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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宝通寺是个大庙,张庆余的保安第一总队部就设在这所庙宇里。门卫向大队长办公室通报了李大波的姓名。不一会儿,只见张庆余身穿土黄色的保安队制服,小跑着从大庙里奔出来,敬了军礼,又连连作揖,胖脸上绽开笑容,大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喘息着说:

  “不知大驾今日光临,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自己人,别那么客气。”李大波也摘下草帽点头敬礼。他把手搭在张庆余的宽肩上,随着他走进立有哼哈二将泥塑巨像把门的宝通寺,在二进院里,有三间带廊庑的禅房,原来住着一位住持和尚,如今那和尚跑了,这儿就变成了张庆余大队长的办公室。

  勤务兵端来冰镇西瓜和新沏的龙井茶,招待客人。“好,你下去吧,”张庆余吩咐勤务兵:“你去给我站岗,除了张砚田二总队长。不要放人进来!”

  为了讲话方便,他俩退到尽头一间的墙角处,那儿有一张老方丈带暖阁的禅床,他们踩着脚橙,各坐在禅床的一头,脸对脸的交谈。这房子大,容易拢音。

  张庆余盘腿大坐,低声向李大波谈说他个人的简历和冀东保安队的组织情况。

  “那还是1933年5月,”张庆余呷了一口凉茶,开始了他的叙述,“《塘沽停战协定》一签字,冀东这片地区即划为不驻军区域。听说蒋介石密令河北省于学忠,用河北省政府的名义另成立五个特警总队,用来维持地方治安。我原是于学忠的五十一军第一一八师第六五二团的团长,张砚田也是于学忠将军的老部下。因此于学忠便抽调我和张砚田分任河北特警第一总队和第二总队队长。我那时驻杨村,张砚田驻山海关。营长、连长也是由五十一军抽调,排长、班长准由我和张砚田在本团内选拔。每一个总队是五千人,都是由各县征集来的新兵,我和张砚田分驻武清县和沧县,训练新兵。两年后,1935年的5月,我们又奉于学忠的命令,由原驻地开入冀东,分驻通县、香河、宝坻、玉田、丰润、顺义、怀柔、密云、三河、蓟县、石门、遵化、抚宁一带。我的部队原驻蓟县,现又移驻通县,张砚田的总队部驻防抚宁县的留夺营。1935年后,日本越来越逼进华北,他们最讨厌于学忠,屡次向何应钦交涉,冀察政权不接受于学忠,中央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只好把于调走,于学忠将军调往甘肃临离河北前,曾派人密召我和张砚田,嘱令我们要‘好好训练军队,以待后命。’可是谁也没想到,就在那一年的11月,殷汝耕这个大汉奸,依仗日本的势力,硬把我和张砚田驻防的22县划归他们的什么狗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把我们这两个总队也改成了冀东保安队。”

  他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又呷了一口凉茶,瞪着一双大眼张开两只手向李大波又说下去:

  “老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一改变,就是说等于我们也随着他妈的殷汝耕当了汉奸队伍。这时,我非常苦闷,便派我的亲信副官长孟润生到保定向商震请示如何处理。于学忠走后,高震继任河北省政府主席,省会也按照日本人的要求,由天津迁往保定。商震带来口信,密令我们‘目前不宜与殷汝耕决裂,可暂时虚与委蛇,余当负责向政府陈明’。我们只好这么办了,于是我们便换上了这身汉奸的狗皮。

  ……”

  他扯起那件土黄色带有五色三角形袖章的宽大军服,不住地抖搂着。他的眼睛睁得更大,充满了气愤,连连摇晃着他那硕大的头。

  “老弟,自从我变成这样的处境后,”张庆余长长地叹息着说:“我受了多少冤枉气呀,我的老朋友写信来骂我;军队里的弟兄和战友也捎信骂我;走到街上老百姓对我都侧目而视,用唾沫呸我,我怎么向他们解释呀?我能说我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吗?最不能让我忍受的是,我的大儿子张玉珩,认为我在冀东任伪职,是我附逆叛国,有辱先人,竟登报与我脱离父子关系。我妻于德三也劝我迅速设法反正,以免为亲友乡党所不齿。我也不敢具实以告,只好对妻说:‘我的意思现在虽不便明言,但将来总有分晓。你可转告玉珩儿,叫他耐心等待,且看乃父以后的行动吧!’老弟,这几年我可体会透了,世界上莫过于被人误解让人痛心的了,你想想我的痛苦到底有多大吧!?”他的声音有些嘶哑、颤抖,眼泪在他的大眼里游动,但是,短时间他就控制了自己的感情,接着又爽朗地说下去。“这不,我才下力气想方设法去找二十九军宋哲元军长联系,哈,派你这位老弟来,我真高兴啊!我这是拨开乌云见太阳了!”他一只大手热乎乎地握住了李大波的手。

  他俩整整关在禅房谈了一个下午。到六点钟,张庆余约李大波到鼓楼南大街一家叫“北玉升”的饭馆吃了晚饭。李大波虽然是和张庆余初次接触,但对他印象很好,认为张庆余是一个出身行伍、憨厚质朴的人,因此,对跟他通力合作、适时起义反正,充满了信任。

  张庆余热情地向李大波劝酒,李笑着全都拒绝了,张庆余自斟自酌,喝了两杯水酒,脸立刻胀得像红布一般,连脖子都通红了。酒后多言,他眯起大眼笑嘻嘻有点醉意地说:

  “正因为要举事,没在这儿安家。我的家在天津,不然,我一定请老弟到舍下小住几日。咱俩一见如故,真是投缘。”

  那一晚张庆余非留李大波在禅房与他同住不可。一张板铺就搭在禅床旁边,彼此离得很近,他俩等于同榻而眠。临上床的时候,张庆余把马裤口袋里的左轮手枪掏出来,枕在凉枕下面。熄灯后,月光照进来,屋里一片银光,在夜暗中,他们彼此能看见对方的眼睛。李大波试探着用一些问题让他说话,于是张庆余又谈出一些他不了解的情况。

  “老弟,我告诉你,这鬼地方情况特别复杂。”张庆余经李大波一问便打开了话匣子,“复杂就复杂在这冀东保安队除了我和张砚田的一、二总队外,还有三、四、五总队,一共三个大队,是乱七八糟的杂牌队伍,有的很糟糕。”

  听了这情况,李大波一下子从板铺上坐起来,急切地问:

  “这起义的消息,可一点风声也不能泄露啊,这种杂牌军素质很差,怕他们破坏。”

  “是的,听宋军长说你很有经验,一听你这话就在行。”

  “请你务必跟我谈谈这三个队的情况?”

  张庆余喝了半杯凉茶,开始向李大波简要地做了叙述。“三、四、五三个队,总人数大约有一万五千人左右。1933年7月,日本关东军柴山司令与何应钦共同议定南北夹击抗日同盟军,蒋介石还秘密来北平会见了日本的代表冈村宁次。日本借机追赶吉鸿昌和方振武残部,这时,就由天津的一个叫李际春的汉奸,由伪满带来一部伪军,专门进扰冀东各县,其中刘佐周、赵雷两部伪军,就盘踞在滦县一带,后来河北省政府便把这些人收编了,刘佐周部编为第三总队,队部设在滦县河北省立师范学校里;赵雷部被编为第四总队、队部设在唐山交通大学里;在冀东动乱时期,有一个土匪叫胡协五,绰号‘老耗子’,手下有几百号人,就把这些土匪收编为第五总队,驻在玉田县。”说到这里,张庆余才喘着粗气,忿忿不平地说:“你看,这是些什么鳖皮烂虾、蛤蟆蝌蚪大眼贼儿呀,我这堂堂的中国正规军的军人,竟落到跟这些汉奸地痞同流合污,你说我怎能咽下这口气?!”他边说边用拳头擂得胸脯当当响。停了一会儿,他吸了一支烟,渐渐平静了一些,才又回到商议起义的话题上来。

  “李副官,我带你到留守营去见见张砚田,好不好?他可是我这次搞起义的可信搭档呀,你最好跟他也谈谈。”

  李大波一直在思索着,在宋哲元官邸这个张砚田给他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不如张庆余真诚、豁达。他决定以后要用更多的时间去接触他了解他。想了想才这样决定:

  “张大哥,这次没时间了,我只想查看一下殷汝耕这个大汉奸新修的飞机场。”

  “好吧,明天我带你去。”

  他俩谈到夤夜,没有酒量的张庆余借着那点酒气便呼呼沉睡起来,他的鼾声在深夜响如雷鸣,素有严重神经衰弱症的李大波,感到那高丽纸糊的卷帘,似乎都震得发颤,早把他的困盹儿都冲没了。

  窗外月光如水,只有蟋蟀传来唧唧叫声和栖息庙内古柏和银杏树间的黧莺①,传来啾啾的鸣声。李大波睡不着、便盘算起未来的工作。他知道宿在宝通寺禅房里的这名军人,将是党交给他的下一个兵运工作的重要对象——这关系着华北、关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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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黧莺,莺中一种,羽毛较淡,嘴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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