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456网文网_丰子恺_劳者自歌（十则）

劳者自歌（十则）

　　◎战士与战匠

　　从前我们研究绘画的时候，曾品评画人：对于理解艺术，具有思想，而能表现人生观的人，称为“画家”。对于不懂艺术，没有思想，而只有描绘技巧的人，称为 “画匠”。画家是艺术的向导者，是高尚的。画匠有手而没有脑，是凡庸的。

　　在抗战中，作战人员也可以分别这样的两种：理解抗战的意旨，威而不猛，怒而不暴，具有大勇者，称为“战士”。

　　不解抗战的意旨，抚剑疾视，暴虎冯河，以杀人为能事者，称为“战匠”。战士以干戈捍卫人道，以武力争取和平，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是可尊敬的。战匠不懂大体，但好小勇，不知仁义之道，但与侵略者争长，故是下贱的。我们不杀俘虏，足见多有战士。仁能克暴，最后胜利，属我无疑。

　　杜诗有云：“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真是蔼然仁者之言！我抗战军民宜各书之于绅。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汉口

　　◎粥饭与药石

　　原来是个健全的身体：五官灵敏，四肢坚强，百体调和。

　　每日所进的是营养丰富，滋味鲜美的粥饭。

　　一种可恶的病菌侵入了这个身体，使他生起大病来。头晕目眩，手足挛痉，血脉不和。为欲使他祛病复健，就给他吃杀菌的剧药，以毒攻毒，为他施行针灸，刀圭，以暴除暴。

　　但这是暂时的。等到大病已除，身体复健的时候，他必须屏除剧药，针灸和刀圭，而仍吃粥饭等补品，使身体回复健全。

　　我们中华民族因暴寇的侵略而遭困难，就好比一个健全的身体受病菌的侵害而患大病。一切救亡工作就好比是剧药，针灸和刀圭，文艺当然也如此。我们要以笔代舌，而呐喊“抗敌救国！”我们要以笔当刀，而在文艺阵地上冲锋杀敌。

　　但这也是暂时的。等到暴敌已灭，魔鬼已除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停止了杀伐而回复于礼乐，为世界人类树立永固的和平与幸福。

　　病时须得用药石；但复健后不能仍用药石而不吃粥饭。即在病中，除药石外最好也能进些粥饭。人体如此，文艺界也如此。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汉口

　　◎则勿毁之已

　　一到汉口，就有人告诉我：“×××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我说： “不可，不可！此人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

　　《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中说“护生”就是“护心”。顽童一脚踏死数百蚂蚁，我劝他不要。并非爱惜蚂蚁，或者想供养蚂蚁，只恐这一点残忍心扩而充之，将来会变成侵略者，用飞机载了重磅炸弹去虐杀无辜的平民，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著其“事”。

　　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战，是 “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以仁克暴。我们的优待俘虏，就是这主义的实证。倘同日本一般样见识地杀人，那就变成以力服人，以暴易暴，步意大利、日本军阀之后尘，而为扰乱世界和平的魔鬼之一了！

　　护生者，王者之道也。我欲行王政，则勿毁之已！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九日，汉口

　　◎散沙与沙袋

　　沙是最不可收拾的东西。记得十年前，我在故乡石门湾的老屋后面辟一儿童游戏场，买了一船河沙铺在场上。一年之后，场上的沙完全没有了。它们到哪里去了呢？一半粘附了行人的鞋子而带出外面去，还有一半陷入泥土里，和泥土相混杂，只见泥而不见沙了。这一船沙共有十多石，讲到沙的粒数，虽不及“恒河沙数”，比我们中华民国的人口数目，一定更多。这无数的沙粒到哪里去了呢？东西南北，各自分散，没有法子召集了。因为它们的团结力非常薄弱，一阵风可使它们立刻解散。它们的分子非常细小，一经解散，就不可收拾。

　　但倘用袋装沙，沙就能显示出伟大的能力来。君不见抗战以来，处处地方堆着沙袋，以防敌人的炮火炸弹的肆虐么？

　　敌人的枪子和炮弹一碰着沙袋，就失却火力，敌人的炸弹片遇着沙袋，也就不能伤人，沙的抵抗力比铁还大，比石更强。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功用。

　　原来沙这种东西，没有约束时不可收拾，一经约束，就有伟大的能力。中国四万万人，曾经被称为“一盘散沙”。抗战“好比一只沙袋”，现在已经把他们约束了。

　　廿七年（１９３８年）四月十日，汉口

　　◎喜剧

　　同学孔君从浙江走浙赣路来汉口。一下车，就被警察错认为日本间谍，拉去拘禁在公安局。因为孔君脸色焦黄，眉浓目小，两颊多须，剃成青色，而且西发光泽，洋服楚楚，外形真像日本人。警察的错认是难怪的。

　　他向警察声辩，说是自家人，不是敌人。警察问“你是中国哪地方人？”孔君答： “我是浙江萧山人，刚才从萧山来。”

　　警察问：“你是萧山人，应该会讲萧山话。你讲几句看！”孔君就讲了一套道地的萧山话。警察冷笑着说：“你们日本人真有小聪明，萧山话学得很像！”这使孔君无法置辩，只得任其拘禁。一面设法打电话通知汉口的朋友，托他们来保。结果被拘禁五六小时，方始恢复自由。演了一出喜剧。

　　晚上我同孔君共饮，就用这件逸事下酒。我安慰孔君说：“你虽失却了五六小时的自由，但总是可喜的。我们侦察日本间谍，惟恐其不严。过严是可以体谅的。你们孔家人往往吃这种眼前亏：昔夫子貌似阳货，几乎送了性命。今足下貌似敌人，失却五六小时的自由，是便宜的。”

　　（１９３８年）四月十一日，汉口

　　◎全人类都是他的家族

　　逃难以来，常常听见有人庆贺独身者说：“在这时代，做独身者最幸运。逃起难来便当得多。”独身者客气地回答：“也不见得。”但脸色表示承认这话。

　　我最初听到这话，觉得不错。但进一步想，就觉得不然，有家眷的不过麻烦一点而已，在精神上与独身者一样，并无幸不幸之分。

　　所谓“独身者最幸运”，是只管自家不顾别人的意思。譬如时局紧张，炮火迫近，人家扶老携幼，生离死别。他只顾自己一身，逃之杳杳，这就算幸运。

　　但其人倘富有同情，就并不感觉幸运，也一样地苦痛。因为我们的爱，始于家族，推及朋友，扩大而至于一乡，一邑，一国，一族，以及全人类。再进一步，可以恩及禽兽草木。因为我们同是天生之物。故宗教家有“无我”之称。儒者也说：“圣人无己，靡所不己。”就是说圣人没有自己，但没有一物不是自己。这决不是空言夸口。无论何人，倘亲眼看到前线浴血，难民惨死，其同情心一定会扩大起来。

　　所以在这时代，家族有无不成问题。倘缺乏同情，即使有家族老幼数十人，也不相关。倘富有同情，即使是独身者，也感苦痛。因为四万万五千万人都是他的家族，全人类都是他的家族。

　　１９３８年

　　◎富士山太小

　　一个老百姓所拟媾和条件之一曰：“将他们所有的武器熔化了，铸成总理遗像，立在富士山顶。”有人说他浮夸，我以为意有可取。

　　孙中山先生思想极为伟大，试看他的论著，凡百建设，除保护国家，复兴民族之外，必以促进世界大同为最后目标。可见他对于人类的爱，没有乡土，国际的界限。凡是圆颅方趾的人，都是他所爱护的。此心与中国古圣贤的“王道”，“仁政”相合，可谓伟大之极。

　　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川之险。

　　威天下，不以兵甲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我国本孙中山先生的教训而抗战，战必胜矣。

　　故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倘要造形化，铸成雕像，恐怕熔了日本所有的武器，还不够用。即使够用，恐怕小小的富士山也载不起。况且，我们主张和平外交，不要侵占别人的土地。故总理遗像，还是叫他们造在昆仑山上好。

　　１９３８年

　　◎卑怯和自私

　　嘴里喊着“我们爱好和平”，而手里却拿着武器，决不肯放下。

　　这种口是心非的态度因何而起？答曰：起于卑怯和自私。

　　心里想要霸占横行，而没有胆量直说出来，嘴上假意说“我们爱好和平”。这是卑怯的态度。这些人的人格，不及绿林好汉远甚。有几个强盗，虽然作恶，而自认不讳，还有一点可佩服。心里想作恶，而忸忸怩怩的，不敢直说，才是卑怯龌龊。

　　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只以一身或一国为重，而不顾全人类。所以手里拿着武器，时时自卫。他们想：倘自己真果放下武器，恐怕被别人杀死。他们更进一步想：倘使别人真果放下武器，我不妨立刻杀死他。这样一味自私自利，哪里谈得上和平。

　　我们要达到和平，只有借他们的武器来杀他们自己，我们的抗战就是为此。

　　１９３８年

　　◎志士与汉奸

　　为什么肯做汉奸？我想多数是为贪生怕死。倘不贪生，不愿屈节事敌。倘不怕死，非但不做汉奸，且可做游击队员了。

　　古圣人云：生，我所欲也；所欲有甚于生者。死，我所恶也；所恶有甚于死者。

　　比生更可欲的，是“精神的生”。比死更可恶的，是“精神的死”。精神死而肉体生，是“行尸走肉”。肉体死而精神生，是“永生”。志士仁人，不愿为“行尸走肉”，而愿得为“永生”。

　　但汉奸的所见异于是。他们宁愿做“行尸走肉”不需要“永生。”

　　故志士与汉奸的差别，可说在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可为志士，注重物质生活的人可为汉奸。

　　１９３８年

　　◎焦土抗战的烈士

　　六年之前，我在故乡浙江石门湾盖造一所房子，名叫缘缘堂。房屋并不富丽，更非摩登；不过多年浮家泛宅的一群家族，从此得到了一处归宿之所，自是欢喜。堂成之后，我从杜甫诗里窃取两句，自写对联，裱好挂在堂前。联曰：“暂止飞乌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寇兵迫近石门湾。我率眷老幼十人，携行物两担，离开故乡，流徙桐庐。二十三日，石门湾失守。我军誓死抗战，失而复得。后来，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以至四进四出。石门湾变成焦土，缘缘堂就做了焦土抗战的烈士。

　　我们不久又离桐庐，远行至江西萍乡，这时候方始得到缘缘堂被焚的消息。全家不胜惋惜。不久我们又离萍乡赴长沙。上海友人来信，赋诗吊缘缘堂，词意悲切。此时我已在沿途看见万众流离的苦况，听见前线浴血的惨闻，对自己的房屋的损失，非但毫不可惜，反而觉得安心。倘使我毫无损失，心中不免惭愧。因此我就和他一首诗。诗曰：“寇至余当去，非从屈贾趋。欲行焦土策，岂惜故园芜？白骨齐山岳，朱殷染版图。缘缘堂亦毁，惭赧庶几无。”

　　１９３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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