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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


  二十三

  孙悦:谁能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


  想不到第一次到他的住处去找他,就和他谈这样的事!

  “荆夫,你的那本《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书不能出啦,这是党委的决定……”他会怎么想、怎么说呢?他受得了这样的精神打击吗?要知道,他不是为了名成利就才写书的。他写的是他二十年来在人生道路上的体会,他为的是他所追求的目标。

  由于自尊心的缘故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情况。可是我了解一切。我有两个“义务情报员”:一个是许恒忠,他常常建议我劝劝何荆夫,不要做这类冒险的事。“这些年的斗争情况老何已经隔膜了,他在凭着一股热情瞎闯呢!我看透了,既有变过来的时候,也就有变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小说家了。这人平时并不活跃,但却是我们同学中的“消息灵通人士”,对文艺、出版界的情况特别熟悉。他常常把出版社关于这本书的争论、反映告诉我。书稿发排的时候,他兴奋地跑到我这里说:“孙悦,今天请我吃杯黄酒,有喜事!”好像他自己的书就要出来了一样。他感慨地说:“我缺乏老何那样的勇气,这一辈子只能这样庸庸碌碌了。我快成了中国的奥勃洛莫夫了。也许是因为我一直没有失去安宁的眠床的缘故吧?文穷而后工,古今皆然。我还是穷一点好。可是我又怕穷的滋味。”我给他喝了酒,但着实笑了他一通。我在高兴的时候喜欢和人家开玩笑,有时还会促狭。

  可是谁能想到,竟会发生这样的事: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的书,一个大学的党委书记可以卡住不让出。还讲不讲法律,讲不讲原则了呢?

  “这一关我们不能不把!而且,我们这样做也是对何荆夫的爱护。他不应该忘乎所以,以为现在什么修正主义的货色都可以拿出来了。”

  奚流在党委会上是这样说的。事情的始末我不大清楚,但我可以肯定,他是始作俑者。然而,在会上提出问题的却是游若水。在党委扩大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突然叫奚流:“奚流同志!我有一个问题想提请党委研究。系总支书记们不一定都参加了。中文系的孙悦同志可以一道参加研究。”奚流立即点头答应,连问都不问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必要在党委会上研究?这还不是事先商量好的!

  我当然留下参加这个我事先毫无准备的问题讨论会。讨论一开始,游若水就拿出一份复写的材料,一、二、三、四、五地汇报他所发现的《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一书中的修正主义观点。

  “最大的、最危险的修正主义观点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不是矛盾的,而是相通的。这就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说。但是,他不愿意详细地说一说,作者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通的,作者所说的人道主义是什么内容。而我是知道的。荆夫讲的人道主义是要彻底地解放全人类。不但把人从阶级剥削和压迫中解放出来,而且从形形色色的精神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从盲从中解放出来,并且越来越多地摆脱动物性。他反对把阶级斗争当作目的,反对夸大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导致对人民群众的伤害和分裂。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应有更广泛的民主、自由和平等。他要求不但从物质上而且从精神上把每一个公民当作人,尊重他们的权利和个性。这难道不对吗?可是游若水认为,这些统统是修正主义观点:“问题是十分清楚的!所有这些观点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都一再批判过。而且不是文革中批判的,是十七年批判的,也就是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进行的批判。”

  我不知道逻辑还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因为它是这么简单:十七年——文革——现在;肯定——否定——肯定。三段论。黑格尔活着,会招收多少中国的弟子啊!

  游若水发言的时候,白净的面皮涨得通红,光秃的头顶闪闪发亮。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奚流,奚流却不看他。奚流轮流地审视着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最后把视线落在我身上,停留了很久。

  游若水讲完,把材料叠好装进衣袋。奚流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转向大家,平稳地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要出这本书。要不是游若水同志从有关方面听到消息,并主动讨了一份校样来看的话,这本书就出笼了。”是游若水干的吗?我怀疑。这个人居然会发起一件事?

  “孙悦同志!中文系总支是不是知道这本书呢?”

  听到奚流在问,我立即回答:“我是知道的。”

  “为什么不过问?”奚流问。

  “这是出版社的事,我们无权过问。何荆夫同志也有他的出版自由。”我回答。

  奚流的颧骨向上耸了一下,他问党委委员们:“是这样吗?那末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是要实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党还要不要领导?”

  校河的水今天多么情啊!水至清则无鱼。这河里是无鱼的。鱼需要浑水,这是肯定的。人呢?也需要浑水吗?明明是一池清水,非要投进石子、烂泥、杂草把它搅浑不可吗?

  党委会里资格最老的委员首先发言了。他的头发白如麻丝。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的眼睛是那么真诚坦率。在那些动荡的年月里,我“保”过他,也曾经像女儿那样在他面前倾诉过委屈。他总是安慰我:“你还年轻,经历经历有好处。”我多么尊敬他!

  “按照以前的惯例,出版社出书之前应该与作者的单位联系一下,这样我们大家都不至于被动。现在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尽可能妥善地解决吧!作者还是个年轻人,说服教育为主吧,劝他把稿子撤回来,改好再出书。我看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批判了多少次了。四二年延安整风的时候……”

  我知道,他又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地谈起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来龙去脉了。文革中每次批判斗争他的会上,他都讲四二年延安整风,与王实味等人的斗争。他总是用他那慈祥而坦率的眼睛望着“红卫兵”们:“我没有搞过修正主义。我接受了党的长期教育。自从延安整风……”“红卫兵”说他是“臭表功”,骂他,侮辱他,嘲笑他。可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修正主义。我因此对他益加敬重。可是这两年,我觉得跟他有了距离。生活在前进,他却和十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一个样,就像这会议室里的一个雕像,永远放在那个地方,又永远是那个姿势。你可以欣赏他,但不能和它讨论任何实际问题。“小孙啊,千万要把稳舵。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会太长。我们党肯定要管的。四二年在延安……”我一听到他对我说这些,心就往下沉。我多想用力推他一下啊!可是我人小力薄。

  “现在的情况与以前不同了。出版社对作者一般是不应审查的。不过,对何荆夫这样具体的人,写这样一本具体的书,是应该慎重的。”

  发言的是一位兼哲学系总支书记的党委委员。与我一样是“科班出身”。据我了解,他的思想还是比较解放的。今天是被这“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吓住了吗?

  “何荆夫在系里表现怎么样?听说有些反映。”一位女委员接着上面的发言提出问题。我简单地回答:“很好。”脑子里在想:“具体的人”和“具体的书”应该怎么理解呢?“具体”到怎样的程度我们就有权干涉了呢?没有出版法。对每一个人都可以来一下“具体”,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找到应该受到干涉的理由。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具体!具体!具体……多么难掌握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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