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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


  李宜宁的故事

  生活曾经给过我两次难忘的教训。

  读大学的时候,我和一个比我大七岁的男同学恋爱了。

  我们爱得很热烈,很深沉。我们约定毕业后一起要求到边疆去,成家立业,开花结果。可是就在即将毕业的那一学期,党组织突然把我找了去,给我看了两封控告信,控告的是我的男朋友遗弃了“糟糠之妻”。写控告信的一个是他的“妻”——一位农村妇女;另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位令人尊敬的老革命。

  这对我犹如晴天霹雳。他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些事。我只知道他是一位革命战士的后代,因为生母去世,从小就寄养在老乡家里。解放后,虽然父亲认领了他,可是因为后母不能相容,他仍然住在老乡家,直到出来读大学。他曾经在我面前对我们的恋爱前途表示担心和忧虑,但从来没有说明真正原因。

  我正要找他问个明白,他自己却先来找我了。听了他的叙述,我弄不清该不该责备他。我没有责备他。

  原来抚养他的那位老乡家里有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女儿,一直照顾他的生活。他们的父母按照乡下的习俗给他们订了婚。他对她只有感激和尊重,并无爱情。她在他心里,始终是姐姐兼母亲的身份。她不识字,他却一直读书。在他考取大学的时候,她怕他变心,她的父母就给他们“完了婚”——领了一张结婚证书。

  “你为什么要答应结婚呢?”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是爱情。我相信生活的安排是合理的。我愿意和她过一辈子。想不到真正的爱情却降临了。看见了真的,自然就会忘记假的。”

  她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淡漠。他本来以为,这是很好处理的事情,他们并没有真正结婚呀!可是很快地,他就知道自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每次回乡探亲,他都劝她、求她,希望她与他分手,各自寻找自己的幸福,可是她坚决地拒绝了。她情愿“守活寡”,也不愿意离婚。

  “你应该告诉我的,为什么欺骗我呢?”

  “我不是存心欺骗你,实在没有勇气告诉你。最后二年,放假的时候我不是不回乡了吗?我想这样她会死心的……想不到父亲出面干涉了。”

  “儿媳”把儿子不回乡探亲的事情写信告诉了父亲。父亲立即写信向学校了解儿子的形迹。当他知道儿子“喜新厌旧”之后,气得立即到“儿媳”那里去了一次,责备“儿媳”不该姑息、迁就自己的丈夫。那位可怜的农村姑娘本来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已另有所爱。如今一听,希望完全破灭,就悬梁了。还好,被救了下来。但这也就造成了轰动乡里的“陈世美事件”。扮演包文正的是他的父亲。父亲为“挽救”儿子动用了一切手段,向组织控告还只是其中的一种。

  “你打算怎么办?与那位农村姑娘生活一辈子吗?”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对自己、对我负责吗?你原来是这样一个没有勇气的人啊!我看错了人!”

  我想这样责备他。但是没有把话说出口。确实,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处于绝对的劣势。如果在“五四”运动时期,我们的恋爱还可以具有一些“反封建”的意义——必须以结婚来感恩吗?可是我们的社会已经经过了“彻底的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了。我们的婚姻法已经给了每一个人以婚姻自由。因此,我们这样的恋爱就只能是“道德败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暴露”了。再加上我是“资产阶级小姐”,又有海外关系,这性质就更加“昭然若揭”了。

  当然,如果我的男友是一位高级干部,我们的事情或者可以当作“小节”来处理。可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对他来说,没有比这更大的“节”了。更重要的是他的父亲不愿意轻易放过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终生记取这个教训。学校十分尊重他的父亲。

  党组织对他、团组织对我,进行批评教育。我们终于断绝了关系。毕业分配时,他要求回到家乡,与“糟糠之妻”厮守在一起。我呢,坚决要求到边疆去!我被批准了。公布分配方案的时候,同学们把我抬起来,在空中抛来抛去。而他,我的男友却远远地躲在一个角落里,用眼睛追随着我。

  我们没有告别。以后也没有通信。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我的初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在西藏工作了二年,因为身体不适应调回了C城。不久,我和我的一位同事恋爱了。接受以往的教训,我一再追问了他的政治状况、家庭状况。还好,是一个并无什么政治背景和色彩的人,只是比我高了一级:出身在小资产阶级家庭。我也把自己的政治状况告诉了他,让他好好考虑。他说不需要再考虑什么,我们就结婚了。

  那个家还算不错。他是音乐教师,每天在家里叮叮咚咚地弹唱,我喜欢音乐,不是正好吗?我曾感谢过上帝,总算给了我一个不错的归宿。

  谁想到我们结婚的第二年就碰上了文化大革命。政治像一场泛滥的洪水,冲击着一切,渗透着一切,撕毁着一切。我的小家庭成了我们中学的“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夫妻都成了“牛鬼蛇神”。由于我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我自然比他更受人注意。他成了“分化瓦解”的对象。大概不到一年吧,他就在“分化瓦解”、“给出路”的政策的感召下,寻找自己的出路了。

  他对我“反戈一击”,“大义灭亲”,揭发我曾经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密谋叛国投敌。事实是,六二年,我的一个在国外的亲戚去世了,给了我一笔遗产,我没有去领。可是有什么比丈夫的揭发更有力呢?我“升级”了。我被剃了“阴阳头”在地上学狗爬,他,我的丈夫却因此受到了“从宽处理”,“解放”了。

  我的心彻底冷却了。祖国、人民、党、亲人,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我怀疑,人类本来就没有什么爱情和信义。人与人之间有的只是生存竞争。与动物不同的是,动物在互相吞吃的时候不发宣言、找借口;而人类,却可以造出许许多多的旗帜自欺欺人。我相信了荀子的“性恶说”了。

  好几次,我想自杀。可是一个看管我的女学生救了我。

  她非常严格地“看管”我,劝我活下去。

  我总算“解放”了。“解放”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求离婚和调离原来的学校。我达到了目的。

  我调到了现在的学校,住在学校里。那个曾经帮助过我的女学生常常来看我,把我带到她的家里去。我认识了她的哥哥,我现在的丈夫一新。他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叫我“李阿姨”,他母亲叫他这样叫我。我当然答应了,他比我小了整整八岁。

  碰到这样一家人,使我的已经冷却的心重又有了一点热气。我对人又有了一点信任和感情。我原来没有想到和一新恋爱,一新也没有爱我的意思。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是一新的母亲,一位非常善良的寡妇。现在她已经去世了。那时,她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千方百计要给我另外介绍对象,重新建立一个家庭。她说她懂得“没有人手”的日子有多难。可是她的努力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在那样的年头,谁愿意娶我这个既有不好的“政治背景”又结过婚的女人呢?最后,老妈妈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儿子:“一新,你娶了李老师吧!她是一个好人啊!”她劝儿子可怜我这样的人,并且让儿子相信,我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孝顺的儿子答应试试。他不再叫我“阿姨”,改叫“李老师”,以后又叫“大姐”,叫“宜宁”。

  一新只进过初中,为了帮助妈妈抚养妹妹,辍学进了工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刚进厂的学徒。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和这个比自己小八岁、在知识和兴趣方面都有很大距离的青年发生爱情。当他第一次叫我“宜宁”,并且结结巴巴地说他妈叫他娶我的时候,我不知道多么吃惊。我拉着他走到镜子前,叫他看镜子中的两个人像是什么关系。他匆匆地朝镜子瞥了一眼说:“妈妈说你长得年轻,而我老相,所以我们看上去年岁差不多。”我问他:“你看我们合得来吗?”他回答:“我没有学问。你提两个问题试试看吧,看看我懂不懂!”

  他的孩子式的纯朴打动了我。我也试着与他建立另一种感情。我对于政治,对于阶级斗争已经厌倦到了极点。我强烈地盼望着歇息歇息。只要有一个茅草棚能给我挡一挡政治风雨,我都想钻进去。初中时,语文老师曾经给我读过冰心的一首诗,大意是:“天上的暴风雨来了,鸟儿躲进它们的巢里。人间的暴风雨来了,我要躲进母亲的怀里。”我的母亲早死了,我愿意躲进巢里,不论那个巢是多么的简陋。

  我和一新结了婚。幸福只能从比较中去理解和体味。我的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了,因为离开了政治的漩涡。一新根本就不管什么政治。对他来说,我是他的妻子,他的女儿的母亲,他的家庭的一根必不可少的支柱。他爱他的小家庭,自然也爱我、爱孩子。为了这个家,他可以付出自己的一切。我感到我是幸福的。

  一新不会和我一起欣赏音乐,但他可以坐着陪我听完任何一场音乐会。不错,他在打瞌睡,那又有什么关系?他实在太累了呀!他不喜欢读任何小说、诗歌,但是当我对他讲起文学故事的时候,他可以不露倦容地倾听。我知道,他什么也没有听进去,因为事后和他谈起这个故事,他仍然一无所知。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要关心我们的家庭建设,他眼睛看着我,心里在想:她该买一件外套了。

  我说要把精神和生活分开,并不是完全不要精神。我认为精神生活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我是降低了要求的等级。

  我同样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那就是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离不开我,愿意牺牲自己的兴趣、爱好来使我愉快。这样,也就给我制造出一种精神上的需要:去报答他,为他做出相应的牺牲。

  为了使他愉快,我尽可能忘记音乐、文学,也忘记哲学、思想这一类被黑格尔叫做绝对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的东西。我买了缝纫机、《衣服裁剪法》、《绒线编织法》、《大众烹调术》一类的书籍。我学会给丈夫和女儿理发。为了不使自己显得比丈夫年纪大而使丈夫难堪,我尽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一些。可以说我学会了精心修饰。

  我们就这样生活着。我知足,因此我感到幸福。我怀疑自己曾经有过别样的追求。生活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只缺一台电视机。要是买九英寸的,钱已经够了。可是一新说十二英寸的大方。女儿欢欢拥护爸爸的意见。我们为这个而努力,大概还要年把吧!

  买了电视机,我们又要为买一台洗衣机而奋斗。一新说我身体不好,应该尽可能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我这个工人阶级的任务就在于把我们家里的两个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伟大不伟大?”一新有时这样开玩笑地问我和女儿。女儿总是首先伸出大拇指叫:“爸爸伟大!爸爸万岁!”我呢,总是立即把女儿抱在怀里,亲了又亲。

  孩子慢慢长大了,需要也越来越多。洗衣机之后应该是录音机,帮助孩子学外语……

  生活产生出一个又一个需要。物质的需要一点一点占据了我的精神,最后取代了精神。欲望无止境,每一个欲望都可以作为奋斗的日标,使你无暇想到别的。

  哲学还给了哲学家。政治还给了政治家。我做一个生活专家,研究治家的业务。

  我感到满足,感到幸福。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的故事。我生活得无色无香,但也无风无浪。

  要知道,色香的后面常常紧跟着风浪。有人注意你,就有人要破坏你。谁也不注意你,你就平安无事喽!

  人还要求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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