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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后来她从操场那边走过来,头发被风吹得歪歪斜斜。她问我:“今天夜班?”

  我说:“不,今天请假。都考完了?”

  “是啊。”她说,“去我家吧。”

  那阵子因为临考,她不再和我做爱,也不让我去她家。我在糖精车间倒三班,倒得天昏地暗,性欲一下子没了,也懒得去找她。到她家之后,她给我煮了两个鸡蛋,放了点糖,让我吃下去。这是所谓补身体的办法,那阵子她自己也就吃面条,图方便。她说我精神不振,看上去瘟头瘟脑的。我说:“大姐,我夜班下来还没睡,我当然精神不振。”她有点失望。我说:“你是不是要做爱啊?”她说:“呸,你还是先睡会儿吧。”我听了她的话,加上肚子里有了两个热鸡蛋衬底,睡意当头砸来,倒在她床上就开始打呼。

  我醒来时,天都黑了,搞不清自己是在哪里。我睡醒时候总是这样。后来想起来,是在白蓝家,我躺在她的床上。她正在灯光下听录音机,声音很低,把耳朵凑在那里听着。我问她:“你听什么呢?”她说:“你的磁带啊。其他歌都不好听,就那首《姐姐》好听。”我说:“就是冲着这首歌买的,你要喜欢就送给你吧。”她说:“真好听。”

  她还问我:“你衣服上是什么味道啊?像咖啡,又像烧过的炭。”我说:“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叫甲酯,是我们车间的原料。我就是管甲酯的。那玩意的味道,沾在毛衣上,洗都洗不掉。”她说:“还好,不难闻。”我说:“这是我唯一感到幸运的地方。就算是个流氓,也不能浑身发臭。”

  我问她,接下来打算怎么办。她说过了春节就辞职,然后等录取通知,录取了就去读研究生,这是最简单的程序。我说:“万一没录取呢?”她说:“那我也不想干了,开春以后,新车间造好了,听说要调很多人去造糖精。”我点头说:“确实不用去受那份洋罪。”她说:“早点辞职,把档案调到街道上,厂里就没办法卡我档案了。”我问她,什么叫卡档案。她说就是拖着不把档案发出去,等到开学之后,档案还没到学校,就自动取消入学资格。这种事情很普遍,单位里故意这么干的。我说:“不会的,谁敢卡你档案,我就把他脑袋卡下来。”她笑了,摇头说:“又来了。”我打了个呵欠说:“我说真的。”

  那时候我想象的是,厂里卡她档案,而我拎着几根雷管跑到办公大楼。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跑到哪个科室,但雷管是会说话的。然后她被送去读研究生,我被送去坐牢。我这个行为是个十足的反社会分子,仇视一切,乃至变态。照白蓝的说法,路小路,你还是少幻想一点这种事情,你知道哪里去买雷管吗。

  她告诉我,辞职以后她要去北方,坐上长途列车,沿着京沪线到北京,再去唐山。她一直想去唐山看看。随后她将往西到敦煌,取道格尔木进入西藏,她将在西藏???留,去见一个朋友,然后经过成都到上海,再返回戴城。她在一张中国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四方形的路线。她说:“回到戴城,应该是五月了。”

  我半躺在床上,一言不发,看着她在地图上指指画画。她问我:“小路,跟我一起去西藏?”我摇摇头说:“西藏有什么好玩的?我也请不出那么长的假,还要去读夜大。”她觉得跟我简直没什么好多谈的,我越来越像一个上三班的工人了,一睡醒就去上班,一下班就想睡觉,而且永远睡不够。她托着腮帮子观察我,而我接二连三打呵欠,我不是摆谱,我确实不知道西藏有什么好玩的。后来别人告诉我,西藏是文艺青年的圣地,有生之年一定要去西藏,还给我看马原和扎西达娃的小说,我佩服得不行,同时也感到后悔。人一辈子错过的东西太多,也不值得为之捶胸顿足,但是,二十岁那年没有陪着她去西藏,想起来还真是很遗憾。

  她问我:“小路,你活到这么大,最害怕什么?”我说我最怕上三班,日夜颠倒,干得我神志不清,青春痘死灰复燃,脸色好像从棺材里爬出来一样。她说:“那我们要是分手了,你害怕吗?”她问得很奇怪,分手了只会难过,怎么会害怕呢。我想了想说:“起初大概会害怕吧,以后就好了。上三班会永远害怕下去,所以还是上三班比较可怕吧。”她就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说:“可怜的路小路。”

  她还说,我在糖精厂大闹会场的时候,她其实很爱我,可是她又很清楚,我这么干是找死。假如我只能永远上三班,那么,我的这种嚣张就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我说我无所谓,再说我也并不嚣张,我大多数时候都很温和的。

  她说:“你不要自暴自弃就好。”

  我说:“好的。”

  那年冬天在我印象中特别长,天空总是灰蒙蒙的,想不出有什么晴朗的日子。有一部分时间,我用来睡觉,剩下的时间就在车间里造糖精,车间里光线很差,即使是晴朗的天空也被隔离成灰色暗淡的。我就像一个生活在北极的人,据说白夜会使人得忧郁症,性欲减退,生育率是负数。当时我就是这种情况,到了白蓝家里,看见那张床特别亲切,倒下去就睡着了。

  春节之前,厂里发了很多年货。工人都很高兴,整箱整箱地往家里搬方便面和橙子。最喜庆的是发鱼,两尺多长的大鱼,用卡车运到厂里,发到各个班组。鱼是有大有小,大家抽签,然后排队挑鱼。九三年春节,我还在钳工班,手气不错,抽到第二位。当时德卵抽到第一位,结果这个傻逼学雷锋,挑了一条最小的鱼。轮到我的时候,钳工班的师傅都瞪着我,我心里发虚,也挑了一条小鱼,只有一尺来长。排在我后面的老牛逼占了大便宜,毫无愧色地拿了一条两尺半长的大鱼。到了九四年春节,我很想报这个仇,结果发鱼的那天我正好是上夜班,晚上十点钟到了车间里一看,有一条九寸来长的小鱼挂在休息室里。别人告诉我,那就是我的鱼,抽签结果我是排在最后一位。我问他们,谁他妈的替我抽的签。他们说,别人都抽好了,剩下最后一个当然就是你。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抽了多少次,把我抽到了最后一位去。

  那年还发兔子,活的。厂里扩产征地,把附近农村的一大片地皮吃了下来,那地方正好有个养兔场,养着千把只兔子。农民没地方安置兔子,干脆全都卖给了我们厂。上千只兔子在养兔场里,无人照看,像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成批地死去。死兔子很难处理,又不能吃,又不能扔到垃圾桶里,别人会以为闹鼠疫。厂里没辙,把兔子发到职工手里,让我们拿回家,或杀或养,自行处理。中班回家的路上,我自行车龙头上倒挂着一只活兔子,用麻绳绑着,它很难受,一路上不停地踢蹬。我不知该拿它如何处置,我没吃过兔子肉,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吃,它剥了皮又不够做一条围脖的。我把自行车骑到白蓝家,她应该也有一只兔子,两个兔子在一起也许就不那么难受了。结果自行车骑到新知新村,拐弯拐得太厉害,那兔子一头扎进车轮里,咔嚓一声,脖子被绞断,终于不再踢蹬了。

  我非常沮丧,拎着死兔子上楼,那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进门之后,只见桌上一堆骨头,盘子里还有几块残肉。她剔着牙说:“哎哟,你还特地送兔子过来?我都把我那只吃掉了。”我说:“白蓝,你也太残忍了,就这么把兔子吃了?谁给你杀的?”她满不在乎地说:“自己杀的。”我不信,她能把一只活生生的兔子开膛破肚。白蓝说:“切,我解剖过的兔子比你见过的还多。”后来她还表扬我:“路小路,挺能干啊,把兔子摔死了。”我说:“不是摔死的,是绞到轮胎里死掉了。”她卷着袖子说:“兔子就是要摔死才对,绞到轮胎里,异曲同工。我再给你做一个麻辣兔肉,保证你连兔头都吃个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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