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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三


  军调部从此不再存在于北平;可是军调部为中共打开了大门,使各地区的大量共产党员和特工(实际上几乎每一个中共党员均为中共特工),打着担任调处工作的招牌,日夜不息地流涌进北平,再散溢到各个重要的城市和县分,马歇尔走了,这些中共份子可不再走了,他们在北平,在华北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阶层中,渗透、蔓延、潜伏、侵蚀,或是蛊惑中共尾巴们假冒自由民主人士之名,公开明目张胆地诬蔑、诽谤、打击政府,表面上这些地方是政府所管辖,实际上,中共份子已逐渐解除了这些地方的精神武装——在军、政、工、商、经济、金融各机构中。都混进了共谍,更严重的,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和教育界,因政府一味迷信武力、忽视文化工作,都成了共谍的温床,尤其“华北学联”在共谍一手扶养中,长大起来。变成了日后北平、华北、甚至全国的一个最大的毒瘤。

  在东北,国军大量地慷慨地流血,依旧无法自苏俄手中收回大连和中长铁路,政府一再派员交涉,苏俄都装聋作哑,继续干着加紧充实装备共军的勾当。

  这就是三十六年暮春初夏时候,国内外的形势。

  在这个险恶的形势下,我全心致力于报社业务的开展,与参议员竞选的准备。

  七十

  为了开展报社业务,我必须加强充实报纸本身的内容。我们的报原就有一特色:坚决反共,坚决主张自由民主。军事调处期间,为了表示衷心渴望和平实现,我们尽量抑制感情,无论在社论、新闻,以至副刊,都在在避免使读者嗅到火药气息,对共军在各地的破坏协议,大举进攻,也万分忍耐地不以大标题或巨大篇幅的报导来刺激读者,惟恐有损于调处,唯恐不利于和平。因为,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全国军民在八年艰苦抗战之后,已经筋疲力竭,苟有一线希望,谁不愿意获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机会?政府为了恢复国力更是委曲求全,不惜妥协退让,诚心诚意谋求消弭内乱。可惜,这一片苦心,换来的却是更疯狂的暴行。自此,我们的报纸不得不恢复到军事调处以前依据事实严厉批判中共的态度,由于唤起人民认识中共真实面孔的迫切需要,我们反共的态度,比以前更为坚决。一般读者对于我们报纸的态度甚为认同;可是,我们却另外遭遇到一个困难——有些人认为我们既然坚决反共,似乎可以不必坚决主张民主自由。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我们用了许多篇幅反复详尽地申诉:军事力量能扑灭共产党于一时,唯民主政治自由思想始能使共产党绝迹。

  渐渐地,我们的言论获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大家明白了共产党嘴边上挂着的自由民主都是假的、骗人的,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最反自由反民主怕自由怕民主的;大家也明白了我们绝不能由于共产党窃取了自由民主做幌子,就厌恶自由民主,因为真正自由民主正是致共产党死命的利器;大家更明白了当全国每一人民都能享受自由民主,都能有权参政,有权立法,有权管理政府时,反共就不再仅是政府官员的事,而是每一位人民由内心坚决要做的事,那反共的力量该是多么空前的有力,空前的巨大!

  此一思想,也正是促进我鼓起勇气参加参议员竞选的最大动力。

  我深知我无群众。年龄、资历、声望、经验、财富、组织力量,我一切都不如人。可是,我愿意诚诚实实地竞选,胜利是我要追求的,光明磊落的失败我也乐于接受。

  贺大哥、姑父全家、报社同仁、初中时代的老师与同学,都做了我的助选团。表姊伉俪也特别回来一次,代我向邮政有关的人士拉票。姑父在海关的同事中,也找妥了相当数目的基本票。不过计算下来,和人家坐在屋里不动,即可稳操胜算的候选人一比,我的票数仍差得太多。

  我所谓的那些稳操胜算的人士是这样的:他们有的是商会、工会、农会、妇女会的领袖,有的是纱厂、面粉厂的老板,或者是学校校长或教授,或者是同业公会的理事长,有的是帮会首脑,有的是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的党委,有的是富豪巨绅,有的是保甲长的莫逆至交——

  这些人都有基本群众,或特殊办法。例如纱厂的老板,根本不出厂门,全部工人和眷属的选票,便足够选出一个半参议员来。学生和家长的选票投在校长或教授身上,帮会中的选票投在他们的兄弟或师父身上,各党党员的选票投在他们的党委身上,人民团体的选票投在他们的领导人身上,也都是必然可以当选的保证。地方上的散票,最有操纵力量的是保甲长,如果能和保甲长发生密切深厚关系,一些不懂选举真实意义,只懂听从保甲长命令的愚夫愚妇们,将会一骨脑儿把选票投在保甲长指定的候选人身上。(也有几位负有众望而廉洁公正的保甲长,如果他们本身参加参议员竞选很可能当选:可是他们放弃登记做候选人,也不干预民众自由选举的意志。)财富也是当选的一种力量,正当利用金钱者可以搞出许多花样,先在宣传上造成声势夺人的局面,不正当利用金钱者便暗中散发米面布疋等实物,甚或干脆散发钞票,诱使无知人民盲目投票。

  上面这些“优越”条件,我一种也不具备。因而若干友人也曾好意地劝我不必参加这一次竞选,理由是:无财无势的老百姓实在难以当选,何况我们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刚在学步阶段,笑话流弊必定层出不穷,当选不光荣,落选更难看,总而言之,染这一水,毫无意义。

  我的想法不尽相同。我把实行民主政治譬喻为游泳,我们如果想变成一个会游泳的人,只站在岸上伸伸胳臂弯弯腿,而不下水,或是弄个小洗脸盆湿湿脖子泡泡头,是永远不能学会的;我们必须亲自跳进游泳池或溪流里实地练习,也许会有人负伤,甚或淹死,但如果接受正当指导,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正正当当地学习,一定能够慢慢地熟练起来,既不会出毛病,更不会惨遭灭顶。因此要想实行民主政治,必须人人下水。竞选的人越多越好,投票的人越多越好。尤其知识分子更应该负起倡导风气的责任;如果知识分子和正人君子都不屑于参加竞选,参加投票,那么企图非法竞选与非法投票的莠民们岂不更多了一个满足私欲的好机会?

  又有一些友人向我发表高论,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得好,不外两途:一是真独裁,一是真民主。他们又举例证明:希特勒独裁时德国很强盛,斯大林独裁得更彻底,所以虎视眈眈大有吞噬半个地球的可能,英国民主,美国民主,民主的结果国家也很富强:中国不独裁,也不民主,因而老抬不起头来。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要想抬头,非真独裁或真民主不可;但是由于目前中国文盲尚多,知识不普及,思想落后,人民无能力亦无资格谈民主,所以还是走真独裁的路才有希望。

  我对此说,立加反驳。我告诉他们:他们的见解,只对了一半——我们只有,唯有,仅有一条路可走,那条路就是真民主。真独裁与一点点独裁都是要不得的。我又告诉他们:希特拉独裁带给了德意志最后惨败的结局;斯大林独裁,外表看来苏俄相当壮大,可是铁幕以内,血腥一片,广大人民仍然遭受着奴役被迫害被压榨的痛苦。最后我告诉他们:世人称羡的民主国家美国在立国不久的当初,各种选举也曾是一塌糊涂,就连林肯竞选总统时,仍遭遇到流氓包庇选举,恶势力破坏选举,混乱情况较诸目前我国有过之无不及;可是,渐渐地,由于美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认真改进,终于披荆斩棘,走上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的决心,任何人也不能动摇了。可是,我得策划我独特的战略。想来想去,我只有以最正当的方式进行;别人如果不用这种正常方式进行,于是我乃显得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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