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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过后的那个夏天我是在大学图书馆阅览室度过的。阅览室一开门我就来，关门时我才走。周末我在家里学习。我是如此一心只读书，不闻窗外事，以至于审判给我的感觉和思想造成的麻木一直没有恢复正常。我避免与人接触，我从家里搬了出来，在外边租了一间房。仅有的几位熟人，也不过是在阅览室或偶尔在电影院相识的点头之交，现在我也不与他们点头了。 在冬季学期里，我的行为举止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尽管如此，还是有人问我是否愿意和一些学生在圣诞节期间一起去滑雪。奇怪的是我竟然答应了。 我滑雪滑得并不好，但我喜欢滑，而且喜欢滑得很快，愿意和那些滑得特别好的人一起滑。我的下坡技术实际上还不过硬，但有时我还是冒摔交和骨折的危险从山上往下滑。然而，我冒的另一种风险——后来这个风险兑现了，我却全然不知。 我从未觉得冷。当其他人穿着毛衣和夹克衫滑雪时，我和穿着衬衫滑，其他人对此摇头不已，并对我进行劝告。但是，我对他们深怀忧虑的劝告不当回事，因为我没有觉得冷。当我开始咳嗽时，我把它归罪于奥地利香烟。当我开始发烧时，我反倒感觉那是一种享受。我感到虚弱，同时感觉轻飘飘的。我的感觉变得迟钝起来，但却感觉良好：惬意、充实。我好像在腾云驾雾。 随后，我因发高烧被送进了医院。出院时，我的麻木不仁消失不见了。一切问题、恐惧、控告、自责，所有在法庭审理期间出现而后又麻木了的惊恐和痛苦又出现了，并在我心里停留下来。我不知道当一个人该感觉冷却又感觉不出冷时，医生会对此做出什么样的诊断。我的自我诊断是：麻木不仁在它摆脱我之前或在我能摆脱它之前制服了我的肉体。 当我在夏季结束了学业并开始作为候补官员工作时，学生运动开始了。我对历史和社会学感兴趣，而且作为候补官员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呆在大学里去经历所发生的一切。经历并不意味着参与，高校和高校改革对我来说归根结底就像越南的游击队和美国人一样无所谓。至于学生运动的第三个主题——实际上也是最基本的主题，即如何对待纳粹历史的问题，我感到自己与其他学生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以至于我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宣传鼓动和一起游行。 有时我想，就纳粹历史进行辩论并不是学生运动的理由，而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表达方式，这种冲突显然是这场学生运动的推动力量。父辈在第三帝国，或者至少在第三帝国结束以后没有做他们应该做的事，这让年轻一辈感到失望。每一代年轻人都要从对父辈的这种失望中解脱出来。那些或犯下了纳粹罪行，或对纳粹罪行袖手旁观，或对之视而不见，或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容忍和接受罪犯的父辈该对他们的孩子们说什么呢！但是另一方面，纳粹历史对那些无法或不愿意谴责父辈的孩子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就纳粹历史进行的这场辩论并不是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外部表现形式，而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不论集体犯罪在道德和法律方面应承担什么责任，对我们这一代学生来说它都是一个确凿事实。不仅仅在第三帝国所发生的事是这样的事实，就是后来发生的事，诸如犹太人的墓碑被涂上纳粹标志；许多老纳粹分子在法院，在管理部门或在大学里步步高升；联邦德国不承认以色列国；流亡和抵抗的故事流传开来的少，而由于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而活命的故事居多……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感到羞耻，尽管我们有权对负有责任的人进行指责。虽然对负有责任的人指责并不能使我们摆脱羞耻之心，但它却能消除由此产生的痛苦，它可以把由羞耻引起的被动痛苦转换为力量、积极性和进攻行为。正因为如此，与负有罪责的父辈较量起来显得劲头十足。 我不能对任何人进行指责。我不能指责我父母，因为我对他们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当年参加集中营研讨班时所具有的那种为澄清事实而指责自己父亲的热情，对我来说已成为过去，并令我难堪。我周围的其他人的所作所为，即他们所犯的罪行，与汉娜的所作所为比起来都算不了什么了。实际上，我必须指责汉娜，但是，指责汉娜的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爱过她，我不仅爱过她，我还选择了她。我极力这样自我安慰：当我选择汉娜时，我对她过去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我努力使我自己认为自己无罪，说自己当时所处的状态与孩子爱父母的状态没有两样。但是，对父母的爱是谁一不需要人们承担责任的爱。 也许人们甚至也要为爱父母承担责任。当时，我很羡慕那些与他们的父母，同时与整个一代罪犯——旁观者、逃避者、容忍着和接受者划清界限的同学，因为，他们至少可以解除由耻辱产生的痛苦，如果不能解除耻辱本身的话，但是，我经常在他们身上见到的那种自我炫耀式的自负是从何而来的呢？怎样能够在感到有罪和耻辱的同时又自负他自我炫耀呢？难道与父母划清界限仅仅是一种雄辩和吵吵嚷嚷吗？难道想通过这种吵吵嚷嚷宣告：出于爱父母之心而纠缠其罪责的运动已经开始且无法挽回？ 这些都是我后来的想法，即使到后来这对我也并不是一种安慰。它怎么能是一种安慰？我爱汉娜的痛苦在一定程度上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德国人的命运。我比其他人更难摆脱这种命运，比其他人更不容易战胜这种命运。尽管如此，如果当时我能把自己融入同代人之中的话，那会对当时的我深有益处的。 当我还是候补官员时我就结了婚。葛特茹德和我是在滑雪棚中认识的。在假期结束时，其他人都回去后，她仍旧留了下来，一直呆到我出院，然后把我送了回去。她也是学法律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通过考试并一起成为候补官员。当她怀孕时，我们结了婚。 我没有向她提起汉娜的事。我想，如果不是有义务，谁愿意听我来讲我以前与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呢？葛特茹德聪明、勤奋、忠实。如果我们的生活是经营一座农庄，雇用许多男女奴工，生许多孩子，有许多活要干，没有时间给对方的话，那么我们的生活会充实幸福的。但是，一个三口之家，女儿朱丽雅和两个候补官员，即葛特茹德和我，住在市郊的一处新建楼房的三居室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与葛特茹德在一起时，我一直无法停止把她和我的共同生活与我和汉娜的共同生活进行比较。每当我们拥抱在一起时，我总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有一种她不对劲的感觉，她接触和抚摸的地方不对，她的气味不对，滋味也不对。我想，这种感觉会消失的，我希望这种感觉会消失，我想摆脱汉娜，但是，这种不对劲的感觉从未消失过。 当朱丽雅五岁时，我们离了婚，因为我们两人都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我们没有痛苦地离了婚，此后也忠诚地保持联系。令我痛苦的是我们不能给予朱丽雅安全感，她很明显地希望有这种安全感。当我和葛特茹德亲密无间、彼此之间都有好感时，朱丽雅在我们中间感到如鱼得水一样自由自在。当她注意到我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时，就从我们的一方跑到另一方，向我们保证我们都很可爱，她爱我们。她希望有个小弟弟，也高兴能有很多兄弟姐妹。很长时间内，她没有明白离婚是怎么一回事。当我去看她时，她要我留下来。当她来看我时，要和葛特茹德一起来。每当我离开她时，她都趴着窗户往外看，当我在她伤心目光的注视下上车时，我感到心已碎。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给予她的不仅仅是她的一种愿望，而是她拥有这种愿望的权利。当我们离婚时，我们就骗取了她的权利，我们共同做了这件事，但我们的罪责并没有因此减半。 我试图再建立一个较好的婚姻关系。我承认，我要找的女人必须要有点像汉娜，像她那样接触和抚摸，其气味和滋味都必须有点像汉娜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共同生活才不会有不对劲的感觉。而且，我跟她们讲我和汉娜的事。我也在其他女人面前比在葛特茹德面前更多地讲述了我自己。她们应该按照自己的想法解释我在举止言谈中表现出来的令她们感到惊异的东西。但是，那些女人不想听得太多。我记得海伦，一位研究美国文学的学者，当我讲述时，她默默无声抚摸我的后背，安慰我；我停止讲述时，她同样默默无声地继续抚摸我，安慰我。葛西娜是位精神分析学家，她认为，我必须清理我与母亲的关系。她问过我是否注意到我的母亲在我的故事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希尔克是位牙医，她翻来覆去地问我以前的事情，但是，随后就忘了我给她讲的一切。这样一来，我就又什么都不讲了，因为人们所讲的，不过是人们自己所做的，既然是事实，那就不一定非讲木可。 当我参加第二次国家考试时，那位组织集中营问题研讨班的教授去世了。葛特茹德是在报纸的死亡讣告版上偶然看到这个消息的。葬礼在山地陵园举行。她问我是否想去参加。 我不想去。葬礼在星期四的下午举行，而我星期四和星期五上午都有考试。再者，那位教授和我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特别近。我不喜欢参加葬礼。我不想再忆起那次审判。 但是，这已为时过晚，记忆已经被唤醒了。当我星期四考试归来时，就好像我必须去赴一个不允许错过的约会，一个与过去的约会。 我是乘坐有轨电车去的，平时我是不坐有轨电车的。这已经是与过去的一种接触了，就好像又回到了一个熟悉的地方，一个改变了面貌的地方。当汉娜在有轨电车公司上班时，有两节或三节车厢的有轨电车，车厢的两端有平台，平台旁边有踏板，如果电车已经启动，人们仍旧可以跳到踏板上，还有一条环绕整个车厢的绳子，售票员拉这根绳可以发出开车的信号。夏天的时候，有轨电车敞着平台开，售票员买票，给票打眼，查票，报站，发开车信号，照顾拥挤在平台上的孩子，训斥那些跳上跳下的乘客，当车满员时阻止再上人。有的售票员滑稽有趣，有的严肃，总绷着脸，有的粗鲁。他们的性格和心情如何往往左右着车厢里的气氛。我多么愚蠢，在那次乘车去施魏青根给汉娜一个惊喜的愿望落空之后，我就害怕把她当做售票员来等候，来经历。 我登上了一辆没有售票员的有轨电车去了山地陵园。那是一个较冷的秋日，天高云淡，太阳也不再温暖了，用眼睛望着它也不会被刺痛了。我用了好一会儿时间才找到了将在那里举行葬礼的墓地。我穿梭在高大无叶的树木与已有年头的墓碑之间，偶尔会遇见一位陵园的园工或一位手持浇花壶和修技剪刀的上了年纪的妇女。陵园非常安静，我从远处就听到了在那位教授的墓碑旁所唱的赞美诗。 我站在一边仔细地观察这小小的参加葬礼的人群。其中的一些人看上去明显地孤僻怪异。从介绍教授生平事迹和著作的悼词中可以听得出来，他自己逃避了社会的约束，从而脱离了与社会的联系，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变得孤僻起来。 我认出了当年参加研讨班的一位同学，他参加国家考试比我早，先当上了律师，后来又成了一家小酒店的老板。他是穿着一件红色的长大衣来的。葬礼结束后，当我往回向陵园的大门走去时，他走过来与我打招呼：“我们一起参加了研讨班，你不记得了吗？” “记得。”我们握了手。 “我总是在周三去法庭，有时我开车带你去，”他笑着说，“你每天都在场，每天，每周都在。现在你说说为什么？”他同情地、期待地望着我。这使我想起，他的这种目光在研讨班时我就注意到了。 “我对法庭审理特别感兴趣。” “你对法庭审理特别感兴趣？”他又笑了，“是对法庭还是对那位你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的被告人？就是看上去还蛮不错的那位？我们大家心里都在嘀咕，你与她是什么关系，但是没人敢问你。我们当时非常富有同情心，善解人意。你还记得……”他提起了另外一位参加研讨班的同学，这位同学口吃，说话咬舌头，话很多且不着边际，我们还得洗耳恭听，好像他的话句句是金石之言。他开始谈起其他参加研讨班的同学，讲他们当时如何，现在又做什么。他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但是，我知道他最终还会再问我：“怎么样，你现在和那位被告的情况如何？”我不知道我该如何回答，如何否认，如何承认和如何回避。 这时候我们到了陵园的大门口，他真的问了我这个问题。车站刚好有一辆有轨电车在徐徐开动。我说了声“再见”，撒腿就跑，好像我能跳到踏板上一样，我挨着车身边跑边用手拍打着车门。我根本不敢相信，也没抱任何希望的事发生了：那辆车又停了下来，门开了，我上了车。 做完候补官员之后，我必须要选择一门职业，但我没有马上做出选择。葛特茹德马上就当上了法官。她手头上要做的事堆积如山，而我能呆在家里照看朱丽雅，这令我们感到高兴。当葛特茹德克服了最初的困难、朱丽雅又入了幼儿园后，我的决定就迫在眉睫了。 我很难做出决定。在对汉娜的法庭审判中我所看到的种种法律角色，看不出有适合我的。对我来说，诉讼与辩护同样都被滑稽地简单化了，而判决又是所有简单化中最滑稽的。我认为，我也不适合在管理部门做政府官员。我作为候补官员在州政府工作过，我发现它的办公室、走廊、气味和公务员都很苍白、无味、单调。 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法律职业也就所剩无几了。我真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如果不是一位法学史教授给我提供了在他手下工作的机会的话。葛特茹德说，我的选择是一种逃避，是对生活的挑战和责任的逃避。她说得有道理，我是逃避了，逃避使我感到轻松。我的这个选择不是永久性的，我对她，也对自己这样说。我还年轻，教几年法学史之后，仍旧能找到各种实惠的法律职业，但是，这却成了我的永久性的选择。随着第一次逃避而来的是第二次逃避，也就是说，我从大学换到一家研究机构，我在那儿寻找并发现了一个我可以从事我喜欢的法学史研究的避风港。在那儿，我不需要任何人，也不打搅任何人。 结果我不但没有逃避掉，反而与过去更接近了。作为法学史家，我所接触的过去，其生动性并不逊色于现实生活。局外人可能会认为，人们对过去只能观察，而对现实才能参与，但事实并非如此。从事历史研究意味着在过去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在历史与现实两方面进行观察，活跃于二者之间。我所研究的领域之一是第三帝国法，在这里，过去与现实如何在现实生活中难解难分，特别显而易见。在这里，人们逃避的不是过去，而正是现实和将来，人们没有把注意力坚定地集中在现实和将来上。人们对历史遗产茫然无知，不知我们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我们生活在历史中。 我沉浸在历史中时能够得到一种满足感。虽然它对现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我还是不想隐瞒它。我第一次产生这种满足感是在我研究启蒙教育法和启蒙教育法律草案的时候。之所以要制定这些法律是因为人们相信，从此以后世界有了好秩序，从此世界会变得更好。看到从这种信念中制定出维护良好秩序的条文，看到这些条文又变成了美好的法律，而它们又将以自身的美来证明它们的真，我感到幸福。很久以来我就坚信，尽管出现了可怕的倒退和挫折，但法律会越来越进步，会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真，越来越理智，越来越人道。自从我发现我的这种信念不过是幻想而已后，我的法律演进现变得完全另一样。这个演进虽有目的地，但它经过种种震动、困惑和失去理智后到达的这个目的地，正是通向另一个目的地的起点，但在尚未到达这个新目的地时，又不得不重新开始。 我当时又重读了《奥德赛》。我在中学时就读过这本书，在我的记忆中，它讲的是一个返乡者的故事。但是，它讲的并不是一个返乡者的故事。相信一个人不可能再次过同一条河的希腊人怎么能相信返乡之事呢？奥德修斯回来不是为了留下，而是为了重新出发。《奥德赛》是一部运动史，这个运动是有目的的，同时又无目的，是成功的，同时又是徒劳的。法律的历史与此有什么区别呢？ 我是从《奥德赛》开始的。我和葛特茹德分手后，我重读了它。许多夜里我只能睡上几小时，我躺在那儿睡不着。当我打开灯拿起一本书看时，眼睛就睁不开了；而当我把书放到一边、关上灯时，我却又睡不着。这样我就大声朗读，大声朗读时，我就不再打盹。当我的大脑处于杂乱无章的回忆和梦幻中时，当痛苦在我脑中盘旋时，当我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对我的婚姻，对我的女儿和我的生活进行反思时，汉娜总是在左右着我，我干脆就为汉娜朗读，为汉娜在录音机上朗读。 当我把我录制的录音带寄出去时，几个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起初，我不想寄片段，我在等着把全部的《奥德赛》录完。之后，我又怀疑汉娜是否对《奥德赛》有足够的兴趣。于是，在录完《奥德赛》之后，我又给她录了施尼茨勒和契河夫的短篇小说。然后，我硬着头皮给审判汉娜的法庭打了电话，打听出了汉娜在什么地方服刑。最后，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汉娜服刑监狱的地址——它离审判和判处汉娜的城市不远，一台录音机和按照契河天——施尼茨勒——荷马这个顺序录制的录音带。最后，我把录音机和录音带一同打进邮包，寄给了汉娜了 最近，我找到了一个本子，上面记有那些年我为汉娜录过的东西。最早的十二个篇目很显然是同时做的记录。起初，我大概只是往下读，后来才注意到没有记录就记不住已经读过什么了。在后来的篇目中，有时注明了日期，有时没有注明，但是，即使是没有日期，我也知道第一次给汉娜寄录音带是她服刑的第八年，最后一次是第十八年。在第十八年的时候，她的赦免申请被批准。 我继续为汉娜朗读，读我自己也正想看的书。在录制《奥德赛》时我注意到，大声朗读不像自己轻声阅读那样容易让我集中精力，后来有所好转。朗读的缺点是它持续的时间较长，但是，正因为如此它才使朗读者把内容深深地铭刻在脑子里。至今我对一些内容仍记忆犹新。 我也朗读我已经熟悉和喜爱的作品。这样汉娜能听到很多凯勒、冯塔纳、海涅和默里克的作品。很长时间里，我不敢朗读诗歌，但是后来，我却乐此不疲。我可以背诵一系列我所朗读过的诗歌，时至今日仍能朗朗上口。 那个记录本所记载的书目，证明了受过教育的市民阶层的原始信赖。我也不记得了，是否我曾经想过不必局限于卡夫卡、弗里施、约翰逊、巴克曼和伦茨而读一些实验文学作品，也就是我既弄不清故事讲的是什么也不喜欢其中的任何人物的文学作品。我认为，实验文学自然是要拿读者做实验，汉娜和我都不需要这个。 当我自己开始写作时，我也把我写的东西拿来为她朗读。我要等我的手稿口授之后，打字稿也修改过以后，而且有了一种完全做好了的感觉之后才朗读。在朗读时，我能发现我的感觉正确与否。如果不正确，我可以重新再来，把！目的去掉，重新录制。但是．我不喜欢这样做，我想用朗读来划个圆满句号。我把我的一切力量。一切创造力和富于批判的想象力再次为汉娜调动起来。这之后，我才把手稿寄给出版社。 在录音中，我没做个人的评论，没有问起过汉娜的情况，没有讲述过我自己的情况。我只朗读书名、作者名和书的内容。当内容结束对，我稍等一会儿，合上书，按下录音机的停止键。 当我们的这种时而喋喋不休，时而无话可说的交流进行到第四个年头的时候，她寄来了一份问候：“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 纸是带横线的，是从写字本上撕下来并剪得整齐的一页。问候写在最上边，占了三行，是用蓝色的圆珠笔写的。汉娜写的字用力很重，都印透到纸的背面了。地址也是用力写的。这个从中间折叠起来的纸条，上下都可看出字印。 第一眼看上去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孩子的字体，但是孩子的字体尽管不熟练，不流畅，却不这么用力。为了把直线变成字母，再把字母变成文字，汉娜要克服种种阻力。孩子的手可以挪来挪去，随着字体而变化。汉娜的手不知向什么方向移动，但又必须移动。写一个字母要下好几次笔，上划下一次笔，下划下一次笔，弧线下一次笔，延长线再下一次笔。每个字母都要付出新的努力，结果还是里出外进，高低不一。 我读着她的问候，心里充满了欢喜：“她会写字了！她会写字了！”那些年里，能找到的有关文盲的文章我都读过了。我知道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在找路，找地址或在饭店点菜时多么需要帮助，在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和传统的习惯做法行事时多么提心吊胆，在掩饰自己不具备读写能力时多么煞费苦心，他们因此而不能正常生活。文盲等于不成熟。汉娜鼓起勇气去学习读写，这标志着她已经从未成年向成年迈出了一步，脱离蒙昧的一步。 然后，我仔细观察汉娜的字，我看到了她为此付出了多少劳动，我为她感到自豪。与此同时，我又为她感到伤心，为来迟和错过的生活而感到伤心，为生活的迟来和错过而感到伤心。我在想，如果一个人错过了最佳的时间，如果一个人长期拒绝某事，如果一个人过久地被某事所拒绝，即使最终他开始花力气去做并乐此不疲，那么也为时太晚了。或许不存在“太晚”的问题，而只存在“晚不晚”的问题？而且，无论如何“晚”要比“从未”好？我搞不清。 在接到第一封问候信之后，我就不断地收到她的来信。总是寥寥几行字，或一份谢意，或一份祝福，或想更多地听同一位作者，或不想听了，或对一位作者、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本小说中的人物评论几句，或在监狱里看到一件什么事。“院子里的连翘已经开花了”，或者“我希望今年夏天雷雨天多点”，或者“从窗内向外眺望，我看到鸟儿是怎样地聚集在一起飞向南方的”。常常是汉娜的描述让我注意到连翘、夏日的雷雨或聚集在一起的鸟儿。她对文学的评论经常准确很令人惊讶不已：“施尼茨勒在吠叫，斯特凡茨韦格是条死狗”，或者‘凯勒需要一个女人”，或者“歌德的诗就像镶嵌在漂亮框架里的一幅小画”，或者“伦茨一定是用打字机写作的”。由于她对作者们的情况一无所知，所以，只要他们不是明显地不属于同代人，她都把他们视为同代人，她的评论也都是以此为前提做出的。实际上有多少早期文学作品读起来像现代作品呢？我对此感到困惑。不了解历史的人反而更能看清历史，旁观者清嘛。 我从未给汉娜回过信，但是我一直在为她朗读。我曾在美国逗留了一年，这期间我就从美国寄录音带给她。当我去度假或者特别忙的时候，录好下一盒录音带的时间可能就要长些。我给她寄录音带没有固定的周期，或一周一次，或两周一次，有时也可能隔三周或四周之后才寄。现在汉娜学会了阅读，也可能不再需要我的录音带了，那我也就不那么着急了。尽管如此，她可能仍然喜欢我给她阅读。朗读是我与她交谈的一种方式。 我把她所有的信都保存了起来。她的字体也有所改变，起初，她努力把字母写得工整，但却很不自如，后来就轻松自信多了，但是，她的字从未达到熟练的程度，却达到了某种严谨美，看上去像是一生中很少写字的老年人所写的字。 当时，我从未想过汉娜有一天会出狱。问候信和录音带的交流是如此正常和亲密，汉娜对我如此自如，使我感到她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我完全可能让这种状态持续下去。我知道，这很舒适，很自私。 然而，女监狱长寄来了一封信： 几年以来，史密芝女士与您一直有书 信往来，这是史密芝女士与外界的谁一联 系。这样，我只好求助于您，尽管我不知道 您与她关系的密切程度，不知您是她的亲属，还是朋友。 明年史密芝女士将再次提出赦免申请，我认为，赦免委员会将会批准她的申请。在被监禁了十八年之后，她不久将要被释放。当然了，我们可以为她找房子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尽量为她找房子和工作。依她的年龄来看找工作将会比较困难，尽管她的身体仍旧很健康，尽管她在我们的缝纫厂里表现得非常出色，但是，如果亲属或朋友来操心这件事，在她出狱之后把她安排在他们附近，陪伴她，让她有个依靠，这要比我们来做好得多。您无法想象，一个人被监禁了十八年，出去之后会是多么孤独无助。 史密芝女士自理能力非常强。如果您能为她找到一个住处和一份工作，头几周或头几个月能常去看看她，能邀请邀请她，能让她了解教会、业余大学及家庭教育机构提供的各种机会，这就足够了。此外，十八年之后第一次进城购物，与政府部门约谈，或找一家饭店吃饭都不那么容易，有人陪伴就容易多了。 我注意到您没有探望过更密芝女士。 如果您这样做了，我也就不必给您写信了， 而会是借您探望她的机会与您商谈此事。 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您在她出狱之 前来探望她。烦请您借次机会来我这儿一 起。 那封信以最衷心的问候结束。那问候并未让我感到那是对我的衷心问候，而是让我感到这件事是女监狱长的一桩心事。我已经听说过她，她的机构被认为是极不寻常的，她的意见在监禁法改革问题上举足轻重。我喜欢她的信。 但是，我不喜欢我所面临的事情。当然了，我必须要为她找房子，找工作，而且我也付诸行动了。一些朋友愿意把房子里既未使用也尚未出租的小住宅廉价出租给汉娜。我偶尔到一家希腊裁缝那里修改衣服，这位裁缝想雇用汉娜。和他一起经营这家裁缝店的是他的妹妹，她搬回希腊去了。早在汉娜出狱以前，我就开始关心教会和世俗机构所提供的社会福利和教育机会。但是，探望汉娜我却一拖再拖。 正因为汉娜对我如此自如，使我感到她既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我才不想去探望她。我有一种感觉，她将说她与我像过去一样只能保持一种实际距离。我怕她说，那微不足道的、隐匿的问候和录音带太做作和太伤害人了，她必须因而承受近在咫尺之苦。我们怎么还能再次面对面地接触而对这期间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不感到恶心呢？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我几乎就要挨到不必去监狱了。我好久没有从女监狱长那儿听到什么消息了。我曾经写过一封信，信中谈到为汉娜找房子和找工作这些汉娜将要面临的问题，但是，我没有得到答复。她大概指望借我探望汉娜之际与我谈一次。她哪里会知道，我不仅把这次探望拖延了下去，而且想逃避它。但是，赦免汉娜的决定终于批下来了，汉娜即将出狱。女监狱长给我打电话，问我现在是否能过去一下。她说，一周之内汉娜就要出来了。 在接下来的周日，我去了她那儿，那是我第一次探监。在大门口我受到了检查，在往里面走的时候，许多道门被打开又关上。但是，建筑是新的，很敞亮。在里面，房门都敞开着，女囚犯们可以自由地来来往往。在走廊的尽头有一扇大门通向外面——一块生机盎然的，长有树木，布置有长椅的小草坪。我四处张望寻找。那位给我带路的女看守指了指附近一棵栗子树阴下的一条长凳子。 汉娜？坐在凳子上的那个女人是汉娜吗？满头白发，满脸深深的皱纹，一副笨重的身躯。她身穿一件胸部、腰部及大腿处都绷得特别紧的浅蓝色的连衣裙，两手放在膝盖上，手里拿着一本书。她并没有看那本书，而正透过老花镜的边线在看另一位女人用面包屑一点一点地给麻雀喂食。后来，她意识到有人在注视她，她把脸转向了我。 当她认出我时，我看出了她期望的神情，看出她满脸喜悦的光彩。当我走近她时，她用询问的、不自信的、委屈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我看到，她脸上的光彩逐渐消失了。当我走到她身边时，她对我友好地。疲惫地笑了笑：“小家伙，你长大了。”我坐在她身边，她把我的手握在了她的手里。 以前，我特别喜欢她身上的气味。她闻上去总是那么清新，像刚洗过澡或刚洗过的衣服，像刚刚出过汗或刚刚做过爱。有时候，她也用香水，可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就是她的香水闻上去也比所有其他的香水清新。在这种清新的气味下，还有另外一种气味，一种很浓重的说不清楚的酸涩味。我经常就像一只好奇的动物一样在她身上闻来闻去，从脖子和肩膀开始，闻那刚刚洗过的清新味，在她的两个乳房之间闻那清新的汗味，那汗味在腋窝处又和其他气味掺杂在一起，在腰部和腹部那种浓重的，说不上来的味道几乎是纯正的，在大腿之间还有一种令我兴奋的水果香味。我也在她的腿上和脚上闻来嗅去，到了小腿时，那种浓重味道就消失了，膝盖窝又稍微有点新出的汗味，脚上闻上去是香皂味或皮鞋味或身作疲惫不堪后的味道。后背和胳臂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闻不出什么味道来，或者说闻上去还是她本身的味道。手上是白天工作的味道：车票的印刷墨、钳子的铁、洋葱、鱼，或者油腻、肥皂水或熨衣服的蒸气。如果她洗过了，手上起初什么味道也闻不出来。但是，只是香皂把各种味道覆盖住了罢了。过了一会儿，各种不明显的味道就又融会在一起卷土重来了：上班的，下班的，白天的，晚上的，回家的，在家的。 我坐在汉娜的身边，闻到的是一位老年妇女的味道。我不知道这味道是怎么形成的，这种味道我从祖母和老姨妈们那儿闻到过，或在养老院里——在那里，房间和走廊到处都是这种味道。不过，这种味道对汉娜来说未免太早了点。 我又往她身边靠近了些。我注意到，刚才我让她失望了。现在我想补救一下，做得更好些。 “你就要出来了，我很高兴。” “是吗？” “是的。你将住在我的附近，我感到高兴。’我告诉了她我已给她找到了房子和工作，给她讲了那个城区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生活，给她讲市图书馆的情况。“你看书看得多吗？” “还可以，能听到朗读更好，”她看着我说，“现在结束了，对吧？” “为什么该结束了呢？”但是，我看上去就像既没有给她录过音，又没有与她见过面和为她朗读过似的。“你学会了读书，我的确很高兴，而且很佩服你，你给我写的信多好啊！”事实的确如此。、她学会了读写，她给我写信，我对此非常高兴，也非常佩服她，但是，我也感觉到，与汉娜在读写上所付出的努力相比，我的钦佩和欣慰是多么少，少得多么可怜。她的努力竟然没能促使我哪怕给她回一封信，去探望她一次，与她聊聊。我为汉娜营造了一个小小的生存环境，一个小小的空间，它给予我一些东西，我也可以为它做些事情，但是，它在我的生活中却没有占有哪怕是一席之地。 但是，我为什么要在我的生活中为她留有一席之地呢？为什么让汉娜生活在这个小空间里会让我感到问心有愧？我对自己产生这种自愧心感到气愤。“在法庭审理之前，你难道从未考虑过那些在法庭上讨论的问题吗？我是说，当我们在一起时，当我给你朗读时，你从未想过这些问题吗？” “你对此耿耿于怀？”但是，她并未等我回答就接着说，“我一直有种感觉，感到没有人理解我，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做过什么。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人理解你，那么也就没有人有权力要求你做出解释说明，即使是法庭也无权要求我做解释说明。但是，那些死去的人却可以这样做，他们理解我，为此他们不必非得在场，但是，如果他们在的话，他们就更能理解我。在这监狱里，他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多，他们每天夜里都来，不管我是否想让他们来。在法庭审判之前，在他们想要来的时候，我还能把他们赶走。” 她在等着，看我是否想就此说点什么，但是，我却不知说什么为好。起初，我想说，我无法赶走任何东西。然而，那不符合事实，因为当一个人为另一个人营造一个小小生存环境时，他实际上就是赶他走。 “你结婚了吗？” “我结过婚。葛特茹德和我已经离婚多年了。我们的女儿住在寄宿学校，我希望她在最后的这几年不要住在那儿了，最好搬到我这儿来往。”现在轮到我等着了，看她是否想就此说点什么，或问些什么。但是，她沉默不语。“我下周来接你，好吗？” “好。 “是悄悄地，还是热闹一点地？” “悄悄地。” “好吧，我就悄悄地来接你，不放音乐，不喝香槟酒。” 我站了起来，她也站了起来。我们相互凝视着。已经响过两次铃了，其他女囚犯都已经进了屋。她的目光又在上下打量我的脸，我拥抱了她，但她换上去有些不对劲。 “小家伙，好自为之。” “你也应如此。” 就这样，我们在不得不分手之前就告别了。 接下来的那一周特别忙碌，我已记不得了这是由于我要做一篇报告而时间压力特大．还是由于工作压力，或者成就压力的缘故。 写那份报告的最初想法一点没用上。在开始修改报告时我发现，那些我原以为有普遍意义和从中可能归纳出规律的地方全都一个接一个地变成了偶然的案例。我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忙乱地、顽固地、不安地继续寻找着答案，好像我的现实现本身就荒谬。我已做好把检查结果进行歪曲、夸张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准备。我陷入了一种特别的坐卧不安的状态，如果我很晚上床睡觉的话，尽管能入睡，但是过不了多久就又彻底地醒了，我只好再次起来继续阅读或者写作。 我也为汉娜的出狱做了一些准备。我为汉娜的房间里布置了宜家公司的家具，还配备了几件旧家具，把汉娜的情况告诉了那位希腊裁缝，带回了有关社会和教育活动方面的最新信息，买好了储备食品，在书架上摆好了图书，在墙上挂好了画。我还请了一位园艺工，清理了那个围抱客厅平台的小花园。我做这些时，也显得特别地忙乱和固执，这一切令我如负重负。 但是，这足以让我忙得没有时间去回想那次对汉娜的探望。只是有的时候，当我开车时，或疲惫地坐在写字台前时，或躺在床上睡不着时，或者在为汉娜准备的屋里时，记忆才会一泻千里，不可阻挡。我会看到她坐在长椅上，目光注视着我，看见她在游泳池里，脸向我这边张望着。那种背叛了她和愧对她的感觉就会再次涌上心头。但是，我又生气自己有这种感觉，并开始指责她，发现她悄悄地逃避了她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未免有点太便宜了。如果只有死人才有权要求她做出解释说明，如果可以把罪责用睡眠不好和做噩梦来搪塞了事的话，那么活人往哪儿摆？但是，我所指的活人不是指活下来的人，而是指我自己。我难道也没有权利要求她做说明解释吗？我算老几？ 下午，在我去接她之前，我给监狱打了电话。我先和女监狱长讲了话。 “我有点紧张。您知道，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监禁之后，在没有尝试过在外界先呆上几个小时或几天以前，是不会让他出狱的。史密兰女士拒绝这样做。明天对她来说并非轻松。 我的电话被转到了汉娜那里。 “你考虑一下，我们明天都做什么，是想马上就回你的家，还是我们一起去森林或去河边？” “我会考虑的。你仍旧是个伟大的计划家，对吗广 这令我生气。我感到生气，因为这与其他女友偶尔对我的态度没有两样，这等于说我不够灵活，不能随机应变，大脑起的作用过多，而肚子没派上用场。 她注意到了我沉默不语是生气了，于是笑着说：“小家伙，别生气，我没有什么恶意。” 我在长凳上又看到的汉娜已经是位老妇人了，她看上去、闻上去都像一位老妇人了，但是，我完全没有注意她的声音，她的声音听上去仍旧十分年轻。 第二天早上，汉娜死了。她在黎明时分自缢了。 当我赶到时，我被带到了女监狱长那儿。我是第一次见到她，她又瘦又小，头发是深黄色的，戴着一副眼镜。在她没有开始说话之前看上去并不引人注目，但是，她说话却铿锵有力，热情洋溢，目光严厉，且精力充沛地挥舞着手臂。她问我昨天晚上的那次电话和一周前的那次会面。问我是否有预感和担忧，我做了否定的回答，我确实没有过预感和担忧，我没有隐瞒。 “你们是在哪认识的？” “我们住得很近。”她审视地看着我，我意识到我必须多说些，“我们住得很近，后来就相互认识并成了朋友，作为一名年轻的学生我旁听了对她的法庭审判。” “您为什么要给史密兰女士寄录音带？” 我沉默不语。 “您知道她是文盲，对吗？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我耸耸肩，看不出汉娜和我的故事与她有什么关系。我眼里含着泪水，喉头哽咽着，我害怕自己因此无法说话，我不想在她面前哭泣。 她看出了我所处的状态。“跟我来，我给您看一下史密芝女士的单人间。”她走在前面，不时地转过身来向我报告或解释一些事情。她告诉我哪里曾遭受过恐怖分子的袭击，哪里是汉娜曾工作过的缝纫室，哪里是汉娜曾静坐过的地方——直到削减图书馆资金的决定得到纠正为止，哪里可通向图书馆。在一个单人间的门前，她停了下来说：“史密芝女士没有整理她的东西，您所看到的样子就是她在此生活时的样子。” 床、衣柜、桌子和椅子，桌子上面的墙上有一个书架，在门后的角落里是洗漱池和厕所，代替一扇窗户的是玻璃砖。桌子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书架上摆著书、一个闹钟、一个布熊、两个杯子、速溶咖啡、茶叶罐，还有录音机，在下面两层架子上摆放着我给她录制的录音带。 “这不是全部，”女监狱长追踪着我的目光说，“史密芝女士总是把一些录音带借给救援机构里的盲人刑事犯。” 我走近书架，普里莫·莱维、埃利·维厄琴尔、塔多西·波洛夫斯基、让·艾默里，除鲁道夫·赫斯的自传札记外，还有受害者文学、汉纳·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报道和关于集中营的科学文学。 “汉娜读过这些吗？” “不管怎么样，她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订这些书的。好多年以前，我就不得不为她弄一本关于集中营的一般书目，一年或两年以前她又请求我给她提供关于集中营里的女人、女囚犯和女看守这方面书的书名。我给现代史所写过信，并收到了相应的特别书目。自从史密兰女士学会认字之后，她马上就开始读有关集中营的书籍。” 床头挂了许多小图片和纸条。我跪到了床上去读，它们或是一段文章的摘录，或是一首诗，或是一则短讯，或是汉娜抄录的食谱，或者从报纸杂志上剪裁下来的小图片。“春天让它蓝色的飘带在空中再次飘扬”，“云影在田野上掠过”。所有的诗歌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喜爱和向往，小图片上展现的是春意盎然的森林、万紫千红的草坪、秋天的落叶、一棵树。溪水旁的草地、一棵坠满了熟透果实的红樱桃树、一棵秋天的浅黄和桔黄的闪闪发光的栗子树。有一张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照片，上面有一位老先生和一位穿着深色西装的年轻人在握手。我认出了那位给老先生鞠躬的年轻人就是我，那时我刚刚中学毕业，那是我在毕业典礼上接受校长授予的一个奖品，那是汉娜离开那座城市很久之后的事情了。她一个目不识丁的人当时就预订了那份登有那张照片的地方报纸了吗？无论如何为了进一步获悉并获得那张照片，她一定费了不少周折。在法庭审理期间，她就有那张照片了吗？她把它带在身边了吗？我的喉咙又哽咽了。 “她是跟您学会了认字。她从图书馆借来您为她在录音带上朗读的书，然后逐字逐句地与她所听到的进行对照。那台录音机因不能长久地承受一会儿往前转，一会儿往后倒带，一会儿暂停，一会儿放音，所以总是坏，总要修理。因为修理需要审批，所以，我最终明白了史密芝所做的事情。她最初不愿意说，但是，当她也开始写并向我申请笔和纸时，她再也不能掩饰了。她学会了读写，她简直为此而自豪，她要与人分享她的喜悦。” 当她讲这些时，我仍旧跪在那儿，目光始终注视着那些图片和小字条，尽力把眼泪咽了下去。当我转过身来坐在床上时，她说：“她是多么希望您给她写信。她从您那儿只是收到邮包，每当邮件被分完了的时候，她都问：‘没有我的信？’她是指信而不是指装有录音带的邮包。您为什么从不给她写信呢？” 我又沉默不语了。我已无法说话，只能结结巴巴，只想哭。 她走到书架前，拿下一个茶罐坐在我身边，从她的化妆包里掏出一张叠好的纸说：“她给我留下一封信，类似一份遗嘱。我把涉及到您的地方念给您听。”她打开了那张纸读到：“在那个紫色的菜罐里还有钱，把它交给米夏尔·白格；他应该把这些钱还有存在银行里的七千马克交给那位在教堂大火中和她母亲一起幸存下来的女儿。她该决定怎样使用这笔钱。还有，请您转告他，我向他问好。” 她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信息。她想让我伤心吗？他要惩罚我吗？或者她的身心太疲惫不堪了，以至于她只能写下所有有必要做的事情？“她这些年来过得怎么样？”我需要等一会儿，直到我能继续说话，“她最后的日子怎样？” “许多年来，她在这儿的生活与修道院里的生活相差无几，就好像她是心甘情愿地隐退到这里，就好像她是心甘情愿地服从这里的规章制度，就好像这相当单调无聊的工作对她来说是一种反思。她总与其他女囚保持一定距离，她在她们中间享有很高威望。此外，她还是个权威，别人有问题时都要去向她讨主意和办法，争吵的双方都愿意听她的裁决。可是，几年前，她放弃了一切。在这之前，她一直注意保持体型，相对她强壮的身体来说仍旧很苗条，而且她干净得有点过分。后来，她开始暴饮暴食，很少洗澡。她变得臃肿起来，闻上去有种味道，但是，她看上去并非不幸福或者不满足。事实上，好像隐退到修道院的生活对她来说已经不够了，好像修道院本身的生活还太成群结队，还太多嘴多舌，好像她必须进一步隐退到修道院中一间孤独的小房间里去。在那里，没有人再会看到她，在那里，外貌、服装和体味不再具有任何意义了。不，说她自暴自弃是不妥的，她重新确定了她的地位，而且采取的是只作用于自己，不施及他人的方式。” “那么她最后的日子呢？” “她还是老样子。” “我可以看看她吗？” 她点点头，却仍！日坐着，“在经历了多年孤独生活后，世界就变得如此让人难以忍受吗？一个人宁愿自杀也不愿意从修道院，从隐居处再一次回到现实世界中去吗？”她转过脸来对我说：“史密芝没有写她为什么要自杀。您又不说你俩之间的往事，不说是什么导致史密芝女士在您要来接她出狱的那天黎明时分自杀了。”她把那张纸叠在一起装好，站了起来，把裙子弄平整。‘“她的死对我是个打击，您知道，眼下我很生气，生史密芝女士的气，生您的气。但是，我们还是走吧。” 她还是走在前面，这一次，一言不发。汉娜躺在病房里的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刚好能在墙和担架之间站下脚。女监狱长把那块布揭开了。 汉娜的头上绑着一块布，为了使下额在进入僵硬状态后仍能被抬起来。她的面部表情既不特别宁静，也不特别痛苦。它看上去就是僵硬的死人。当我久久地望着她时，那张死亡的面孔变活了，变成了它年轻时的样子。我在想，这种感觉在老夫老妻之间才会产生。对她来说，老头子仍旧保持了年轻时的样子，而对他来说，美丽妩媚的年轻妻子变老了。为什么在一周之前我没有看出这些呢？ 我一定不要哭出来。过了一会儿，当女监狱长审视地望着我时，我点点头，她又把那块布盖在了汉娜的脸上。 直到秋天，我才完成了汉娜的委托。那位女儿住在纽约，我参加了在波士顿举行的一个会议，利用这个机会把钱给她带去，一张银行存款的支票加上茶罐里的零钱。我给她写过信，自我介绍是法学史家并提到了那次法庭审判，说如果能和她谈谈我将木胜感激。她邀请我一起去喝茶。 我从波士顿乘火车去纽约。森林五光十色，有棕色、黄色、橘黄色、红棕色、棕红色，还有槭树光芒四射的红色。这使我想起了汉娜那间小屋里的秋天的图片。当车轮的转动和车厢的摇晃使我疲倦时，我梦见了汉娜和我坐在一间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五光十色的、秋天的山丘上，我们的火车正穿过那座山丘。汉娜比我认识她时要老，比我再次见到她时要年轻，比我年纪大，比从前漂亮，正处在动作沉着稳重、身体仍很健壮的年龄段。我看见她从汽车里走出来，把购物袋抱在怀里，看见她穿过花园向房子这边走过来，看见她放下购物袋，朝我前面的楼梯走上来。我对汉娜的思念是如此地强烈，以至于这思念令我伤心痛苦。我尽力抗拒这种思念，抵制这种思念，这思念对汉娜和对我，对我们实际的年龄，对我们生活的环境完全不现实。不会讲英语的汉娜怎么能生活在美国呢？而且汉娜也不会开车。 我从梦中醒来，再次明白汉娜已经死了。我也知道那与她紧密相关的思念并不是对她的思念，那是一种对回家的向往。 那位女儿住在纽约一条离中央公园不远的小街道里，街道两旁环绕着一排排用深色沙石建造的老房子，通向一楼的台阶也用同样深色的沙石建成。这给人一种严格的感觉，房子挨着房子，房屋正面差不多都一个样，台阶挨着台阶，街道旁的树木也是不久前栽的，之间的距离都一样，很有规律，稀少的树枝上挂着稀稀落落的黄树叶。 那位女儿把茶桌摆在一扇大窗户前，从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四方形小花园，花园里有的地方郁郁葱葱，有的地方五颜六色，有的地方堆放着家用破烂。她给我斟上茶水，加上糖搅拌之后，马上就把问候我时所用的英语变成了德语。“是什么风把您吹到我这来了？”她不冷不热地问我。她的语气听上去非常地务实，她的一切看上去都务实，她的态度，她的手势和她的服饰。她的脸很特别，看不出有多大年纪。所有绷着的脸看上去就像她的脸那样。但是，也许是由于她早年的痛苦经历使其如此僵硬。我尽力回想她在法庭审理期间的面部表情，但怎么也想不起来。 我述说了汉娜的死和她的委托。 “为什么是我？” “我猜想因为您是惟一的幸存者。” “我该把它用在哪里？” “您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以此给予史密芝女士宽恕吗？” 起初，我想反驳，因为汉娜要达到的目的实际上远不止这些。多年的监禁生活不应该仅仅是一种赎罪。汉娜想要赋予赎罪本身一种意义，而且，汉娜想通过这种方式使它的意义得到承认。我把这层意思说给了她。 她摇摇头。我不知道她是否想拒绝我的解释，还是拒绝承认汉娜。 “不饶恕她您就不能承认她吗？” 她笑了。“您喜欢她，对吗？你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迟疑了一会儿。“我是她的朗读者。这从我十五岁时就开始了，在她坐牢时也没有断。”“您怎么…·” “我给她寄录音带。史密芝女士几乎一生都是个文盲，她在监狱里才开始学习读写。” “您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我十五岁的时候，我们就有过那种关系。” “您是说，你们一起睡过觉吗？” “是的。” “一个多么残忍的女人。您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就和她……您能承受得了吗？不，您自己说的，当她坐牢后，您又重新开始为她朗读。您曾经结过婚吗？” 我点点头。 “那么您的婚姻很短暂和不幸。您没有再结婚，您的孩子——如果您有孩子的话，在寄宿学校。” “这种情况多的是，这与史密芝无关。” “在您与她最近这些年的接触中，您是否有过这种感觉，就是说，她清楚她给您所带来的是什么吗？” 我耸耸肩。“无论如何她清楚地在集中营和在北迁的路途中给其他人带来了什么样的损失。她不仅仅是这样对我说的，而且，在监狱的最后几年里她还努力地去研究它。”我讲述了女监狱长对我讲述过的情况。 她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大步：“那么涉及到多少钱呢？” 我走到了我放包的衣帽架前，拿出支票和茶叶罐，走回来对她说：“都在这里。‘’ 她看了看支票，然后把它放在了桌子上，又把茶叶罐打开倒空了，然后又关上。她把茶叶罐捧在手里，目光死死地盯着它说：“当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有个茶叶罐，用来装我的宝贝，不是这样的，尽管当时也已经有这样的了。它上面有用西里尔字母书写的文字，盖不是往里压的那种，而是扣在上面的。我把它带到了集中营，有一天它被人偷走了。” “里面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有一绝我们家小狗的鬈毛，有父亲带我去看过的歌剧的门票，一枚在什么地方得到的或是在一个包里发现的戒指——之所以被盗并不是由于里面装的东西。那个茶叶罐本身和人们在集中营里能拿它做的事情却很有价值。”她把茶叶罐放在了支票上面，“关于怎样使用这笔钱您有什么建议吗？把它用于任何与大屠杀有关的事，这对我来说，的确就是我既不能又不想给予的一种饶恕。” “给那些想学习读写的文盲，一定有这样的公益基金会和社团组织，可以把钱捐献给这些机构。” “当然会有这样的机构。”她思考着。 ““也有类似的犹太人协会和社团吗？” “如果有什么社团，那么您可以相信，也就会有犹太社团。不过，文盲问题不是犹太问题。” 她把支票和钱推到我这边。 “我们这样做吧：您去打听一下都有什么相关的犹太组织，这里也好，在德国也好。然后，把钱寄到您最信任的有关组织的账号上去。您也可以，”她笑了，“如果得到承认非常重要的话，以史密芝女士的名义寄。” 她又把茶叶罐拿到手里：“我留下这个茶叶罐。 转眼间，这一切都成了十年前的事情了。在汉娜死后最初的几年里，那些老问题一直在折磨困扰着我，诸如，我是否拒绝和背叛了她，我是否仍欠她什么，我是否有罪——因为我曾经爱过她，我是否必须要宣布与她脱离关系或者把她摆脱掉。有时候我扪心自问，我是否要对她的死负责，有时候我对她十分气愤，气愤她对我的伤害，直到那气愤变得软弱无力为止，那些问题变得不重要为止。我做过什么和没做过什么，她对我有过什么伤害——这些恰恰成了我的生活。 汉娜死后不久，我就下决心要把我和汉娜的故事写出来。从那时以来，我已经在脑子里把我们的故事写过多次了，每次总有点不一样，总是有新的形象、新的情节和新的构思。这样一来，除了我写出来的版本外还有许多其他版本。有保障的是写出来的版本是正确的版本，原因在于它是我写出来的，而其他版本我没有写出来。已经写出来的版本是它自己想被写出来，其他许多版本不想被写出来。 起初，我想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的目的是为了摆脱她，但是，我的记忆不是为这个目的而存在的。随后我注意到，我们的故事是怎样地从我的记忆中悄悄地消失。于是，我想通过写作把我的记忆寻找回来。但是，就是写作也没有把记忆诱发出来。几年来，我一直没有云触扪及我们的故事，我们相安无事。这样一来，它反而回来了，一个细节接着一个细节，以一种完整的、一致的和正确的方式回来了，使我对此不再伤心。一个多么让人伤心的故事：我过去常这样想。这并不是说我现在认为它是幸福的。但是，我认为它是属实的。在这个前提下，它是伤心的还是幸福的问题就不重要了。 当我想起它时，无论如何我总是想这些。当我觉得受到了伤害时，过去受到伤害的感觉就又重现出来；当我觉得我对某事应负责任时，就会想起当时的那种负罪感；如果我如今渴望得到什么，或怀念家乡，那么我就会感觉出当时的那种渴望和怀乡情。我们的生活一环套一环，后一环总是离不开前一环，已经过去的没有结束，而是活现在现实中。这些我懂。尽管如此，我有时对此还是感到难以承受。也许我把我们的故事写出来的目的还是为了摆脱它，尽管我无法达到这个目的。 从纽约一回来，我就把汉娜的钱以她的名义汇给了“犹太反盲联盟”。我收到了一封用电脑写的短信，在信中，“犹太反盲联盟”对汉娜·史密芝女士的捐赠表示了感谢。兜里揣着那封信，我开车去了汉娜的墓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站在她的墓前。 ------------------ 123456网文网(my285.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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