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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三瞥

作者:萧乾

  语言是跟着生活走的。生活变了,有些词儿就失传了。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要是年纪还不到五十,又没在像东直门那样当年的贫民窟住过,他也未必说得出“倒卧”的意思。
  乍看,多像陆军操典里的一种姿势。才不是呢!“倒卧”指的是在那苦难的年月里,特别是冬天,由于饥寒而倒毙北京街头的穷人。身上照例盖着半领破席头,等验尸官填个单子,就抬到城外乱葬岗子埋掉了事。
  我上小学的时候,回家放下书包,有时会顺口说一声:“今儿个[北新]桥头有个倒卧。”那就像是说“我看见树上有只麻雀”那么习以为常。家里大人兴许会搭讪着问一声:“老的还是少的?”因为席头往往不够长,只盖到饿殍的胸部,下面的脚——甚至膝盖依然露在外面,所以不难从鞋和裤腿辨识出性别和年龄。那是我最早同死亡的接触。当时小心坎上常琢磨:要是把“倒卧”赶快抬到热炕上暖和暖和,喂上他几口什么,说不定还会活过来呢!记得曾把这个想法说给一位长者听,回答是:多那门子事,自找倒霉:活不过来得吃人命官司,活过来你养活下去呀!
  难怪有的人一望到“倒卧”,就宁可绕几步走开。我一般也只是瞅上两眼,并不像有些孩子那么停下来。可是有一回我也挤在围观者中间了。因为席头里伸出的那部分从肤色到穿着(尽管破烂,而且沾着泥巴)都不同寻常。从没见过腿上有那么密而长的毛毛,他脚上那双破靴子也挺奇怪。“倒卧”四周已经围了一圈人,一个叼烟袋锅子的老大爷叹了口气说:“咳,自个儿的家不呆,满世界乱撞!”
  不大工夫,验尸官来了。席头一揭开,我怔住了。这不正是我在东直门大街上常碰见的那个“大鼻子”吗:枯瘦的脸,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挂根链子,下面垂着个十字架。那件绛色破上衣的肘部磨出个大窟窿,露着肉,腰间缠着根破绳子。
  验尸官边填单子边念叨着:“姓名——无,国籍——无;亲属——无。”接着,两个汉子就把尸首吊在穿心杠上,朝门脸抬去。
  那时候我只知道“大鼻子”就是“老毛子”,对他的来由却一无所知。
  后来才明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沙皇的那些王公贵族挟着细软纷纷逃到巴黎或维也纳去当寓公了,他们的司阍、园丁、厨子和仆奴糊里糊涂地也逃了出来。有些穷白俄就徒步穿过白茫茫的西伯利亚流落到中国,到了北京。由于东直门城根那时有一座蒜头式的东正教堂,有一簇举着蜡烛诵经的洋和尚,它就成了这些穷白俄的麦加。刚来时,肩上还搭着块挂毡什么的向路人兜售;渐渐地坐吃山空,就乞讨起来。这个“大鼻子”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
  我最后一次见到“大鼻子”是在那两天之前的黎明,在羊管胡同的粥厂前面。像往日一样,天还漆黑我就给从热被窝里硬拽出来。屋子冷得像北极,被窝就像支在冰川上的一顶帐篷,难怪越是往外拽,我越往里钻。可是多去一口子就多打一盆子粥,终于还得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裳。那时候胡同里没路灯。于是,就摸着黑,嚓嚓嚓地朝粥厂走去。那一带靠打粥来贴补的人家有的是。黑咕隆咚的,脚底下又滑。一路上只听见盆碗磕碰的响声。
  粥厂在羊管胡同一块敞地的左端。我同家人一道各挟着个盆子站在队伍里。队伍已经很长了,可粥厂两扇大门还紧闭着,要等天亮才开。
  1921年冬天的北京,寒风冷得能把鼻涕眼泪都冻成冰。衣不蔽体的人们一个个踩着脚,搓着手,嘴里嘶嘶着;老的不住声地咳嗽,小的冷得哽咽起来。
  最担心的是队伍长了。因为粥反正只那么多,放粥的一见人多,就一个劲儿往里兑水。随着天色由漆黑变成暗灰,不断有人回过头来看看后尾儿有多长。
  就在两天前的拂晓,我听到后边吵嚷起来了。“‘大鼻子’混进来啦!中国人还不够打的,你滚出去!”接着又听到一个声音:“让老头子排着吧,我宁可少喝一勺。”
  吵呀吵呀。吵可能也是一种取暖的办法。
  天亮了,粥厂的大门打开了。人们热切地朝前移动。这时,我回过头来,看到“大鼻子”垂着头,挟了个食盒,依依不舍地从队伍里退出来,朝东正教堂的方向踱去。他边走边用袖子擦着鼻涕眼泪,时而朝我们望望,眼神里有妒忌,有怨忿,说不定也有悔恨——
  1939年9月初。
  法国邮轮“让·拉博德”号在新加坡停泊两个小时加完水之后,就开始了它横渡印度洋6000海里的漫长航程。离赤道那么近,阳光是烫人的。海面像一匹无边无际的蓝绸子,闪着银色的光亮。时而飞鱼成群,绕着船头展翅嬉戏。
  船是在欧战爆发的前一天从九龙启碇的。多一半乘客都因眼看欧洲要打大仗而退了票。“阿拉米斯”号开到西贡就被法国海军征用了。这条船从新埠开出后,三等乘客就只剩下我、一位在阿姆斯特丹中国餐馆当厨师的山东人和一个亚麻色头发、满脸雀斑的小伙子。餐厅为了省事,就让我们也到头等舱去用饭。
  在我心目中,一艘豪华邮轮的餐厅理应充满欢乐的气氛。侍者砰砰开着香槟酒,桌面上摆满佳肴和各色果品。随着悦耳的乐声,男女乘客像蝴蝶般地翩然起舞。乘客中间如有位女高音,说不定还会即席唱起她的拿手名曲。
  很失望,这是一条阴沉的船,船上载的净是些愁眉苦脸的人。在餐桌上,他们有时好像不知道刀叉下面是猪肝还是牛排,因为他们全神几乎都贯注在扩音器上,竖起耳朵倾听着他们的母亲法兰西的战争部署:巴黎实行灯火管制了,征兵的条例公布了——是的,这是对大部分男乘客切肤的事,因为船一靠码头,他们就得分头去报到,然后,换上军装,进入马奇诺阵线了。女乘客也有自己的苦恼:得忍受空袭,物资的短缺,守着空峙去等待那不可知的命运。他们的眼睛是直呆呆的,心神是恍惚的。一位女乘客碰了丈夫的臂肘一下,说:“亲爱的,那是胡椒面!”他正要把小瓶瓶当作糖往咖啡杯里倒。
  正因为大家这么优容满面,就更显出三等舱里那个有雀斑的小伙子与众不同了。他年纪在二十岁左右,是个最合兵役标准的青年。可他成天吹着口哨,进了餐厅就抱着那瓶波尔多喝个不停。酒一喝光,他就兴奋地招呼侍者“添酒啊!”船上虽然没举办舞会,他却总是在跳着探戈。
  每天早晨9点,全船要举行一次“遇难演习”。哨子一吹,乘客就拿着救生圈到甲板上指定的地点去排队,把救生圈套的脖颈上,作登上救生艇的准备。我笨手笨脚,小伙子常帮我一把。因为熟了一些,一天我就说:“这条船上的乘客都闷闷不乐,就只有你一个这么欢蹦乱跳。”
  “是啊,”他沉思了一下,朝印度洋啐了口唾沫说:“他们都怕去打仗。我可巴不得打起来。我天天盼!从希特勒一开进捷克就盼起。唉,(他得意地尖笑了一声。)可给我盼到了。”
  我真以为是在同一个恶魔谈话哩,就带点严峻的口气责问他为什么喜欢打仗。
  “你知道吗?我是个无国籍的人,”他接着又重复一遍,“无国籍。我妈妈是个白俄舞女,(随说随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她可能已不在人世了。)我爸爸吗?(他猴子般地耸了耸肩头,然后摊开双手。)不知道。他也许是个美国水兵,也许是个挪威商人。反正我是无国籍。现在我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
  “怎么变法?”他肯于这么推心置腹,使我感动了。于是,对他也同情起来。
  “平常时期?没门儿。可是如今一打仗,法国缺男人。他们得召雇佣兵。所以,(他用一条腿作了个天鹅独舞的姿势。)我的运气就来了。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我望着印度洋上的万顷波涛,摹想着他——一个无国籍的青年,戴着钢盔,蹲在潮湿的马奇诺战壕里,守候着。要是征求敢死队,他准头一个去报名,争取立个功。
  然而踏在他脚下的并不是他的国土,法兰西不是他的祖国。他是个没有祖国的人——
  1949年初,我站在生命的一个大十字路口上,做出了决定自己和一家命运的选择。
  其实,头一年这个选择早已做了。家庭破裂后,正当我急于离开上海之际,剑桥给我来了一封信:大学要成立中文系,要我去讲现代中国文学。当时我已参加了作为报纸起义前奏的学习会,政治上从一团漆黑开始瞥见了一线曙光。同时,在国外漂泊了七年,实在不想再出去了。在杨刚的鼓励下,就写信回绝了。
  1949年3月的一天,我正在九龙花墟道寓所里改着《中国文摘》的稿子,忽然听到一阵叩门声。哎呀,剑桥的何伦教授气喘吁吁地来了。他握住我的手解释说,是报馆给的地址。然后坐下来,呷了一口茶,才告诉我这次到香港他负有两项使命,一个是替大学采购一批中文书籍——他是位连鲁迅这个名字也没听说过的《诗经》专家,另一项是“亲自把你同你们一家接到剑桥”。口气里像是很有把握。他认为我那封回绝的信不能算数,因为那时“中国”(他指的是白色的中国)还没陷到今天的“危境”(指的是平津战役后国民党败溃的局面)。他估计我会重新考虑整个问题。
  在剑桥那几年,这位入了英籍的捷克汉学家对我一直很友好,我常去他家吃茶,还同他度过一个圣诞夜。他一边切着二十磅重的火鸡,一边谈着《诗经》里“之”字的用法。饭后,他那位曾经是柏林歌剧院名演员的夫人自己弹着钢琴就唱了起来。在她的指引下,我迷上了西洋古典音乐。
  可是当时他所说的“危境”正是我以及全体中国人民所渴望着的黎明。我坦率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中国在重生,我不能在这样时刻走开。
  两天后,这位最怕爬楼梯的老教授又来了。一坐下他就声明这回不是代表大学,而是以一个对共产党有些“了解”的老朋友来对我进行一些规劝。他讲的大都是战后中欧的一些事情:玛萨里克死的“不明不白”啦,匈牙利又出了主教叛国案啦。总之,他认为在西方学习过、工作过的人,在共产党政权下没有好下场。他甚至哆哆嗦嗦地伸出自指声音颤抖地说:“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长不了。”随说随戏剧性地站了起来,看了看腕上的表说:“我后天飞伦敦。明天这时候我再来——听你的回话。”对于我说的“我不会改变主意”的声明,他概不理睬。他只伸出个毛茸茸的指头逗了一个摇篮里的娃娃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西方只有一位何伦,东方的何伦却不止一位。有的给我送来杜勒斯乃兄写的一部《斯大林传》,还特别向我推荐谈三五年肃反的那章。有的毛遂自荐当起“参谋”:“你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延安有老朋友了解你?等斗你的时候,越是老朋友就越得多来上几句。别看香港这些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等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了下属的时候再瞧吧。受了委曲不会让你像季米特洛夫那么慷慨激昂地当众讲一通的,碰上了德莱季雷福斯那样的案子,也不会出来个左拉替你大声疾呼。”
  于是,参谋出起主意了:“上策嘛,接下剑桥的聘书,将来尽可以回去作客。当共产党的客人可比当干部舒服。中策?当个半客人——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你还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又可以受到一定的礼遇,同时静观一下再说。反正凭你这个燕京毕业,在外国又呆过七年的,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顿‘洋奴’!”
  那一宿,我服过三次安眠药也不管事。上半夜是那一句句的“忠告”像几十条蛇在我心里乱钻。后半夜我只要一阖上眼,就闪出一幅图画,时而黑白,时而带朦胧彩色,反正是块破席头,下面伸出两只脚。摇篮里的娃娃似乎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忽然抽噎起来,从他那委屈的哭声里,我仿佛听到“我要国籍”。
  天亮了,青山在窗外露出一片赭色。我坐起来,头脑清醒了一些。
  两小时后,我去马宝道了。临走留下个短札给何伦教授:“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十分抱歉。更抱歉的是害你自跑三趟。我仍不改变主意。”
  八月底的一天,我把行李集中到预先指定的地点,一家人就登上“华安轮”,随地下党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京。
  三十个寒暑过去了。这的确是不平静也是不平凡的三十年。在最绝望的时刻,我从没后悔过自己在生命那个大十字路口上所迈的方向。今天,只觉得感情的基础比那时深厚了,想的积极了——不止是不当白华,而是要把自己投人祖国重生这一伟大事业中。
                    一九七九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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