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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爆发之后，玉娇龙还是没有摆脱寂寞心境。当她“头也不回”地挥鞭离开罗小虎时，伴随她的仍是凄清和悲凉。这又是一种孤独，获得自由之后的孤独。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玉娇龙自己酿造的，但它又意味着生命力为克服内敌、外敌而进行的斗争不会停止，意味着生命力将向新的高度飞跃、突进——孤独者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是无比旺盛的，她是真正的强者。
“一朵莲花”刘泰保，又是一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人物，但他缺乏
“灵”的追求，没有玉娇龙似的孤独感。作为北京城里的“混混儿”，小说里的刘泰保有着不少咱们中国的“国民劣根性”。“酒、色、财、气”
四字：他全沾边，虽然“色”常表现为想人非非的白日梦，
“财”仅限于赌场上的少输多赢。他又好吹牛，死要面子，善用精神胜利法对自己的失败进行自我安慰，很有几分阿Q相。然而，这是一个生龙活虎的、相当清醒的“阿Q”
(就此而言，他又有几分近似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当然没有后者那些好运气)。他在大节上并不含糊，是个明是非、有骨气、有智能、有血性、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汉子。尤其是他那虽屡战屡败仍屡败屡战、遇事“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委实值得赞赏!初见蔡湘妹，他有一段“自我介绍”(见第一回)；被铁贝勒辞退时，他有一段“告别词”(见第四回)，都是掷地有声的“混混儿宣言”。
刘泰保又是一个结构角色，全书主要情节都是经由他的推理和行动而得以层层演进的。他的归纳演绎能力颇强，虽然第一个演绎(以蔡九父女为盗剑者)是错误的，但这条错误的线索毕竟把他带近真正的“嫌疑对象”，并且使他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婆。尽管他的判断仍走过不少弯路，但是其观察、分析事象的细密，
“反侦察”手段的机智(例如擒伏、利用“长虫小二”)，
“正面试探”行动的大胆，都显示着这位热衷于“出名”、“捞面子”的混混儿，确实不乏智慧、经验和能力。在武艺上，刘泰保是被动的，是弱者，然而在谋略上，他却步步为营地转化成了强者，以至令整个九门提督府惶惶不安、愁眉莫展，连年都过得忐忑而惨淡。
刘泰保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起先他想借玉娇龙的事“出风头，露一露脸，好找一碗饭”；但是随着情节发展，闪光的方面也逐渐显露出来。他的屡败屡战，小而言之是要替自己恢复名誉、为岳父报仇；大而言之，是要维护正义，打抱不平。当然，他对“正义”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的。这认识的转变，始于追踪罗小虎并进而同情小虎的身世和爱情。此时，刘泰保的愤怒转而指向鲁君佩和下嫁鲁府的玉娇龙。直到发现玉、罗情缘的悲剧性和崇高性之后，他的“认识过程”方告结束，夫妻二人及其“哥儿们”，于是成为玉、罗的坚决支持者。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显示出了“闾巷之侠”
与铁贝勒、李慕白等“贵胄之侠”、
“白道大侠”的明显反差。
正如刘泰保嘲笑“大英雄”李慕白时所说的：
“幸亏还有我们这一伙不是英雄的!”这里显示着一种“平民精神”，鲁迅先生说得好：
“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四
王度庐出身于北京旗人家庭，自幼习染着与满族风情混为一体的京味文化。他把对于老北京城及其风土人情的体验糅人本书，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又一幅生动的“京味风俗画”。
本书并非历史小说，但是作者对清代北京地理的描述却很精确。当时的北京，除了皇城、紫禁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分，内城全由八旗按区分驻；又有“东富西贵北贫南贱”之说，指的是内城东部多富户、西部多贵胄、北部多贫民，而南城(即外城)则聚居着以汉族为主的各色平民。作者把九门提督王府“设置”在鼓楼西大街的正黄旗驻地，这是有文献依据的；往西，有邱广超府；向北，偏僻的积水潭一带居住过蔡九父女，由此出德胜门，就是夜战耿六娘的土城。有趣的是：王度庐把丐头“长虫小二”的“据点”安排在鼓楼以南的“后门里”，其实这是王氏故居的所在地，属于镶黄旗；往东就是铁贝勒府和刘泰保婚后的住宅；德啸峰府则在东南面，属于正白旗。以玉娇龙为中心的许多故事．都发生在上述区域。
外城前门大街与骡马市大街的交叉点是珠市口。作者让罗小虎在此落脚；他与刘泰保打架的“绮梦楼”，就在东面的“八大胡同”；西北方向有煤市街，杨健堂的全兴镖局设在这里，蔡湘妹也曾在此暂住；附近的“打磨厂”是一条著名的长街，镖局和铁匠铺最多。与江湖人有关的许多故事，多发生在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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