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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炎樱矮而黑,爱玲高而白;炎樱开朗,爱玲沉郁。

  有这样一个朋友还是好。她们仍是一起逛街、买零食,有时在姑姑家里聚谈。

  两人醉心于服装,甚至在一家杂志上打出了广告,说:“炎樱姊妹与张爱玲合办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不过这桩业务究竟开展过没有,就弄不清了。

  张爱玲的服饰打扮,从香港回来后就有惊人变化,开始喜欢突兀风格。此后很长时间都如此,这成了她的“招牌”之一。

  她从香港回来,弟弟去看她,见她穿着几乎没有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

  弟弟觉得稀奇,问她是不是最新的旗袍款式,她淡然一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

  她在圣约翰校园里,常穿一件鹅黄旗袍,下摆上缀了长四五寸的流苏,走起来,摇摇曳曳!

  这种打扮,怕是只在戏台上才有,即使大学里周六开舞会,也不会有人这么穿;但张爱玲就这样昂然于校园,惹得女生们惊问:“她是谁?是新来的插班生么?”

  张爱玲有奇思,在香港买的广东土布,是玫瑰红的底、淡红大花、嫩黄绿叶,这花色即使在乡下也只有婴儿才穿,她后来却做了衣服,“仿佛穿了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完全不顾别人的感观。

  还有一次,她穿着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大摇大摆,去参加同学之兄的喜宴,满座皆为之惊倒!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好。在港大被富家同学压制了三年,她现在需要有自信!

  她在圣约翰只念了两个月,就决意辍学了。弟弟从炎樱那里得到消息,特地到姑姑家去问她。

  爱玲一开始只是说,圣约翰没有几个好教授,引不起她的上学兴趣,想读的课目又都没有开,“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书回家自己读”。

  谈到后来,她还是兜出了问题的实质——缺钱!

  张爱玲想自己去赚钱。

  弟弟建议:“你可以去找个教书的工作。”

  爱玲摇头:“不可能。”

  “你英文、国文都好,怎么不可能呢?”

  爱玲说,教书不仅要求文化程度,还要会表达,“这事我做不来”。性格内向的她,惧于和叽叽喳喳的中学生打交道。

  那么去报馆做编辑如何?

  爱玲说:“我替报馆写稿就好。这阵子我写稿也赚了些稿费。”

  这话又缘何而来?

  原来,她回到上海不久,就开始给英文的《泰晤士报》(The Times)写了一些影评和剧评。

  她已经在试探能否卖文为生了,选择的这个突破口,是厚积薄发。

  在学生时代,张爱玲最大的爱好,还不是读小说,而是看电影——上海的电影市场,彼时乃东方之最,连日本的时髦阔人,都要坐飞机周末来上海看好莱坞新片。她在家订阅的杂志,也以电影杂志居多。

  这样看来,张爱玲这个人,也是时代的产物。嘉宝、克劳馥、盖博、邓波儿、费雯?丽的片子,她每部必看。中国演员中,她喜欢阮玲玉、谈瑛、陈燕燕、顾兰君、上官云珠、石挥、蓝马、赵丹,凡他们主演的,也是一部不漏。

  她受父亲影响,对传统戏剧的兴趣也始终很大,京剧、评剧、绍兴戏,无一不好。在后来,她还看过越剧《借红灯》,对剧名把玩了几日,意犹未尽,索性借来作为自己一篇散文的题目,取名《借银灯》。

  上海成为“孤岛”之后,外国电影片来源不畅,国产片胶片不足,电影随之衰落,话剧趁势崛起。张爱玲先后看过《雷雨》、《日出》、《大马戏团》、《秋海棠》和《浮生六记》,感觉都非常好。这是当时上海市民在日伪治下最大的文艺乐趣,张爱玲也并未在潮流之外。

  在英文报上发表了一些剧评后,就有英文杂志来向她约稿了。

  以英文写作、以影剧评论作为突破——张爱玲的卖文之路,就这样走出了成功的一步。

  她选择卖文为生这条路,是对的。以她的内向羞怯性格,做职员、做教师,恐怕都应付不来。

  直到晚年,她也无法适应稍微复杂一点的环境。而在传媒发达条件下的写作,恰恰无须与人周旋,一个人可以清静。

  现在,她出手的这个时机,也很凑巧。

  到1942年,上海沦陷已近5年,文艺刊物上早已不见巴金、茅盾、老舍的大名,就连报纸上连载的张恨水小说,也销声匿迹。文化人绝大多数都爱惜羽毛、鄙弃敌伪,他们或是撤离,或是搁笔,或是被封杀,留出了一大片空白。

  正如柯灵先生后来所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山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见《遥寄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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