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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
“不是吹，哪怕骨头化成灰，我也认得出。”如今，吹嘘已经成为一些人条件反射的本能，只要一张嘴，就是什么“我早就进行过抵制，十年来我没少跟他们斗争”之类的大话，可忘了过去分吃一杯残羹时，那沾沾自喜的神色了。 　　于而龙决心戳穿这类人物：“你说我是谁？”那位豆腐渣挠弄头上几根不多的秃毛，不知该怎么回答。游击队长告诉他：“这儿原来有个炮楼吧？就是我扒掉的。” 　　“哦！”他一下子跌坐在柴草垛上，结结巴巴地：“你，你，你是——” 　　“对了！我就是于而龙，不过，还没化成灰。” 　　他惊恐地问：“你是回来算账的吧？看，挖指导员坟的珊珊跳了湖，该轮到我们啦！” 　　“我们？” 　　“我们几个都打过证言，说你是叛徒。” 　　于而龙爆发出一阵强烈的笑声，笑得那个作伪证者直是发毛。在同一个世界里居住着多么不相同的人啊！就在这个秃头构陷游击队长的时候，三河镇的老迟却咬断自己的食指，柳墩的老林嫂进省上京为他于而龙辩诬。他望着那一片茫茫的湖水，心里感叹着：“天哪！幸好这世界不那么绝望，要不，真不如一头栽到湖里去呢！太可笑了，为了按比例地制造出敌人来，为了把同志打成叛徒，竟乞灵于一张伪证，连不谋一面的豆腐渣放的屁，都奉为至宝，古往今来，到哪里能找到这些比贝克莱还贝克莱的唯心主义者呵！” 　　“支队长，我有老婆孩子，也是万般出于无奈，才干出这种下作的事。十年前，纬宇同志回石湖亲口对我们讲的，叫我们大胆怀疑，活着的，死去的，过去的，现在的，都可以打问号。我想，横竖你倒台了，也不会在乎那一张证言，田鸡要命蛇要饱，顶多你受点罪，我们可就立了新功啦！” 　　所有出卖灵魂的人，都会寻找一些依据来安抚自己的良心。 　　像他，只是为了生计，倒也可怜。他真希望送这位作伪证者一包纸烟，然而抱歉，空空如也。 　　那个废话篓子看到失去了抽烟的希望，站起来，讪讪地走了。于而龙相信，只要价钱相当，卖过一次身，还可以再卖第二次。这种寡廉鲜耻的人是不会绝迹的，有买才有卖，商品是为消费生产的。倘若大家都光明磊落，告密者必然失业；问题全摊在桌面上，打小报告有什么用呢？一切皆绳之以法，作伪证岂不自讨苦吃；作风要是很正派的话，马屁精还会有市场么？在过去十年里，这些新兴行业所以生意兴隆，是和销路相连系着的。 　　但是，废话篓子的话，倒使于而龙更进一步认识了王纬宇，他那些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语言，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弹性，既可以打出来击中要害，达到目的；又可以缩回去不负责任，溜之乎也。如果说他是个混蛋的话——于而龙笑了，一种无可奈何的笑，那一定是双料的。因为上帝给狐狸以狡猾，给狼以残忍，而赋予王纬宇以狐狸加上狼的双重天性，所以他常常是无敌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哪！”那位老秀才的叹喟之声，又在于而龙的耳边响了起来。 　　郑勉之终于不同汪伪政权合作，也不去第三战区给国民党顾祝同之流装潢门面，这位腿被芦花打伤的老秀才，在外地治好伤以后，回到石湖，决定拥护赤脚大仙，参加抗日民主政府，从那开始，跟共产党在一起，直到死。 　　“你这个秀才先生，跟泥腿子，渔花子，光脚板的共产党混在一起，也不怕辱没先人！”他的儿子、他的女婿，都托人捎来话，讽喻他，劝导他。 　　但他的回答倒很简单：“将相王侯，宁有种乎？” 　　王纬宇口头上称呼他为前辈，背后，并不十分尊敬他，开玩笑地喊他“棺材瓤子”。因为人人都知道，老夫子的后事早给自己准备好了，有一口油漆了许多遍的柏木棺材。 　　“要不是那口寿材，二龙，我敢给你打赌，你的抗日民主政府，拿绳子都拴不住他。” 　　“你说他终究不和我们一条心，会走？” 　　“那是自然。” 　　“你放心吧，他不会离开石湖，也不会离开我们。” 　　“走着瞧吧！”王纬宇嘴角往下一撇，不相信地说。 　　于而龙耳畔响着老夫子的哀鸣，那是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就在这里，就在原来的炮楼底下，就在他生命最后一刻说出来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多么语重心长呀！ 　　现在，经过了三十年以后，石湖支队的队长才陡然间领悟到，这位老夫子的遗言，是在对他进行一种同志式的告诫，正如伏契克那句“要警惕呀”的名言一样，希望通过那茫茫湖水，传送到他游击队领导人的耳朵里。 　　——老夫子，站在你被处决的这块地方，我体会到了，你把你的思想，你的看法，同时，还把你的忠诚，你的关切，甚至你的焦虑，你的希望，都凝聚在这句话里面了。这是一句有分量的话，你以死亡前最后一口气时说出来，更加重了它。然而，三十年来，我并没有牢牢记住；可现在，连生活现实也在提醒我，确实存在着那种“类狼人”，或者是人化了的狼，他们是以吃人为生的。 　　王经宇就在这里警告所有追随石湖支队的渔民、船民，谁要是不服从党国的命令，敢同共产党来往，就是被他们抓住的六个人的下场。 　　他下令当场枪毙了那六名党的基本群众，第六颗脑袋，就是至死也和党一心一意的郑老先生。 　　当时，那五个人都倒在血泊里了，王经宇站起来，喝了一声：“住手！”让人把老秀才带上来。 　　行刑队刚要端起的枪，只得放下。 　　他嘴角紧抠着，盯着郑老夫子，慢悠悠地问：“老东西，看见了吧！现在是一步即生，一步即死，前脚是阴，后脚是阳的最后机会，你要三思而行，回头还是来得及的。” 　　刚强的老秀才颤巍巍地回答：“人活七十古来稀，我已经七十六岁了，相当知足了。” 　　“你和他们不一样！”王经宇指着那些倒在湖边，血流遍地的尸体说：“他们是渔花子，是泥腿子，是愚民，是蠢材；而你有功名、有学问、有地位、有家产，怎么能和他们为伍，就是去阴间路上，也不该与他们同行！” 　　他仰望着蓝天，长叹了一声：“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和他们在一块同生共死，那是理所应当的。” 　　王经宇大声吼了起来：“你这个不识抬举的老货，他们给了你什么好处？” 　　老夫子沉静地反问：“你又给了我什么好处呢，大先生？” 　　白眼狼勃然大怒：“好吧，那我就给你一点好处，成全你，让你跟他们一块走！” 　　“谢谢——” 　　老秀才转回身去，站在那五位已经倒下的烈士中间，望着眼前一片茫茫的碧水，似乎是自语，又似乎是向石湖倾诉：“记住吧，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哪！” 　　这位和石湖，和石湖上的人民，和石湖的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永远站在一起的郑老夫子，昂起脑袋，背抄着手，动也不动，只有凄冷的风，吹动着他那长衫的衣襟，王经宇把手一挥，他便成了那次屠杀的第六个牺牲者。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有他们自身的特点，于而龙记得他的至友、那位廖总工程师曾经剖析过，还用了一个不大恰当的比喻：“唉！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像俗话讲的：‘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那样，热恋着这块土地啊！” 　　那是在优待室里，闭门思过时的事情了，于而龙接着问廖思源：“所以一九五二年，你想方设法要回祖国来——” 　　他承认：“没有办法，我像得了病似的想念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 　　“所以，现在这样折腾你，你也并不想去你女儿那里。” 　　他沉吟了一句：“故土难离啊……” 　　“我看你还是走吧！既然你女儿来了信，也许我不该这样怂恿你——”于而龙那时态度是明朗的，他赞成这位老夫子离开苦海，要不然，他会走上他老伴的路，死在那种无端的恐惧之中。 　　“不——”那时，廖思源是坚决不走的。 　　他俩因为臭名昭著，罪行严重，被隔离在工厂大仓库后边，一间九平方米的优待室里。当时，这种叫做牛棚的民办监狱，是无边专政的产物，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有多少，现在神仙也统计不出了。所以后来法家红了一阵，滥觞恐怕自此起始的。仓库的大墙后边，人迹罕至，大白天，黄鼬都敢在草丛中出没。起先，这些胆怯的小动物，看见他们俩一会儿被彪形大汉押走，一会儿浑身像散了架地被拖回来，都吓得躲在洞穴里不露头。但是时间长了，它们发现这两个人并无伤害别人之心，而别人却是可以随便伤害得他们。 　　小动物恐怕也有些奇怪：“你们干嘛不敢反咬一口？”于是它们胆子大了，公然在这两个被折腾得连翻身都困难的“囚犯”眼前，蹿来蹿去，毫无恐惧之意，但恐惧症却压倒了廖总工程师。 　　“你还是申请出国，到你女儿那里去吧！” 　　他连一丝走的念头都不抱，倒反转来劝于而龙：“我认为你还是认真写份检查，搪塞一下，可以少受好多苦，放下你那种殉道者的自尊心吧！”他指着于而龙手里那本牛津版的《英语初阶》：“学那劳什子还有啥用？” 　　“我花钱也请不来的私人教师啊！老廖，精通三国语言的小狄，夸你的英语口音是标准的牛津腔调，虽然书面气味浓点，但很有绅士风度，她认为适合我学。” 　　“我越看你越怪，什么时候还有闲情逸致学英语，知识即罪恶，明白吗？要不是你懂俄语，人家哪会批你的修正主义？要不是你看那些外国著作，而且动不动就引用，小将们也就不能打你个崇洋媚外了。” 　　“照你说，白痴最安全了。不，老廖，那对我来讲，还不如死去好呢！我认识一位老同志，解放前搞城市工作，被国民党抓起来，判了五年，坐在牢房里。感谢马克思，也不知以前哪位难友，留下一本列宁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别的难友都不感到兴趣，他整整啃了五年。老兄，你现在要去听听他的关于经济危机的报告，保管比那些照本宣科的政治课教员讲得精彩。给我讲讲被动语态吧，别惦着晚上的批斗会啦！” 　　他叹息着：“我实在没心思啊……” 　　“我弄不明白英语的被动语态和俄语的语法习惯有何不同？你是学过亨雷的《比较语言学》的，给我讲透彻些，被动语态在科技书籍里经常出现，我要搞通它。” 　　“搞通它到英国去读伊顿公学、哈罗公学？”老头子一脸苦笑。“不是那年纪了！” 　　“我才五十多岁，老廖，你也刚六十出头，怎么，今日悟道，明天就死么？亏你白有那么多学问了。” 　　“好好，我给你讲，被动语态是最简单不过的了，亨雷教授认为：每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过程中，总是会……”他讲着讲着又想起来：“老于，我们已经在一分厂、九分厂、一零一车间作了检查，接受了批判斗争。今天是锻压中心，哦，那些个哥儿们的手劲可是挺大的，敢扭断咱们脖子，真要命咧……” 　　“嗳，老廖，动词改为过去时态加上be，可是我要问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你最好去请教萨克雷、狄更斯、笛福，或者萧伯纳去吧！哦，还有个四分厂，转业兵多；对啦，铸造中心的关不好过，那些模型工，翻砂工的火气可不小。”他转回来问捧着《英语初阶》的于而龙：“老于，咱们还有几处没有磕过头？” 　　于而龙见他掰着指头计数：“你不在算？” 　　“糟，搞乱了，重新算，一分厂、九分厂、一零一车间……”每提到一处，两个人心里就一咯噔，望着那些藐视他们的黄鼬，想着当初设计工厂时，厂区惟恐不大，车间惟恐不多，两个人有着无可名状的悲哀和悔恨。《聊斋志异》里有个故事：一个财主在地狱里，被狱卒灌着他生平暴敛钱财所熔化的铜汁。蒲松龄叹息着，生前惟恐其少，此时深恨其多，但那是自私贪婪的报应。“可我们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动力学家莫名其妙地问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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