次看戏，她享受着那里的一切：从演出到中间休息时的香槟酒。我搂着她的腰，无所谓人们可能会把我们看做是一对。我为自己的这种无所谓而自豪。同时，我也知道若在我家乡的剧院里，我就不会无所谓了。她也知道这个吗？ 她知道，我的生活在那个夏天不再仅仅是围绕地、学校和学习循环了。下午去她那里时，我常常是游完泳才去，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在游泳池，我们男女同学聚集在一起，一起做作业，踢足球，打排球，玩三人玩的戏牌，一起调情嬉闹。我们班里的课余生活都在那里度过。去那里和属于那里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视汉娜的工作时间而定，或者比其他人晚来或者早走。我知道，这对我的名声没有什么坏处，相反，别人都觉得我挺有趣。我也知道，我什么也没错过。可我经常还是有种感觉，好像刚好在我不在时发生了什么事，但鬼知道是什么事。我是否比呆在汉娜那儿更愿意呆在游泳池？这个问题，我很长时间里都不敢对自己提出来。但是，我在七月里的生日却是在游泳池庆祝的。生日过得很遗憾，汉娜筋疲力尽、心情很不好地接待了我，她不知道那天是我的生日。当我问起她的生日时，她说了十月二十一日，并没有问起我的生日。不过，她的情绪也不比她平时精疲力尽时更坏。但是，她不佳的情绪令我生气。我希望离开这儿去游泳池，去我的男女同学们那儿，去和他们轻松地聊天说笑，嘻闹调情。当我也表现出坏情绪时，我们又陷入了争吵。当汉娜不理睬我时，我又害怕失去她了，我低三下四地向她赔不是，直到她把我搂到怀里为止，但是我却满腔怨恨。 后来我开始背叛她。 不是我泄露了我们之间的秘密或者出汉娜的丑。我不该讲的，什么都没有讲，该讲的我也什么都没讲。我没有透露我和她的关系。我知道否认是不明显的、变相的背叛。一个人是否能保守秘密或者是否不承认一件事，是否替他人着想，是否能避免尴尬和令人生气的场面，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但是，这个隐瞒心事而不宜的人对此是一清二楚。否认——变相的背叛，会使我们的关系失去基础。 我已不记得了，我第一次否认汉娜是什么时候。夏日的午后，游泳池把我们同学之间的关系发展为朋友的关系。在新班上，除了我的邻桌以外——他是我原来班上的同学，我尤其喜欢像我一样喜爱历史和文学的霍尔格·施吕特，我们很快就成为知己。他不久也和索菲成了好朋友。索菲住得离我家不远，这样我和她去游泳池同路。起初，我心想，我和朋友之间的信任程度还不足以使我向他们敞开心扉讲述我和汉娜的关系，后来，我又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和恰如其分的言辞。再往后，当别人都讲述年轻人的秘密时，我再讲述汉娜就太迟了。我想，这么晚了才讲述汉娜一定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我沉默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在其他人看来不正常而且我感到内疚，可是我知道我只字没提汉娜是对她的背叛，我这样做似乎是想让朋友们知道什么是我生活中重要的事情，实际上也是在自欺欺人。 尽管他们注意到我不是很坦率，但这并未改变我的缄口。有一天晚上，我和索菲在回家的路上遇上了一场大雷雨。我们躲到了新家园，在一座园圃的门檐下避雨。当时那里还尚未建大学楼，只是田园。当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下着豆大的雨点，与此同时，气温骤然降了五度左右。我们冷得要命，我一手搂着她。 “喂？”她并不看着我而是望着外面的雨对我说。 “什么？” “你病了很久吧，是黄胆病。这就是你在忙碌的事情吗？你害怕再也恢复不了健康吗？医生们是怎么说的呢？你必须每天去医院换血或者输液吗？” 把汉娜当做病，我感到可耻。可是要谈起汉娜我又实在无法启齿。“不，索菲，我的病已经好了，我的肝胆也正常，如果我愿意，一年后我甚至可以喝酒，但我不想喝。我要……”汉娜使我忙忙碌碌，但我不想提汉娜。“我为什么晚来或早走是因为其他事情。” “你不想就此谈一谈吗？或者你实际上想谈却又不知道如何谈？” 我不想谈，还是不知道怎样谈？这个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当我俩站在电闪雷鸣、劈啪作响的雨中时，在都冻得发抖又相互可以取点暖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我对她，也只有对她才能提到汉娜。“也许下一次我能讲吧。” 但是，再也没有这样的下一次了。 我一直都不知道汉娜不上班而我们又不在一起时她做什么。问起她这个问题，她就驳回我。我们没有共同的生活世界，她在她的生活中给我留有了她想给予我的一席之地，对此我该满足了。如果我想知道更多一点，不过是更多一点，那就是胆大妄为了。如果我们在一起感到特别地心满意足时，我有一种感觉，现在什么都可以问也允许问，可随之却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她不拒绝回答我的问题却绕开我的问题。“你怎么什么都想知道，小家伙！”或者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你想让它被打出洞来吗？”或者她掰着手指数：“我要洗衣服，熨衣服，打扫卫生，买菜做饭，要把李子从树上摇晃下来，还要把它们抬起来运回屋里，尽快把它们做成果酱，否则的话，这个小东西就吃了。”她把左手的小拇指放到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间，“否则的话，它一个人就给吃光了。” 我也从来没有与她不期而遇过，在街上，或者在商店里，在电影院，在一些如她所说的经常喜欢去的地方，或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总想和她一起去而她不愿意去的地方。有时我们谈论我俩都看过的影片。她毫无选择地看所有的影片，从德国的战争片到家乡片，从西部片到新浪潮派。我喜欢看好莱坞影片，不论是描写古罗马的还是西部片都喜欢。有一部西部片我们两人都特别喜欢，里查德·魏德马克扮演一名司法官，他第二天早上必须要和人决斗而且注定要战败。晚上，他来到多梦西·马隆的门前，她徒劳地劝其逃离。她把if打开：“你现在要做什么？你为了一个晚上不要命了吗？”当我满怀急切的渴望去汉娜那儿时，她有时戏弄地对我说：“你现在要做什么？为了一个小时你不要命了吗？” 我仅有一次与汉娜不期而遇。那是七月底或八月初，放暑假的前一天。 有好几天，汉娜的情绪都极不寻常，她任性粗暴同时明显地处于一种使其极端痛苦、敏感和脆弱的压力之下。她在极力控制自己，好像要避免在压力下彻底崩溃。我问她是什么事情使她如此痛苦，她对此的反应是没好气地对待我。我不知如何是好，无论如何我不仅感觉到她对我的训斥而且也感觉到了她的无助。我尽量去陪伴她同时又尽量少打扰她。有一天，这种压力不见了。于是，我想汉娜又和从前一样了。我们朗读完《战争与和平》之后没有马上开始朗读另一本书，我已答应这事由我来管，并带了很多书来挑选。 但是她不想挑，“让我来给你洗澡，小家伙。” 走进厨房里，我感到身上像加了一层厚布一样的闷热，但是，那不是夏日里的闷热。汉娜打开了热水炉，她让热水淌着，在里面加了几滴洗澡的香料之后给我洗澡。在那件浅蓝色的花罩裙下，她没有穿内裤。那件罩裙在潮湿的空气中贴在了汗淋淋的身上。她把我撩逗得兴奋不已。当我们做爱时，我感到她要让我体验到到目前为止所有的感受，直到我不能承受为止。她对我还从来没那么倾心过，但又不是绝对倾心，她对我从来没有绝对倾心过。但是，那情景就好像她要和我一起溺死一样。 “现在去你的朋友们那儿吧！”她和我告别之后，我就走了。房屋之间、田园之上都笼罩着炎热，柏油马路被晒得闪闪发光。我昏昏沉沉地去了游泳池，那里，孩子们玩耍的喊叫声、戏水的劈劈啪啪声传到了我耳中，好像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总而言之，我好像在穿过一个不属于我的，我也不属于它的世界。我潜入了乳白色的放有氯气的水中不想再出来。我躺在其他人旁边，听着他们在谈论什么可笑的和不足挂齿的事情。 不知什么时候这种气氛消失了，不知什么时候，游泳池里又变得和往常一样：做作业，打排球，聊天，调情。我已记不得了，当我抬头看到她的时候我正在做什么。 她站在离我二十到三十米远的地方，穿着一条短裤，一件开襟的衬衫，腰间系着带子，正向我这边张望。我向她回望过去，离得太远，我看不清她的面部表情。我没有跳起来向她跑过去，我脑子里在想，她为什么在游泳池里？她是否愿意被我看见？她是否愿意我们被别人看到？我是否愿意我们被别人看到？因为我们还从未不期而遇过，我该如何是好？随后，我站了起来，就在我没有注视她的这一眨眼的工夫里，她离开了。 汉娜穿着短裤，一件开襟衬衫，腰间系着带子，带着我看不清的面部表情向我张望着。这也是汉娜留在我脑中的一个形象。 第二天她不在了。和往常的时间一样我去了她那里，按响了门铃。透过房门我看到一切依旧，听得见挂钟在滴答滴答地响。 我又坐在了楼梯台阶上。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一直知道她在哪条路段工作，尽管我不再设法去陪伴她，也不再想方设法去接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不再问起此事，对此不再感兴趣了。现在，我又想到这事。 在威廉广场的电话厅里，我给有轨电车公司打了电话。电话被转来转去，最后得知汉娜·史密芝没有去上班。我又回到了火车站街，在院子里的木工厂那儿打听到那座房子为谁所有。我得到了一个名字和地址。这样我就去了基西海姆。 “史密芝女士？她今天早上搬了出去。” “那她的家具呢？” “那不是她的家具。” “她是从什么时候起住在那个房子里的？” “这与您有什么关系呢？”那个透过门窗跟我说话的女人把窗户关上了。 在有轨电车公司的办公大楼里，我到处打听人事部。有关的一位负责人很友好，也很担忧。 “她今天早上打来电话，很及时，使我们有可能安排别人来代替。她说她不再来了，彻底地不来了。”他摇着头说，“十四天前，她坐在您现在的位子上，我给她提供了一次受培训当司机的机会，可她放弃了一切。” 几天以后，我才想起来去居民登记局。她注销了户籍去了汉堡，可没有留下地址。 我难受了许多天，注意着不让父母和兄弟姐妹看出来。在饭桌上，我参与他们的谈话，吃少许的东西，如果非要呕吐不可，也能忍看到了洗手间才吐出来。我去上学，去游泳池。在游泳池一个无人找得到的偏僻的角落里把下午的时间打发掉。我的肉体思念着汉娜，但是，比这种肉体的思念更严重的是我的负疚感。当她站在那儿时，我为什么没有立即跳起来向她跑过去！这件小事使我联想起了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对她的半心半意，由于这种半心半意，我否认了她，背叛了她。她的离去是对我的惩罚。 有时候，我企图这样开脱自己，说我看见的那个人不是她。我怎么能确信就是她呢？当时我的确没有看清楚她的脸。如果真的是她，难道我连她都认不出来吗？我真的不能确定那个人是不是她。 但是，我知道那个人就是她。她站在那儿，望着我。一切都晚了。 ------------------ 123456网文网(my285.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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