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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

　　十六

　　赵振环：为了找回我自己，我接受你们的审判。

　　没有想到一下子会遇到这么多老同学，我一时愣住了。我常常思念你们啊！每当想到孙悦，我就会联想到你们。特别是你，何荆夫！一九六二年，我代表自己和孙悦给你写了一封信：“我们结婚了，生活得十分幸福。我们希望你早日完成改造任务。也祝愿你幸福。”是这样写的。这些日子我想过多少遍了。这是冷酷的。傲慢的、可恶的信啊！那时候，你既是我的“情敌”，又是我的“阶级敌人”。然而我更看重前者。我对自己的胜利总是既高兴又担心的。因为我内心懂得，你比我有力。孙悦当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姑娘，她只会受你的吸引，而不能与你匹配。可是再发展下去，我就毫无自信了。因此，我努力用感情牵引孙悦，扯断你与孙悦的联系。你想不到吧，后来我又自己扯断了自己牵系的红线，陷进了深深的污泥里……而现在，你和孙悦结合了吗？

　　我一个一个地打量他们，他们也打量我。我多么想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你们每一个人，可是你们的眼睛阻止了我。是我的突然到来使你们惊奇，是我的满头白发使你们感到陌生，还是你们鄙薄我的为人？为什么你们的眼神充满冷淡、疑虑、敌意，唯独没有热情？

　　何荆夫没有让我进屋，难道他还不是这里的主人？谁也不让我进屋，却拥着我离开屋子更远。我不由自主地跟着他们，嘴里嗫嚅地说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来看看孙悦和孩子……”谁也不理我。

　　他们终于站定了。这儿看不见孙悦的住处了。何荆夫首先向我伸出了手：“还认识我吧？”我迟疑地把他的手握了握说：“不知道你已经回到学校。你……”我还想问他成家了没有，但不敢说出口，我怕听到任何回答。许恒忠也对我伸过手，他比以前更瘦弱，但仍然是风流小生的派头。其他同学也把手伸给了我。可是吴春，却始终抱着膀子充满敌意地看着我。

　　我把手伸给他，叫声：“吴春！”他仍旧抱着膀子不动，冷冷地说：“我不与你握手。我正有话要对你说。我劝你不要打扰孙悦了，你把她害得还不够吗？老何，我去和孙悦打个招呼，就说我们先走了。你把这小子带到你那里。”

　　何荆夫不住在这里，他另外成家了？

　　吴春去了，何荆夫拉起我的手臂，温和地说：“走吧，我们不会吃掉你！”

　　我随着他们一起走。心里翻腾着各种滋味。我们曾经无数次手挽手走在校园里，想不到若干年以后会有这样的会见。自从离开孙悦，我就想象着老同学见面会怎么对待我。我害怕这一天，又企望着这一天。我千方百计地打听着他们的消息，小心翼翼地回避与他们见面。今天碰上了，是我自己送上门来的。我感到苦：景物依旧，人事全非了。我也感到甜：我从他们的责备中看到，横在我和朋友们之间的壁垒开始塌陷……

　　“刚到吗？”一见面，许恒忠就好心地问了我一句。

　　我点点头。刚下火车我就到这里来了。我估计孙悦不会搬家，果然还住在这里。这间温馨的小屋，原是我的家，住着我们一家三口人。

　　“是出差来的，还是特地来的？”何荆夫问我，盯住我看。

　　我点点头又摇摇头，什么也不能回答。一下子说不清楚啊！我是出差来的。又是特地来的。也可以说是偷着来的。

　　一个多月前，我和兰香分居了。我首先破坏了我们的约法三章，实在是忍耐不下去了。

　　事情还是与王胖子有关联。总编辑叫我写一篇文章，批评一个戏。我认为这是一个好戏，不肯写。总编辑生气了。他对我说：“好吧，我找别人去写。不过老赵，我觉得你应该加强组织观念。你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就不能叫你做点事情吗？”这是什么话？凡是分内应做的事情，我什么没有做呢？难道在他领导的报社里工作一定要像当年的奴隶一样把全部自由都交给他吗？可是他却把自己驾驭别人的欲望叫做“组织观念”！我顶了他：“这不是我的分内事。我是记者。”他冷笑着说：“你倒很认真地划分内分外了。前几年你不是很随和吗？”想往政治上扣了！我才不在乎。我说：“在魔鬼当权的世界里，我不能要求做人的条件。在人的世界上，我当然要做一个人。”我给他留了一点面子，没有说：前几年你不是也很“随和”吗？你给江青写了几封检讨信，不过江青没有理睬你罢了！灵魂本来是准备出卖的，但是没有卖掉。既然如此，应该清洗一下落在灵魂上的灰尘才是，为什么反而夸耀起来了？

　　总编辑没有强迫我，但给我扣了一顶时兴的帽子：“民主个人主义者”。我查查它的出处，实在想不出我为什么应该戴上这顶帽子。随便说我什么主义吧，反正我不再写违心的文章了。我够了。

　　多少次了？我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今天写文章批判昨天的文章，而明天又来批判今天。认识我的人都问我：“你有几副嗓子？调门变得这么快！”我嘴里打着哈哈说：“嗓子只有一副，可是音域宽广，而且学会了多种发声方法，所以任何调门也拗折不了我的嗓子。”可是心里是什么滋味哟！每当这时我就想起电影《家》里高老太爷命令他的不肖儿子自打耳光的场面来：“打！自己打！”观众笑了，这个丑角！我也在扮演丑角。还有算帐的日子呢！交代主观动机，检查客观效果，挖掘思想根源，制定改正措施……每一次运动中都是这一套。每一次我都知道改不了的，永远改不了。果然检查的墨迹未干，我又“重犯”了。就这样，我慢慢地丧失了一个人民记者的责任感和光荣感，丧失了一个人的自尊和自信，我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工具，完全失去了我自己。

　　这教训还不够吗？违心的文章，我决不再写，就是不写。帽子总不比良心重吧？

　　三天后，报上登出了一篇文章，是批评那个戏的。署名晓旺，是王胖子。两天前他还对我说，这种差事摊到他头上，他也要拒绝！这个无耻的王胖子！我真不愿意对他正眼看一看！

　　好戏连台。王胖子文章见报后第三天，总编辑宣布：“王XX的表现很好，以实际行动改正了错误。根据党的一贯政策，让他回采访部工作，并恢复原来的职务——采访部主任。”王胖子又是我的顶头上司了。这倒也没啥，我虽然姓赵，却也不以“赵老太爷”自居，以为自己头上照着什么官星。孙悦的爷爷曾说我是“文曲星”，看来应验了。不是文人吗？而且笔也曲来路也曲。这位老爷子！他与我的父亲是我们镇子上两个有名的老古董。文坛与官场，同样不太平。我是离开这两个东西越远越好的。可是冯兰香——我只能这么叫她！她一天到晚向我嘀咕个没完：“到手的好差事叫人家拿去了。你就不能学学人家王胖子？”“主任这头衔我倒不爱，可是以后讲按劳付酬，主任硬是比一般记者拿的钱多。我不嫌钱烫手！”嘀咕你就嘀咕去，我丢给你两个耳朵，一个管进，一个管出。可是千不该，万不该，你又是打酒，又是买菜，把王胖子请到家里，请求他向总编辑推荐我当采访部的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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