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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八


  胡适夫妇俩都很喜欢炎樱,问她是哪里人。炎樱用国语回答,不过她离开上海久了,中国话已不大娴熟了。

  爱玲喝着主人泡着的绿茶,还没进门就有的那种时空交叠感,现在越发地浓了。

  眼前的这位尊长,以前从未谋面,但是丝丝缕缕的渊源,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有了。以前看过的《胡适文存》,是放置在父亲窗下的书桌上的,与一些不入流的书并列着。

  还有《海上花》,记忆里似乎是父亲看了胡适的考证,才去买来的。《醒世姻缘》则是爱玲破例向父亲要了4块钱去买的。

  最可称奇的,是姑姑和爱玲的母亲居然和胡适先生同桌打过牌!

  抗战结束后,有一次各报上都登出胡适回国的照片。爱玲记不得那是下飞机还是下船了,只记得胡适先生笑容满面,“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打着个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

  姑姑看见,笑了:“胡适之这样年轻!”

  那时,胡适对局势还抱有很高的期望,保持着他宣称的那股“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的劲儿。

  现在,胡适先生年届64岁,堪堪就要步入桑榆向晚的境地,而他当年亲手放出“魔瓶”的力量,则完全不是想象中的那个样子,他恐怕早已意态萧然了。

  初次拜访之后,爱玲后来又去看过胡适一次。这次她注意到:在胡适的书房里,整个一面墙上是一溜书架,几乎高齐屋顶,造型简单,但似乎是定制的。可是这书架不是放书的,全是一叠叠的文件夹,多数都乱糟糟地露出一截纸。

  这大约是先生作《水经注》考据用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耗多少时间与心力。爱玲一看见这个,就心悸。

  胡适在思想界名声若日月,张爱玲不大会应酬,所以她跟胡适谈话,总是如对神明。以她自己的话形容,“是像写东西的时候停下来望着窗外一片空白的天”,只觉得那空茫里蕴藏得很多,但又不知究竟有些什么?

  她后来还记得,在交谈中有两次因为自己不大会说话,以至险些卡壳,亏得胡适老练,马上转寰了过去。

  一旦谈得深入,爱玲才知道,胡适与她的家族原来大有渊源。胡适的父亲认识爱玲的祖父张佩纶。胡适说,你的祖父帮过我父亲一个小忙。

  由于爱玲的长辈们都不愿提及家族往事,所以爱玲并不知道有这段小故事。

  光绪七年(1881),张佩纶写信介绍他的父亲胡传,去见一位有实权的“清流”朋友,这是胡适父亲后来事业的开端。待张佩纶遭贬谪时,胡适的父亲很关切,曾寄信函并寄银200两。张佩纶似甚感动,在日记里特书此事。

  看来,张佩纶所帮的这个忙,可不是一般的“小忙”,而是决定命运的“大忙”。

  胡适在收到《秧歌》后,显然是专门查了资料,弄清了两家先辈的这些关系。他后来对张爱玲格外关心,大抵也是出于此。

  就在张爱玲跟炎樱初访胡适以后,炎樱对这位中国的大名人也很感兴趣,特地向周围的美国人打听,而后对爱玲说:“喂,你那位胡大博士不大有人知道,没有林语堂出名。”

  林语堂是下了功夫做中西文化交流的,在美国也是大名鼎鼎,当然不足怪。张爱玲只是替胡适抱不平。

  她后来在《忆胡适之》一文里说:大陆的下一代人当中,“反胡适的时候许多青年已经不知道在反些什么”,而“年代久了又倒过来仍旧信奉他”。用她的话来对照近年大陆一些中青年学者对胡适的狂热追捧,真该感叹她的先见之明!

  后来,胡适对张爱玲一直很关照。感恩节那天,怕她一个人寂寞,还打了电话来,请爱玲与他全家一起去吃中国馆子。

  不巧,那天张爱玲跟炎樱到一个美国女人家里吃饭,饭后走出来,看见满街灯火,橱窗通亮,完全像上海。一高兴就没大注意,吹了风,回去就呕吐。——奇怪的是,她此后成了惯例,每遇风寒感冒,必要呕吐。

  爱玲感激胡适的细心,在电话里告诉他,刚吃了回来就吐了。胡适也就作罢。

  在炎樱家住了一段时间,爱玲感觉不是长远之计,所以听说炎樱曾有熟人住过一个职业女子宿舍,去看了看还行,于是就搬过去住了。

  这个宿舍,是救世军办的。救世军是基督教的慈善团体,以救济贫民而出名,因而这种住处不很体面,“谁听见了都会骇笑,就连住在那里的女孩子们提起来也都讪讪地嗤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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