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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零


  “停一下。”郑瑾小声制止了她。因为走廊里传来了卫兵沉重的大皮靴响声。等皮靴响声远了,郑瑾不等道静说,自己抢先说道:“小妹妹,你奇怪他们吗?不,一点也不奇怪!你要明白这些人,不是平常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共产主义者啊!

  一个人要是有了共产主义的信仰,要是愿意为真理、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去斗争,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生命的时候,那么,他一个人的生命立刻就会变成几十个、几百个,甚至全体人类的生命那样巨大。小妹妹,你们明白吗?这样巨大的生命是不会死的,永远不死的!所以我在监狱里看见了好多好多的共产党员,几分钟以后他们就要被拉出去枪毙了,但是在这几分钟以内,他们还要愉快地生活,还要努力地工作——因为他们是不死的!”

  道静贪婪地听着郑瑾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周身的血液突然在血管里奔流起来、沸腾起来了。她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还会碰到这样坚强的老布尔塞维克,——像卢嘉川、像江华、像她梦想中的伟大英雄人物。看,她受刑多重,而且有病,可是她却这样愉快、这样充满了生活的信心,这样用尽她所有生命的力量在启发她们、教育她们。

  “还没有去斗争就先想到死,这是不对的!”老早以前,卢嘉川曾经对她说过的话蓦地又闪过心头。可是,这种幼稚的幻想她并没有完全放弃。道静开始发现在自己的灵魂深处还有这么多不健康、这么多脆弱的地方——没有勇气斗争到最后一口气,却幻想能够很快杀身成仁完成英雄的梦想。可是,这是英雄的行为吗?……她回过头去看着郑瑾,不禁深深地惭愧起来。

  俞淑秀呢,她那孩子气的想念妈妈,想念家,害怕受苦的哭泣渐渐减少了,终于一点也不哭了。她窥探卫兵不在门外走动的时候,就悄悄溜下床来坐在道静的床上,目不转睛地望着郑瑾,听她说那传奇式的富有魅力的狱中斗争故事。

  第四天晚上,郑瑾又继续叙说她的故事。

  “在监狱里我们还开了报馆和杂志社呢。”郑瑾微笑着闭着眼睛说,“我坐狱的那时候,有两三种刊物,还有一种为了难友们互相通讯联络交流消息的小快报。有人写稿,有人负责编辑,有些人就分头去缮写。我就是缮写员。白天不能写,深夜里我的同屋难友就分班替我守夜,我用棉被蒙住全身——一个人的被子蒙不严,就用两三条棉被。被子里面点上小豆油灯,或者用手电筒,我就一夜夜地趴在地上用墨水写,写……”

  “你们这屋里怎么老讲话?少说一点吧!哨兵过来,不是耍的!”瘦瘦的刘看守趴在铁锁上冲着屋里轻声劝说着。

  “大娘,帮忙帮到底!你是好人,让我们谈谈吧!”郑瑾对女看守说,“人吃了官司够多苦啊,我们都在想念妈妈。”

  女看守不做声了。郑瑾对道静她们笑笑说:“这个女人是个受苦人出身,碰到她还算同情我们……不行,今晚上我不能再讲了。我受刑闹的身体很坏,又有心脏病……”她喘息着不做声了,似乎睡着了。道静和小俞都怜惜她,也都不再开口。但是刚歇了一歇,郑瑾却又伸出一只手握着俞淑秀的手,轻轻地温存地说:“小妹妹,和你们一样,我是多么想活下去啊!我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弟弟,还有许多要好的朋友、同志……我爱他们,真想跑出这黑暗的监牢到外面的阳光底下和他们一起唱歌、一起玩耍呀!”

  小姑娘天真地问道:“你有丈夫吗?我想他一定也是个挺漂亮的人。”

  郑瑾满有兴致地回答:“我的丈夫吗?你说对了,倒真是个很漂亮的人。高高大大的,懂音乐、爱艺术、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精神总是很饱满。我们俩一起在苏联同过学。他,他是非常爱我的。”

  “他现在在哪儿?”道静插口问道,“郑姐姐,如果有机会,我真想见见他!”

  “他现在吗,离咱们这儿很远很远,我已经四年不见他啦。哦,林道静,小俞妹妹,我们不说他了。我来给你们讲另一个人的故事,也是我在狱里亲眼看见的。你们喜欢听吗?我失眠,反正睡不着,如果你们不困,趁着深夜卫兵查得松,咱们就谈谈。”她的话像潮水样又滔滔地奔腾起来了。她鼓着全副的生命力,轻轻地喘息一阵,歇息一阵,又断续地向两个年轻的伙伴讲到深夜。

  “李伟是个精明干练而又刻苦好学的青年。他在大革命以前就参加了共产党。党派他到苏联去学习,在那儿他和他的妻子认识了,而且相爱了。她是他的同志,他们就结婚了。一九二八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第二年,他们俩一起回到了祖国。李伟在上海做党的地下机关工作;他的爱人就在上海纱厂里做女工工作。李伟住在装做阔公馆的机关里,他的爱人去看他时才有意思哩——她在工厂里做工总是短打扮,去看他就必须换上旗袍才能进门。但是匆忙中她又没处去换。她只好把旗袍包个小包挟着,等走到李伟机关附近人少的小弄堂里,才急忙换上再进阔公馆。”

  “哎呀,那要是撞上来了人,再是男人,多不好意思呀!”

  小俞忍不住又替这个女同志担心了,她瞪大眼睛的神气怪可爱的。

  “小俞,你不要总打岔。她爱她的爱人,当然用什么办法也要去看他。”道静说了小俞,又催郑瑾,“请你快说,他们后来怎样了?”

  郑瑾笑笑:“小妹妹们,别催我。等我想一想,哦,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三○年,他们夫妇俩都先后被捕了。两个人最后都被押到苏州监狱。敌人捕到李伟非常高兴。他们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他所知道的关系必然多。于是就想尽各种办法威胁利诱逼他说出组织秘密。可是李伟任凭敌人使了千条妙计,任凭敌人用尽各种酷刑——不是人能够忍受的肉体折磨,他依然是丝毫不为所动。甚至他明知他的爱人也同在一个监狱里,但为了不连累她,他竟忍住自己的感情,装做不认识她。他顽强地和敌人斗争着,并且领导着狱中同志们的斗争。敌人知道了气得发昏,最后想出了一条非常毒辣的阴谋——他们把李伟弄到上海,替他换上漂亮的西装,叫他坐上汽车,带他一同出去捕捉我们的同志。到了地方,他们拉李伟下车,他却躺在车上装傻,死也不肯下来。敌人打他、揪他,他躺在车上对围观的群众大声喊道:‘我是个犯人,他们却叫我换上漂亮的西装,坐漂亮的汽车,我身上伤痛不愿下车,他们却又拚命打我——不知道国民党生的是啥样的狼心狗肺!……’“国民党特务窘得下不了台,愤愤地把李伟仍又弄回了苏州监狱。他一回来,就对同志们讲:‘敌人不会再叫我活下去了,我就要和你们分别了。’同志们听了很难过,可是他每天依旧高高兴兴地学习、工作、做早操。他非常喜欢清洁,弄到一点点水,也要把全身洗一洗。他的眼睛大大的,头发黑黑的,身材高大而英俊。同志们,甚至有些狱卒全很敬爱他。他的嘴巴很会讲,随时随地都在做宣传。有时还唱着非常好听的男高音。狱里有点良心的看守都被他感动得改变了穷凶极恶的态度。

  “这最后的一天来到了。敌人提他出了笼子。他临走出去时,抖抖身上的土,对同监的同志们像平常一样安静地说道:‘同志们,就要分别啦,不屈不挠地斗争下去吧!共产主义是一定会胜利的!’他和每个同志全在笼子门口亲切地握了手,连说:‘祝你们胜利!’然后就昂然大步地走向刑场去……同志们站在监视孔内悲痛地望着他,一个个心如刀割。接着,传来了《国际歌》声——他高声唱着,他唱得多么雄壮有力呵!接着又传来了昂扬的口号声——他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接着砰、砰、砰枪声响了,他的声音在枪声中消失了……可是这时,全体狱里的囚犯,包括普通犯在内——他的妻子也在内,同声悲壮地唱起了《国际歌》。许多同志声泪俱下……”

  郑瑾说到这儿,声音嘶哑了。显然,她是在流着眼泪叙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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