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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


  就在这期杂志还在印刷时,张爱玲在路上偶遇《语林》主编钱公侠。钱主编告诉了她此事。

  张爱玲等不及杂志付印,立即跟钱主编去印刷厂看了清样。看后“万感交集”,特地写了一大段话作为该文的“附记”,称“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

  张爱玲平生不大“尊师”,直接对老师进行正面评价的,唯此一例。

  可惜,这位仁厚的汪宏声老师,后来竟不知所终。

  另一件事,是柯灵曾两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张爱玲主动施予援救。

  柯灵被捕的原因,是由于“文字狱”。日本宪兵队发现柯灵接办之后的《万象》上,经常以曲折、暗示的方式,揭露日军在各地的暴行。比如,其中一个游记栏目叫“屐痕处处”,这个“屐”,就是日本人爱穿的木拖鞋,暗喻日军铁蹄到处践踏。

  宪兵队先是在1944年6月把柯灵抓进去了一个星期,因“查无实据”不得不放了;后来到1945年6月又抓了一次,并迫使《万象》停刊。

  当柯灵第二次被捕时,张爱玲闻知,觉得不能坐视,带着胡兰成一同去柯灵家询问了情况;而后,又由胡兰成出面,去向日本宪兵队打招呼,要他们能释放则释放。

  柯灵脱险后,回到家中,见到张爱玲留下的字条,知道是她来问过了此事,不禁感动异常,立即用文言写了一个表示感谢的短笺,寄给张爱玲。柯灵后来回忆,这个短笺“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见《遥寄张爱玲》。

  这事有胡兰成参与,柯灵却一直不知道,直到40年后,柯灵在读《今生今世》时,看到有这一节,才恍然大悟,一时竟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

  在《小团圆》里,关于这件事的叙述,则与我们已知的相距甚远。《小团圆》里,也有一段胡兰成从宪兵队里救出一位编辑荀桦的情节,可是荀桦被释放后,是曾经三次到过张爱玲家登门道谢的。对这个人物的言行,也描写得比较不堪。

  因此这个“荀桦”的原型究竟是谁,有待考证。

  在张爱玲的散文《更衣记》里,有个很别致的结尾:“……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笔者注:甜玉米秸秆。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吧?”

  她在1943年底写的这段话,写尽了属于她的1944年——

  绚烂恣肆,不守常规,飞扬高张,惊世骇俗!

  她一点没有意识到,她的创作力正在衰退;更没意识到,胡兰成介入她的生活,会给她带来怎样的危险!

  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到了1944年底,正合着中国一句“盛极而衰”的老话,张爱玲万没料到的转折发生了。

  她很快就再也不能这样痛快地“撒手”了!

  1944年底,汪精卫因枪伤复发不治,死在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南京伪政府一片哀鸣。大小汉奸们都知道,路已经走不多远了。

  不甘寂寞的胡兰成,在池田的斡旋下,于当年11月前往武汉,接手主持《大楚报》。同时还带去了三个人,一个沈启无,任副社长;一个关永吉,为总编辑;一个潘龙潜,为编撰主任。

  这次他关注的,其实并不是新闻事业,而是打算在日军势力扶植下,成立一个有别于南京伪政府的傀儡政权“大楚国”,再办一个军政学校,以备在将来时局变化时,占一个山头,捞一笔政治资本。

  据《小团圆》中透露出来的细节,胡兰成这次去武汉之前,提了一个大手提箱,放到了张爱玲住处,里面是满满一箱子钱。

  起初爱玲只当是办报的经费,没有在意,可是胡兰成并没有带走,爱玲这才领悟到,这是胡兰成为她筹集的钱。

  爱玲把箱子拿去给姑姑看:“胡兰成拿来给我还母亲的钱。”

  姑姑只是笑道:“他倒是会弄钱。”

  这个细节,解开了无数张迷心中的一个谜团——为什么后来张爱玲决定和胡兰成分手了,却还是照常给他寄钱。

  张爱玲不想欠胡兰成的这个情!

  胡兰成在风雨飘摇中到了武汉。

  大楚报的社址在汉口,而胡兰成一行四人,则由汪伪汉阳县县长张人骏安排在县立医院暂住。汉阳医院与大楚报社之间,隔着一条汉水,胡兰成每天须过江去上班。

  新婚还不到一年,夫妻就两地分居,张爱玲自然不免寞落。不过她这一时期忙于《倾城之恋》的改编、上演,倒也冲淡了思念。

  这出戏,在兰心大戏院排练,张爱玲甚为挂心,几乎天天到场,旁观导演选演员。

  排练的动静之大,闹得苏青也向她打听选角内幕。当苏青听说白流苏由名角罗兰饰演时,长舒一口气道:“这最合适不过了。”

  张爱玲第一次去看罗兰排戏,见她一身蓝旗袍,怯怯的身材、红削的脸颊、幽咽的眼睛,说起话来如风振箫,不由大起惊动,认为这活脱脱就是真的流苏。张爱玲甚至想:如果早些看到罗兰,也许小说还可以写得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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