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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如此畸轻畸重,学生们的英文当然都很好,国文水平则不敢恭维。有人连病假条都写不通顺,居然可以写成:“某某因病故请假一天。”

  1936年秋,在张爱玲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年,情况有了变化。学校新聘了一位国文教师汪宏声,来当中文部的教务主任,并兼任张爱玲这一班的国文课。

  在这里顺便说一下,“国文”,相当于现在的“语文”之意。一直到1956年,中国内地的课本还曾保留着这个叫法。我觉得这个名称,准确而亲切,有尊严感。被废弃多年不用,现在看起来是那样陌生了。

  汪先生是个有才华、有见地的人,到校后,对国文课的教法做了改订,为图书馆增添了中国的书报杂志,力图扭转校方过去轻视国文的倾向。

  他上的第一堂作文课,就在黑板上为学生出了两个题目:《学艺叙》和《幕前人语》。

  女学生们一片哗然。过去老师出的作文章题,不是说立志,就是说知耻,只能照着新八股的路子去作,从没见过这样谈艺术的题目。

  汪老师解释道:第一个题,是写学习钢琴和唱歌的感想;第二个题《幕前人语》,实际上就是影评。他还鼓励同学们,假如有另外的思想要发表,不妨自由命题,且可以使用任何体裁。

  等到作文卷交齐,汪老师发现,大家的文章多为短短二三百字,似通非通,全无思想,无非以虚词连缀了几百字而已。看来,孩子们缺乏最基本的训练。

  但有一篇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惟一的一篇自命题作文,题目是《看云》。行文很潇洒,词藻也华丽,只是有一些别字。

  汪先生注意看了一下署名,是——张爱玲。

  发回作文的那天,汪先生在讲台上唱名,学生们依次上来领回。念到张爱玲的名字时,汪先生特别留意了一下。

  只见从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站起一个高个儿而清瘦的女生,表情板滞,衣着也不入时——那时流行的是窄袖旗袍,可她穿的是宽袖。

  汪先生对张爱玲的作文大加赞赏,当众朗读了一遍,以为示范。同学们自然是投来欣羡的目光,但张爱玲依然是面无表情。

  在汪宏声老师的带动下,圣校的文艺空气渐渐活跃起来。学生们自组了“国光社”,创办了同仁刊物《国光》。发起者请张爱玲当编者,爱玲没有同意,只答应为刊物投稿。

  有意思的是,在中学时,张爱玲在同学中并非以文采闻名,而是以“贵人多忘事”而出名。

  她经常欠交作业卷。老师问起,她总是毫无愧色地说一句“我忘啦”,说时,两手还无奈地摊开。

  老师们对此毫无办法。

  以至有一次,汪老师向她催交一篇作文,她一张嘴就是:“我——”汪老师便紧接上:“——忘啦!”张爱玲也只是笑笑,并无太多愧意。

  隔不多久,她交上了一篇《霸王别姬》(上半篇)。这是一篇随兴而写的历史小说,而且还拆成了两篇来顶数。

  她的懒散,也有名。上课时总在末一排,并不听讲,用铅笔不停地在纸上画,似是在记笔记,实则在画上课教师的速写像。

  她不事修饰,总是那么灰朴朴的,卧室也是最乱的一间。

  那时候,舍监如果发现有人的鞋子不按规定放在鞋柜里,就会把鞋放在寝室门口的走廊上示众。女生们如有被抓住的,都深以为耻,而张爱玲的皮鞋“出镜率”最高。可是她并不在意,大不了说声:“啊哟,我忘了放在柜子里啦!”

  她给汪老师的印象是“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萎靡不振”。

  除了高级琴会和《凤藻》美术部,圣校的其他活动团体,如国光会、清心会、体育会、唱诗会、歌咏团等,都不见张爱玲的踪影。

  这样的女生,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很淡薄。

  圣校时期的张爱玲,低调得似乎有些近于自虐,但她的个性棱角与不从流俗,也时有表现。

  一次,汪老师收到了一份给《国光》的投稿,是两首不署名的打油诗。

  其一:

  橙黄眼镜翠蓝袍,步步摆来步步摇;

  师母裁来衣料省,领头只有一分高。

  其二:

  夫子善催眠,嘘嘘莫闹喧;笼袖当堂坐,白眼望青天。

  汪老师一看便知,这是张爱玲的“杰作”,讽刺两位男老师的。学生写诗“以下犯上”,本为不妥,但汪老师想:圣校气氛太过肃穆,有少许调剂也不妨,于是予以放行。

  讽刺诗登出后,引发了一场风波,险些收不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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