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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新生活



  那是一望无际的甘蔗田,被锄起的赤土之畦,几百条平行规则整齐的一条条互有界限,一直伸展到远方。处处可看见戴斗笠的女工(被制糖公司雇用的农妇)之群散布于其间作业着。也看见了四、五辆运肥料的牛车发出格托格托悠悠然的声音。还有一条水量少了的河流,闪着白光流向远方隐约可见的海。

  太明自从到农场工作后,心身恢复了活力。农场的面积有四十多甲步,会计的工作轻松,每天工作一小时便处理完了,其余的时间太明在农场内溜跶,或跟农民闲话家常,有时心血来潮,帮女工们整理或捡拾蔗苗。这样做使他的心身适度的疲劳,因此夜里在农场的宿舍里睡得很熟。太明便从那病态的心情,渐渐转成为快活的心情。

  黄忙于跟外部的交涉,农场内的事情完全交给太明处理。

  农场里在种下蔗苗后,要除草、中耕、培土、接连不断地有工作。他在那里过了三、四个月,太明自己都觉得气色好了,原来苍白的脸不知不觉已泛出血色。但是女工们因为工资很低,一天的收入只有三、四毛钱,因此她们中午自带的便当往往是蕃薯签。太明一个人吃白米饭觉得不好意思。当时经济不景气到谷底,中学毕业的人也只有二十七、八元的月薪。太明在农场的薪水是四十八元。虽然留学四年仍然如公学校训导时代一样的月薪。但在黄的农场里这已是最高所得了。

  他常常用一部分薪水买些蕃石榴或柿子,请女工们吃。女工们都对他有好感,即使是私人的事情也找他商量,他也尽量照顾她们。

  有一天,太明劝一个做工的孕妇都临足月了要在家里休养,但她不休息。工资是按日计算的哪有余裕休息。太明没有办法,尽量分配较轻便的工作给她作。这女工的名字叫阿新嫂。

  有一天晚上,他在梦幻中被一阵慌张声惊醒跳起来。

  来的是两三个女工,着急的说:

  “阿新嫂难产,所以想借一些人参。”

  产妇出血须用人参止血,但太明很遗憾手头没有人参。她的家就在附近,太明立刻跑去,邻居的妇女已来了,纷纷表示意见,听见房内有人说:

  “不能睡着呢。”

  激励产妇振作的声音传出。因为男人不可进入房内,她的丈夫阿新哥和孩子都站在房门口。太明从竹子编的墙壁缝窥视房间内,那不寻常的严重样子沉沉欲睡的产妇,旁人硬要她醒着而在她耳边频频大声叫:“阿新嫂!”因为胎盘出不下来,出血不止,希望给产妇喝人参汤,然而到处找不到人参。太明提醒她们应让产妇安静才好,但充当助产的欧巴桑相信“睡着了会死”的相传说法,不听太明的话。太明对于生产也没有知识,但以常识来说,他认为应让产妇安静的睡。然而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去请医生来,他飞奔到派出所打电话,但半夜里电话一直打不通。太明无奈只得回来。那时阿新哥在房门口惊慌失措,孩子们则: “阿姆!阿姆!”的哭叫着。

  太明对于这些人的无知感到恼怒。这些人不相信现代医学。当太明要去请医生时,连阿新嫂本人也说:

  “不要去请医生,若要给男人看,不如死了,算了。”

  她在痛苦的气息之下这样的叫着,表明不愿意给医生看。照这样子看来,纵然医生来了,也无法进行急救。至少若有个产婆在场,总是比较有面对难产的知识,而阿新嫂的难产却连产婆的帮助都没有。这些人认为,产婆是中产阶段的太太们生产时请的,农妇生产不必请产婆,顺其自然的生产。顺利的生产当然没问题,但若碰到难产就无法挽救了。由于其无知与顽固所形成的这种难破除的愚蠢习惯,往往便可以获救的母亲的生命,或有时甚至连婴儿生命都无意味的丧失。

  阿新嫂也成为这种不幸之签抽中了的女人,应是庆生的分娩之床,一瞬之间化为死床。太明呆然在那里,心里想着:

  “多么的胡涂、多么的愚蠢、多么的.......”

  他的心里再三这样的想着之中,忽然想起了他记忆中的事,有一天,他为了什么事去阿新嫂家,夕阳已西下四周昏暗,院落端有猪“呜呜”叫着,蚊子很多扑脸而来。室内黑暗尚未点灯。太明在院子里大声叫:“阿新哥!”没有回答。他不停步的走到正厅,正想进入,蓦地看见地下有一团什么,他险些踩到,吃惊地停住脚步重新看看,那是小孩。大约五岁的小孩,身体裸着睡在地下。再里面也有两个躺看,他在门口更大声的叫“阿新嫂!”听见从后面传来女人的声音,不一会儿阿新嫂挑着肥料桶,手里携着蔬菜回来了,看见太明高兴地殷勤打招呼,迅速把肥料桶放下院子,进入屋里,“心肝仔!”

  她说着抱起孩子,亲亲脸,把孩子一个一个抱上台湾眠床。她这才点灯,请太明进屋。之后阿新哥也荷锹从田里回来了。夫妇两人都工作到很晚。尤其是阿新嫂,从农场回来,便到菜园浇水或施肥料,每天少不了这一课,然后才准备晚饭。孩子们等待得很累了,就睡在地上了。

  太明把来一趟的意思交代清楚了,便马上要回去,但阿新哥站在门口,粗臂大张开拦着不让他回去。

  “就是蕃薯签或稀饭也罢,请你留下来吃吧!”

  他说着很热心地挽留,太明原不想打扰,但那非常的盛意不便拒绝就接受招待了。

  阿新哥马上把小孩子叫醒帮忙剥花生壳,在暗淡的手提油灯下阿新哥一边剥花生壳一边说:

  “年纪大了没用啦,年轻的时候,精力太充沛不听父老的话,种甘蔗失败了。我本来有八甲步山地,从甘蔗会社领取二、三百元,把山地完全开垦。会社很吝啬,补助金少得不如泪滴呢,每一甲步只补助四十元,仅是开垦费就高达一百五、六十元,而收成的甘蔗,由会社擅自订价格收购,价格太低了,无论如何不划算,而事先宣传一甲步地可以收获十几万斤甘蔗,我的土地是属于山地,所以至多收成六、七万斤,我们夫妻两人拼命工作,也没有办法,终于连山地也不得不卖掉。然而这也是运气,有一次遇到干旱完全歉收,那时连甘蔗苗的费用都未收回。本来农业五年里就有两年的天灾。若不是干旱就是暴风雨。不过,胡先生,你的头家善于交际所以经营得不错,他承包运输甘蔗,每年有几千元的杂收入,而且又是甘蔗栽培的奖励委员,从那里又能够领取奖金。我因为不懂日语所以不行。若我未从事种甘蔗也不会这么穷......不过那时候我也雇用过十几个苦力呢,哈哈......”

  他落寞地笑着,心里有无限的感慨。阿新嫂在隔壁厨房准备晚饭心无杂念,锅子里炒着,沙啦沙啦作响,花生香阵阵扑鼻。不久阿新嫂笑着出来。她再三的说没有什么菜,表示歉意,虽然显得很不好意思,但脸上又清楚的看得出来,因为太明能留下吃饭,而使她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她说:

  “先生来了呢就这一点便会发财!”

  她这样寒暄着,端菜上桌,阿新哥在太明的碗里斟满米酒,自己的碗里也斟满。两人一边吃花生一边喝酒,太明很愉快。他想到那时的情形,对于阿新嫂的死更加感到悲痛。

  由于发生了这件事情,使太明深切地感到不仅儿童需要教育,连已经成为大人了的,这些无知的人也需要教育。为了使这些人不再由于无知而发生这种悲剧,他决心要用自己的知识来灌输她们。他认为教育不一定只在学校里施行,如今在他周围工作的女工们也都是应教育的对象。

  太明一旦下了决心,立刻就利用午休的时间,每天对女工施行促成教育。他利用大树荫作临时教室。从日本语、算术等,渐渐地教她们一些生理卫生的基本知识。这年轻的教师受女工爱戴。而且女工们对于太明的教授法深深得益,她们对于这午休时间的授业很感兴趣,因此知识增长进步也快。太明接触着这些对于如干涸的砂地吸水般,不断吸收知识的女工们,他做为教育者的喜悦便如泉水般涌出来,而感到一天一天都是美好充实的。

  然而农场生活,也并非都是明朗的一面,到了秋天农闲期女工们也不到农场来上工,太明趁着其余暇查查农场经营内容而感到愕然。他一向相信黄说的话,以为农场的经营,账面上都是黑字,其实却是都呈现赤字。而且因为今年连续干旱,亏损更大,实际情形这样,为什么黄却不在意呢?太明感到纳闷不解,有一个机会时他便问黄这事情,但他若无其事地笑着说:

  “闯事业就是这样,像当教员一样的很诚实在社会上是难推展的。我从制糖公司融资二万元,其它的农场也这样。但这种情形若向社会公开将会破产,所以都对外宣称农场有盈余有盈余。其中也有的农场因为向制糖公司借的钱无力偿还,而宣告破产,可是,制糖公司是赚钱的一方,须有要领的依靠公司,而能够生活教育孩子便行了,这是我的人生哲学。”

  太明这才知道“原来如此”,如今他才看到世间的另一面,然而若是这样的经营因难,他不应该还主张提高女工的工资,他反省自己的越分行为,太明说出这一点,黄说:

  “若付得出会提高工资的,这样很好。”

  他的口吻很看得开,然后又说:

  “到了收获的甘蔗搬运期又可以赚入几千元弥补。最可怜的是农民。他们受到鼓励种植甘蔗奖励人员之言鼓舞,非常努力的种甘蔗,但因为没有保障,甚至落到无法维持下去。但无论如何,像这样持续干旱,就没有办法可想了。若是越走越陷入因境,实在无法突破,我们两人再去当教员吧!”他说着,发出并不担心的豪爽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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