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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六


  第二十六章

  大姐常常出去。道静就留在家里看家、做饭、洗衣、应酬主顾。

  这天午后大姐又出去了。道静抄好了一份文件,就动手和起半小盆玉米面。她熟练地捏好了六七个窝头蒸在锅里。当她在脸盆里洗手的时候,忽然侧过了头注意地倾听着什么——

  “哎唷!……我操你铁路局的奶奶!”

  这是一声轻轻地呻吟夹杂着怨忿的咒骂。道静一听到这声音,立刻像母亲听到了自己心爱的幼儿的啼哭,匆忙地把手巾一丢,三脚两步就奔向隔壁房间里去。

  一间幽暗的闷臭的小屋里,在靠窗的一条小炕上躺着一个面色焦黄头发很长的年轻人。他有两只很大的但是疲惫无神的眼睛,高高的颧骨好像镶在脸上一样突出着。他一看道静走进屋里来,立刻也好像孩子见了妈妈似的,掩饰不住地露出了天真的喜悦。

  “大姐,您又过来看我啦!”他在枕上仰起头来,没有血色的嘴唇扭动着,孩子般露出了真挚的羞怯的微笑。

  “你躺着别动!”道静弯下身去制止着他,“大哥,你要喝水吗?这会儿痛得好点没有?”她拿起一只破杯子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递给这青年。她的声音又亲切又温柔,“我们蒸上窝头了,一会儿熟了,你趁热吃一个。老大爷又出去了吗,你别着急,慢慢会好起来的。”

  奇怪,这青年刚才还在呻吟,还在悲愤地咒骂,这会儿一见道静,他就老实了,服服帖帖地像个小孩子。他睁着无神的大眼睛凝视着她,慢慢地两行热泪滚到了污黑的枕头上。

  “张大姐,您,您,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的好处呀!”

  这时,站在炕边的道静反而不好意思起来了。这个青年人也差不多二十一二岁了,他口口声声叫自己大姐。而且,在孤单痛苦中,对真切关心他的道静“母女”俩,他竟产生了一种亲人的感情,他总希望她们过来看他。他有时故意呻吟,有时轻轻敲墙,有时还忍不住直接喊着张大姐。可是,道静是很忙的——在家里要抄写,要分发文件,又要洗衣做饭,还要出去联络奔走……但是不论怎样,对这卧床不起的病邻居,她好像不自觉地负起了一个母亲、姐姐,也好像护士的责任。

  道静和大姐住的这地方,是个劳动人民杂居的小后院。这后院一共有三间北房,她们租了两间,另一间住着光棍父子俩。儿子是从铁路上被裁下来的失业工人;父亲原先也是铁路工人,现在只能当个小工,或者挎着篮子做个小买卖。但是奔跑一天,父子俩还是不断挨着饿。

  这个年轻工人名叫任玉桂,原是平汉路火车上的司炉。因为煤块砸伤了腿,好几个月不能上班,结果叫路局裁下来了。

  他失了业,腿又化脓不收口,就成天瘫在小土炕上受着煎熬。

  当大姐和道静刚搬过来看见他时,病痛、饥饿、缺乏照顾,任玉桂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但是一个多月以来在这邻居“母女”俩的照顾下,任玉桂有了起色。道静和大姐借着送活的名义,每天都要出去工作的,可是无论她们谁在家,只要看见任玉桂家的火炉还没生,她们就替他生上火;要不就给他送些汤水。任老头成天不在家,她们也常把老头留下的冷饭热好端给他。如果老头没有给儿子留下吃的,在过去,任玉桂就只有饿着等父亲赚了钱买两个窝头给他带回来,现在道静母女绝不叫他饿着,虽然她们的生活也很困苦。尤其道静因为在家的时间比较多,更多地照顾着这青年,因此这年轻的病人对她也就产生了格外亲切的情感。

  道静和任玉桂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自己屋里。等窝头蒸熟了,她把两个热窝头刚刚包好想去送给任玉桂,刘大姐就迈进门槛了。道静见大姐回来,放下窝头,悄悄问道:“妈,今天听到什么消息吗?有文件带回来没有?”

  大姐脱下一件旧蓝布夹袍,喝了一口水,坐在凳子上喘息一下说:“我才听说,最近中央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文件,好像是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可是还没有看见。秀兰,这半天家里没事吧?”

  “没有。这文件咱们什么时候才能看见?不知道红军打到哪里了,心里惦记着……妈,你饿吧?刚蒸了窝头,才出锅,你吃一点。”

  “不饿。秀兰,包起来的是什么?”大姐看见了放在桌上的小包。

  道静看看准备送给任玉桂的窝头,不觉红了脸:“窝头。我想留下咱们明天吃的。”

  大姐突然笑了。她眯着细细的眼睛看着道静温和地笑道:“傻孩子,我知道你又在耍把戏——你把窝头拿给任玉桂,然后,你告诉我,你已经吃饱了。剩下的好都给我留着。可是自己饿着肚子。这不行哦,自己的身体也要紧。”

  道静难为情地笑着:“妈,你真聪明。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

  任老头常常挎着篮子叫卖一天也挣不了一两毛钱,咱们能叫他——一个重病的人……”

  “对!秀兰,你这样做是好的,赶快给他送过去吧。可是,我不准许你再瞒着我,你必须吃饱。还有,你不要同他讲到政治方面的事。”

  “嗯!”没等大姐说完,道静就跑着把窝头给任玉桂送去了。对于这个骨瘦如柴的病人,她的心中滋生着一种崇高和无私的友爱,对于他的每一点帮助,看见他的病体的每一点好转,都使她感到极大的欢快与慰藉。

  但是任玉桂的父亲任老头却是一个很奇怪的人。开始他不理道静“母女”,虽然住街坊,他却成天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谁也不理。后来见道静“母女”对他儿子很好,他脸色虽然好看一些了,但依然不跟她们说话。有时道静坐在他们屋里和任玉桂谈些铁路上的事,谈到“二七”平汉铁路的大罢工,儿子的眼里燃起了热情的光芒,脸上有了激动的红色,老头儿却像个木头橛子坐在板凳上睡着了。因此道静心里有些讨厌他,大姐也嘱咐道静不要同他们谈政治方面的事,尤其不能暴露地下工作者的真面目。可是道静却忍不住要对任玉桂谈起政治方面的事。她的热情使她忍耐不住地说起来。

  于是,任玉桂渐渐变了。他不仅身体变得健康一些,而且精神也变得愉快了。从前,他躺在炕上无聊时,不是呻吟就是咒骂;要不,就看些《七侠五义》、《封神榜》或者《啼笑因缘》、《金粉世家》一类小说来解闷。现在在道静的启发下,他阅读起她偷偷拿给他的《大众生活》、《世界知识》等进步书刊来。当道静在屋里工作时,她常常被一种轻轻的敲击墙壁的声音呼唤到任玉桂的屋里去——这时多半是刘大姐和任老头都不在家的时候。

  “张大姐,您给我讲一点——唉,您有工夫吗?我又麻烦您啦!……什么叫阶级斗争?什么时候咱无产阶级才能——才能胜利呢?”

  而这时,道静就兴高采烈毫不顾忌地给他讲起来。

  但是在她和任玉桂讲话的时候,常常发现老头儿在门外偷听。他回了家:悄悄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不声不响地听着。竟有一次,当道静从他们屋里走出来时,他突然拦住她,悲哀而又恼怒地瞪着道静说:“大姑娘,您行行好!别再要我爷俩的命行不行呀?”

  道静很生气。这个老头子是个多么奇怪的人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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