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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天民
——果园城记之三 　　“葛天民在家吗？” 　　我站在大门里面过道上这样喊着，几只麻雀在庭院里叫着，里面没有应声。 　　我在过道里等了许久。一只黄狗从大门外面经过，向里头望望，接着又走过去。我预备再喊一遍，凑巧这时有人从外面走进来。 　　“葛天民老兄！” 　　“哦！马叔敖！” 　　葛天民非常惊讶。我们前面说过：葛天民懂一点医术，他跟他父亲老葛医生学的。现在他夹着出诊包，就是说他不单会给病人吃甘草和麦门冬，面且会打针了。他当然想不到我来看他，笑着说： 　　“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 　　于是我们穿过过道，再走进角门，我们在一个空院子里了。院子里有三间平房，坐北朝南，这就是葛天民的诊所。房门前有个葡萄棚。葡萄棚下面放着矮小的小桌，右边有一把旧式的圈椅，另一边是一只小凳。桌子上展开着一本书。在我们对面，靠左边墙角上有一棵合欢树，院子中间放着鱼缸，沿墙是美人蕉、剪秋罗和各种还没有开的菊花，只有园艺家可能说得出它们的名目。那些肥大的葡萄在空中吊着，已经烂熟，变成紫色的了。 　　一种乡村的空气马上包围了我们。 　　“你大概没有想到是我？” 　　“怎么会想得到！说真的，你想想有多少年……” 　　葛大民把出诊包送到屋里。接着走出来，对着空中向隔壁大声叫喊： 　　“李嫂！李嫂，拿茶来！” 　　直到这时我们才有工夫坐下。葛天民七年来几乎可以说没有变化，正相反，葛天民反而胖了。一个自得其乐的人总是要胖的。他们量大心宽，将近四十岁便胖起来，用这里的说法是“发福”了。 　　“你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哪里吗？”我问这个果园城的农场场长。 　　葛天民用手抹着他的发亮的额头，想了一下。 　　“我想，是在打船的地方吧？” 　　“我想不是。” 　　“那么是在果园里？” 　　这个没有嗜好的场长，这个过着闲适生活、为人淡泊而又与世无争的人，他大概是忘记了。我最后看见葛天民先生是在七年前，那时候他没有现在胖，胡子没有现在浓，他正在农场上指挥工人工作。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件事责备他记性不好，人是生活在小城里，一种自然面然的规则，一种散漫的单调生活使人慢慢的变成懒散，人也渐渐习惯于成规。因此许多小事情也正像某年曾到河上洗澡某日曾到城外散步，这种类似的事件人们很容易的就忘记了。在这里也和乡下一样，大部分人是不愿意将金钱和时间耗费在享乐上面的，人记得最清楚的是宣统元年曾经买过火钵，民国十四年在某地买过雨伞，民国十二年又因某事曾在某家店铺裁过一件长衫，尽管这些店铺早已不存在，早就倒闭了。 　　我们并没有重要事情要谈。我于是提醒他： 　　“我记得我们是搭伴过河去的。” 　　“搭伴过河去的吗？”葛天民先生满意的笑着，好像无意间从大海里钩起一件久已遗失的东西，现在他想起来了。远在七年以前，那一天他因为买一双鞋，特地陪我到火车站。 　　这时候葛天民先生的女仆送来茶和茶杯。她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粗壮得像水浒传里的顾大嫂，有点憨里憨气；可是为了活下去，这个女英雄只得雇给人家当佣人。她把茶壶和红花茶杯放到桌子上，顺便告诉葛天民，刚才巡官派人来请过他，然后走出诊所，走出葛天民先生的花园。 　　当我们批评一个人，譬如葛天民先生，我们怎能说他是好或是不好或是坏的呢？你知道我们是生活在老中国，我们的人生哲学是——一个有才能的年轻人，在十年之后他已经自以为老了，说话总喜欢用“我们那时候”开始；一个热心改革的好人，他将被蛆虫们踩在脚底下蹂躏，直到他改变了样子，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为止；反过来，假使在最初的十年中，他刚走进社会就做下累累的，每一件都够得上枪毙或二十年徒刑的大事，人家也许在背后骂他，但是直到现在，被尊敬着被颂扬着的岂不正是他们吗？ 　　葛天民先生不属于这一类，他是另外一种人。他曾在本省农业学校毕业，学得不十分好，这不能怪他，因为人根本不想教他学好。那时候地皮比现在宽，当人家推荐他或是说委派他的时候，他选定自己家乡。他回到果园城，在一片荒地上创立了农林试验场。 　　我曾经说过，葛天民毫无嗜好，每天吃过早饭，他替老葛医生看病人，按脉，看舌头，开方子；下午葛天民出城去了，葛天民到农场上去了。他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重大事情；他的工作照例是检查各种苗区，看工作进行的情形，看工人有没有按照他的规定去做。他在那里留到五点钟，有时候稍微迟些，他留到六点。这中间他发见玫瑰花的枝条长得太长，波斯菊的种子该保存下来，或是供接菊花用的篙艾生了蚜虫。 　　“老朱，老朱！” 　　葛天民先生在蔬菜区里喊着。 　　“场长先生说苞菜坏了！” 　　工人们是这样称呼葛天民的。于是到了五点，工人们，还有农场上的老牛，都站在充满夕阳的光和各种植物的香气的农场上听候场长吩咐。这一天就这样平安无事的过去了。家里并没有紧要事情等着葛天民先生回去，他不是诗人，可是乐得到河岸上去散散步，有时候也喜欢在冷僻的乡下小路上走走。 　　其实即使这些监督工作也是可有可无的，葛天民的到农场上去只是——大半是因为成了习惯。碰着刮风下雨天，或者他有别的应酬，你走过农场时没有看见他，你就知道葛天民向自己请假了。 　　他除了替绅士们培养一些稀奇的树苗，另外毫无成就。他的场虽然名之为农林试验场，可是他的土耳其种秃头小麦和农民有关系吗？他的像种花似的耕作方法跟农民有关系吗？他的接枝桑树跟农民有关系吗？ 　　“这是当然的，”假使你知道当时所有的机关都只有一个目的，都为了刮地皮，你就不会责备葛天民的成绩了。假使你知道农场的经费有多可怜，你就得承认：葛天民的薪俸仅够他的一家人买青菜，到了民国十五、十六、十七，连买青菜的钱也停发了，他每天只得吃自己的了。但是随他各机关去搜，去刮，去分赃，去狗打架，他的农场仍旧照常进行。他有他的目的，用农场本身的出产能养活两个工人，自己乐得当当场长。原来他发现“场长”这两个字比普通医生吃香，他的麦门冬比别人的灵验。 　　葛天民先生像管理花园似的管理农场，每天照例在那里留到五点以至六点钟，照例把一部分时间花费到小合欢树，梧桐树，加拿大种的杨树，印度种的槭叶树上面。 　　于是我们自然而然的谈到农场。我说： 　　“我最后一次来果园城的时候，你正在试种无核葡萄。” 　　“你记得准是无核葡萄吗？” 　　葛天民挺调皮的望着我。 　　“你试种过各种植物，可是这一回的确是葡萄。” 　　“哦！不错，葡萄！” 　　葛天民对葡萄似乎挺有兴趣，下意识的挪动着凳子，向我凑过来说： 　　“你来的时候经过农场吗？” 　　我从车站下来是经过农场的。 　　“那么葡萄呢？你看见葡萄没有？”他兴奋的问我。 　　“我没有看见，”我告诉他葡萄田好像毁了。 　　一种惊骇混和着失望的感情使葛天民的眼睛又大又空虚，兴奋立刻从他脸上消失了。 　　“还有桑园——桑园也毁了？”他接着问。 　　“桑园也毁了，”我说。“现在是一片空地。” 　　葛天民沉重的呼吸着，盯着我直发愣，好像他没有听懂。随后他转开脸，失神的望着空中，望着那棵合欢树。试想这多奇怪，这个农场的老场长竟不知道他的桑园和葡萄田！我开玩笑说： 　　“那一天我没有看见你，我想你向自己请假了。” 　　“请假了？” 　　葛天民从梦境中醒转来。终于，他领会了我的意思，做个鬼脸说： 　　“是的，请假了。请长假了！” 　　我们怎么想得到呢？这个长期不支薪水的农场场长，为人淡泊而又与世无争，常用各种稀奇古怪的小树周旋于绅士之间，老爱给病人吃甘草和麦门冬的人，我们总以为他将平平淡淡做场长做到死的，谁知道后来农场经费有了着落，当他正准备扩充的时候，他得到暗示，为着保存面子他只得自动辞职。他说他请假快五年了。 　　我们不必谈印度械叶树和土耳其秃头小麦了，也不必谈无花果和波斯菊了。接着我们谈医道。老葛医生死了，葛天民子承父业，我忘了提了，他的大门口一直就挂着“祖传内科”的牌子。说老实话，你一辈子不认识他这个医生，决不会少活三年。葛天民是个好庸医，他怕用巴豆，甚至怕用常山，在他的药方里最常见的是枸杞子、麦门冬、生地、熟地、党参、番红花。可是纵然如此，果园城的老爷和绅士们仍旧爱请他去看病，因为他随请随到，他的药保险，顶重要的是照例可以不给他诊费——看好病，有的人逢年过节给他送两盒点心，已经算天大的面子。 　　听到这种种消息谁都会气愤不平。 　　“他们干什么老不肯放过你呢？” 　　“你知道有臭味的地方就有苍蝇，老弟。这只怪地面太窄，所以有些人就被踩在地下；至于我，我就得给挤到天上去了。”葛天民笑着站起来，转转身子，忽然作个虚张声势的手势说： 　　“你等着瞧，有一天我给他们巴豆吃！” 　　当我们这样谈着话的时候，一个小贩在墙外胡同里大声咄喝着： 　　“熟枣啊，红的熟枣啊！” 　　对我辈四海为家的人，还有什么是比这种叫卖声更亲切更令人惆怅的呢？当我们回到长远离开的某处地方，忽然听见以前就在小胡同里听惯了的叫卖声，也许十年二十年过去了，我们发现它没有改变，原来小城市的生活也没有改变。 　　可能是叫卖声引诱了葛天民先生的馋涎，或者提醒他了，他踞着脚尖从葡萄棚上掐下一串葡萄。 　　“尝一尝这个吧，老弟？” 　　葛天民把葡萄放在我前面，然后他深深的喘口气。 　　“这就是那一年试验的那一种吗？” 　　“啊，正是试验的那一种。” 　　葛天民自嘲的笑着，他说他当了十二年的农场场长，幸亏自己家里还留着这种葡萄。 　　我们继续坐在葡萄棚下面，小贩过去以后，周围又归于平静。这城里的生活仍旧按照它的老规律，乏味地慢吞吞进行着，太阳转到西面去了，我们可以想象它是每天就这么着转到西面去的。阳光透过葡萄棚，温柔的从缝隙中漏下来，在对面合欢树上，几只麻雀快乐的在吵闹，墙壁和院子中间的鱼缸的阴影长长的映到地上。花园门口忽然出现一个人。 　　“葛场长在家吗？” 　　“在，在。”葛天民满口答应。 　　那人高傲的像个催科衙役，板着脸用绝对不打折扣的腔调说： 　　“县党部马委员的少爷有病，请你去一趟。” 　　“好，我马上就来。” 　　请医生的走了。我打量葛天民，从他脸上竟看不出有一点愤懑。桌子上摊着一本书，拿起来看时，原来是石印的“笑林广记”。 　　“真是葛天氏之民哪！”我站起来说，把书放到原来地方。 　　“哟，哟！别提了。”他滑稽的向我挤眼。“快成割头民了。” 　　我们笑着离开他的诊所或是说花园。葛天民诚恳的希望我能在果园城停留几天，他说他将弄一条船，溯流而上，到一个什么村子去看戏。假使可以这么称呼，他应该算是个小小的“混世家”。他是别人的父亲，别人的丈夫，会应付任何风浪，将来很可能活到八十五岁，然后安静的死去。 　　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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